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先生是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重要学者，他对众多社会思潮的代表人物有过精道分析，尤其是对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划分，被学界广泛引用。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他自称“文革一代”，在他眼里，这代人“是问题中人，而非学问中人，即使做学问，也是为了救国救世，学问只是一个工具。”
作为一名历史学者，他对现实政治保持着中道理性的批判，他欣赏中庸，不走极端，公众将其视为自由派代表人物，他却更愿意做一名“左翼的自由主义者”。这种蝙蝠型的人格，让他对原教旨自由主义和新左派都有“同情性的理解”，但也都有批判。
在社会伦理底线不断被突破、价值共识严重匮乏的当下中国，许纪霖认为，当务之急是需要社会各界通过理性的交流和对话来重建社会底线，寻找共识。这种共识不仅是制度层面的共识，也应该是核心价值层面的共识。
3月底，共识网给他颁发了“年度共识人物奖”，他在答谢词中写道，“我见证了中国知识分子从共同的启蒙阵营走向分化、冲突直至敌视的悲剧性过程。我坚信，真理无从搞垄断，中国的未来绝非靠某个主义的独家拯救。民主必定来自有诚意的对话、有反思的自信、有原则的妥协于有底线的让步。不要问和解是否可能，只需问其是否值得追求。如果可欲，虽千万人吾往矣。”
记者 徐伟
作为一名历史学者，他对现实政治保持着中道理性的批判，他欣赏中庸，不走极端，公众将其视为自由派代表人物，他却更愿意做一名“左翼的自由主义者”。这种蝙蝠型的人格，让他对原教旨自由主义和新左派都有“同情性的理解”，但也都有批判。
在社会伦理底线不断被突破、价值共识严重匮乏的当下中国，许纪霖认为，当务之急是需要社会各界通过理性的交流和对话来重建社会底线，寻找共识。这种共识不仅是制度层面的共识，也应该是核心价值层面的共识。
3月底，共识网给他颁发了“年度共识人物奖”，他在答谢词中写道，“我见证了中国知识分子从共同的启蒙阵营走向分化、冲突直至敌视的悲剧性过程。我坚信，真理无从搞垄断，中国的未来绝非靠某个主义的独家拯救。民主必定来自有诚意的对话、有反思的自信、有原则的妥协于有底线的让步。不要问和解是否可能，只需问其是否值得追求。如果可欲，虽千万人吾往矣。”
记者 徐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