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战国都城的形态加以概括，我们发现东方列国普遍出现城、郭分治的“两城制”，秦则采用了一种“非城郭制”的布局特点。东方列国都城形态内部也有差别，按小城和大城的结合方式，可以分成三个类型：一、两城并列式的，如燕下都、中山国灵寿城、郑韩故城；二、小城位于大城之中的，如曲阜鲁城、纪南城、魏安邑；三、小城嵌入大城一角的，如田齐临淄、赵邯郸。同一类型城市之间应当有相互影响，如燕下都与灵寿城；这是一个尚待深入研究的课题。不管怎样，东方列国都城形态的内部差别较它们与秦的差别要低一个层次。
战国及稍后的文献对“两城制”有所记载：《孟子·公孙丑下》：“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宋孙疏：“三里之城外有七里之郭，以为之御”。《战国策·齐策六》：“安平君以之惴惴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马，而反千里之齐，安平君之功也”。“田单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余卒，破万乘之燕，复齐墟。攻狄而不下，何也？’”
《管子·度地》：“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
《尔雅·释名》：“城，盛也，盛受国都也；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
《吴越春秋》：“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
战国一尺相当于今23厘米，一里相当于414米，三里就是1242米，战国都城如安邑、邯郸、临淄、纪南城等的小城边长与之接近；七里就是2898米，战国都城的大城边长也多与之接近。考古与文献互证，东方列国都城中的小城为“城”，大城为“郭”，确凿无疑。小城中为宫殿区，大城中为居民及工商业区，性质也吻合。惟独大、小城的位置关系，不限于《管子》和《尔雅》所说的内外相套。

反观秦国，这三方面的因素都不明显。
首先，关中的地理形势决定秦国一直把洛河至黄河的“河西之地”作为军事防御的重点，而不太关注国都本身的防御；商鞅变法后对外更是节节胜利的进攻态势，修筑国都大城的意义不大。东方六国的国都皆遭受过城破国灭或兵临城下的厄运，如临淄在春秋时就曾被晋国为首的联军攻破，郑国都城更被多次攻破，燕国因“子之之乱”国都被齐攻破、几近亡国，邯郸几次被秦、魏攻破，郢都曾被吴师攻破。这些历史教训，后世国君在经营都城时肯定会加以吸收。然而，文献中却没有一条雍城或咸阳被敌军包围的记录。《商君书·兵守》讲到“守战之国”和“攻占之国”，战国时期的东方列国属于前者，秦应当属于后者。燕、韩最为小弱，修筑的城垣最厚实，防御色彩最浓；雄霸天下的强秦反而不为自己的国都修筑大城，足以发人深思。
其次，秦国社会的卿大夫不够强大，没有到东方那种“政归私门”的程度，国君依然能保持足够的权威。春秋时秦国有很多来自东方的“客卿”，参与政务，他们在关中本土没有社会根基，也没有发展起可以和国君对抗的势力，在政治上没有出现东方那种内部分裂的现象。商鞅变法更对宗族进行彻底打击。雍城和新田布局上的差别，就很说明问题。
再其次，秦国和东方的工商业发展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东方在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就出现以布币为代表的金属铸币，显示了“工商食官”旧体制的解体和私营商业的
