战俘作为兵源：“中国特色”的战争惯例
在以后历次改朝换代的内战中，刘邦的战俘政策被长期延用，成为一项“中国特色”的战争惯例。每一个成功的改朝换代者，几乎都是善于招降纳叛者。
比如西汉末年篡政的王莽被消灭后，各支武装彼此混战。东汉光武帝刘秀从今天河北北部地区起兵，击败并收编了河北地区“铜马”、“高湖”、“重连”等林林总总的武装团伙，整编后成为自己的基干力量。最后得以平定全国，史载其受降收编的总兵力居然要达到一百多万！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说，“盖先后所受降者，指穷于数”
东汉末年的曹操又重复了这样的故事。在东汉末年的战乱中，曹操原来只是一支地方性的军阀武装，公元192年，率军在山东兖州一带击败黄巾军，30万黄巾军及上百万的家属一起投降。曹操将其中10多万士兵整编为自己的“青州军”，成为他的主力部队。在后来的混战中，曹操有过为父报仇坑杀徐州几十万军民、在官渡大战中坑杀袁绍军的战俘等野蛮行径，但在北征乌桓、南征荆州，都以受降收编而结束战役。
隋末战乱中最终的胜利者李渊、李世民父子，也是招降纳叛的高手。617年晋阳（今山西太原）起兵时李氏的全军不过3万人马，仅据一州之地。往关中地区发展，击败并收编孙华等关中各部，军队膨胀到20万人，得以割据一方，并东出争夺天下。李渊行赏军功无论士卒原来是平民还是奴仆身份，“矢石之间，不辨贵贱；论勋之际，何有等差”！割据今甘肃一带的薛举是唐朝大敌，多次击败唐军。薛举死后，李世民力战得以击败其继承人薛仁果，“得精兵万余”。李渊派遣使者告诫李世民“薛举父子多杀我士卒，必尽诛其党以谢冤魂”。但是最后还是撤销成命，只是杀了为首的将领，“留兵不留将”。而唐朝在打天下的过程中更多的情况是“留兵又留将”，唐初名将李勣、尉迟敬德、秦叔宝（秦琼）、程知节（程咬金）等都是降将带降兵，为唐朝赢得内战的最终胜利。
这个办法后来在少数民族王朝入主中原的时候也被广泛采用。契丹族的辽朝在关外兴起的初期，就开始将前来投降的杜重威、李守贞等部20多万汉族军队改编为“控鹤军”、“义勇军”、“护圣军”、“虎翼军”等职业部队。女真族的金朝也曾收编山东等地的汉族民间武装李成等部，作为进军南宋的前驱。后来满清入关后大量收编明军，改编为“绿营兵”。
中国古代以战俘为兵源的历史惯行，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改朝换代在军事层面上的阻力，得以在相当迅速的时间里完成皇朝的更替。历史上著名的一些改朝换代事例往往都是在一代人（20年）不到的时间内完成，特别成功的比如上述的刘邦、刘秀、李渊李世民父子，都是在10年不到时间里“夺取全国政权”的。每当内战的一方开始具有一定的优势后，劣势一方的武装力量投降归顺现象就会加速度出现，甚至会出现雪崩效应，胜者“摧枯拉朽”般地获取内战的全面胜利。但同时，“招降纳叛”这种传统政策的“反作用”也同样明显：“效忠”往往沦为一种机会主义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