自下而上的勃兴；战国以后更出现了一些有名的大商人，他们经营煮盐和冶铁业，交通诸侯、地位显赫。相反，目前在关中没有发现一枚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的金属铸币，“工商食官”得以保留，私营商业发展迟缓。《史记·秦本纪》载：“（秦惠文王二年）初行钱”，亦被四川青川郝家坪M50出土的半两钱所证明[4]。战国中期秦铸造的圆形方孔的半两钱是一种更为抽象的货币符号，不象东方货币仍然模仿铲、□、刀等工具；金属铸币出现得晚，形态却更先进，说明在东方商业的发展是一种连续性的变化，在秦国却呈现出跳跃性的裂变。半两钱完全由政府铸行，云梦秦简记载私铸货币是一种犯罪行为。可见商鞅变法直接在“工商食官”的旧体制之上建立起庞大的官营手工业，举凡铁农具、铜兵器、砖瓦、乃至一部分日用陶器都由官府作坊生产，分职也极细密。就商业和军事的关系而言，秦国没有东方那么多的雇佣兵，官营作坊中也没有东方那么多的雇佣劳力。商鞅在秦国建立二十级军功爵制，国民十七岁编入户籍服兵役，获得军功后赐以爵位，不象东方的齐国那样仅赐以黄金；秦爵、禄合一，东方却存在爵、禄分离的现象[5]。从云梦秦简记载秦士卒黑夫写信向家里索要冬衣的情况可以看出，兵农合一的义务兵制在秦国达到了何等彻底的程度。战国中晚期秦兵器绝大多数由刑徒铸造，刑徒属于“国家罪犯奴隶”[6]云梦秦简中没有刑徒有刑期的记录；东方如三晋兵器生产可能也役使刑徒，但绝没有达到秦国那样大的规模。工商业的不发达以及它在军事方面的有限意义，使秦没有在国都为此开辟出一个独立的郭城。总之,“两城制”没有在秦出现是可以理解的。
秦和东方都城形态的发展道路有所不同。春秋时期东方国都以晋都新田的布局最为清楚，与同时期的秦雍城相比有着巨大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宫寝与宗庙的相对关系及其它们在都城中的位置方面。马家庄宗庙位于雍城中部偏南的位置，为“祖庙居中、左昭右穆”的结构；宗庙的西面500米处还发现一处“五门三朝”的朝寝建筑遗址。此外，在宗庙东约600米处还发现面积约2万平方米的建筑基址，还在雍城西垣东600米处的姚家岗发现宫殿台基和铜建筑构件。在雍城北部的高王寺发现埋藏吴、楚铜器的窖藏坑以及宫殿遗址，在北部还发现方形院落的广场，性质待定。庙、寝分别位于一条南北向大道的两侧，有学者认为是一种“庙、寝并重”的格局，反映了宗族团聚精神[7]。在商代和西周的都城乃至东周王城中宗庙皆居核心位置，雍城与之类似，有很强的滞后性，反映出宗庙在春秋秦国的政治生活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宫殿基址几乎在全城范围都有分布，说明国君的地位依然稳固。在总体布局上，也没有出现东方那种宫殿区与手工业作坊区、平民区及贵族居住区截然分开的现象。相比之下，新田的宗庙已经被排挤到城外东面的呈王路一带，并被呈王故城和赵氏祭祀坑遗址带所环绕，公室宗庙的祭祀权显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卿族所控制，这也反映了宗庙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地位的下滑。目前在齐鲁等国的都城中还没有发现宗庙遗址，但从鲁国的“三桓”设立公庙的记载看，政治生活中应该发生了和晋国类似的现象。战国以后由于元旦大朝会等新礼仪的出现，进一步加强了时君居住的宫殿的重要性[8]。商鞅迁都咸阳，一开始就兴修颁布政令的“冀阕宫廷”，此后宫殿的建造连年不断，“诸庙皆在渭南”，完全沦为附属。西汉宗庙甚至脱离了城市，被安排在帝陵左近。在都城布局从庙到寝的转变过程中，秦国似乎跳过了东方经历的以新田为代表的那个历史阶段。,雍城的范围虽然很大，但从城内宫殿基址的分布来看，很难说是小城还是大城，是一种“非城郭制”的布局。新田也是一种“非城郭制”的布局特点。“两城制”在东方的齐、郑较早出现，后来得以普及。结合曲阜鲁城、以及从新田到三晋都城、东周天子都城的历时性逻辑变化，可以说东周列国都城形态走了东西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东方：非城郭制形态————城、郭分治的两城制
秦：非城郭制形态————非城郭制形态
再结合工商业和庙、寝位置的变迁，这两条道路还可以具体化。东方：庙、寝并重——寝重于庙——朝、市并重（东周王城）（新田）（六国都城）
秦：庙、寝并重————————朝寝压倒庙、市（雍城）(咸阳)
战国及稍后的文献也记载了一种不同于“两城制”的都城布局：《周礼·考工记·匠人》：“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周礼·春官·宗伯》：“小宗伯之职，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