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们不能以第一个印象为准；那只显出事情的一面，和这一面相连的还有另外一面，正如阴影旁边必有光明。拉丁民族天生的早熟和细腻带来许多不良的后果：第一他们要求舒服：他们对于幸福十分苛求；他们要数量多，变化多，不是强烈就是精致的娱乐。要有谈话给他们消遣，要有礼貌使他们心里暖和，要满足虚荣，要有肉感的爱情。要新鲜的意想不到的享受，形式与语言要和谐；对称；他们很容易变为修辞学家，附庸风雅的鉴赏家，享乐主义者，肉yu主义者，好色之徒，风流人物，交际家。由于这些恶习，他们的文明逐渐腐化，以至于灭亡：古希腊和古罗马衰微的时代，十二世纪的普罗望斯：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十七世纪的西班牙，十八世纪的法兰西，就是这种情形。他们的气质很快的变得文雅，但也很快的走上过于精致的路。他们要求微妙的刺激，不满足平淡的感觉，好比吃惯了桔子，把红萝卜和其他的蔬菜扔得老远；但日常生活是由红萝卜白萝卜和其他清谈的蔬菜组成的。意大利一位贵族太太吃着美味的冰淇淋，说道：“可惜不是桃子！”法国一位王爷提起一个狡猾的外交家，说：“看他这样坏，谁能不喜欢他呢？”
——另一方面，他们的感觉太敏锐，行动太迅速，往往趁一时之兴，遇到刺激，兴奋太快太厉害，甚至忘了责任和理性，甚至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随便动刀子，在法国随便放枪，因为这缘故，他们不大能等待，服从，守规矩。可是要事业成功，就得耐着性子，不伯厌烦：把事情拆散，重做，来了一遍再来一遍，永远继续下去，不让一时的怒火或幻想的冲动使日常的努力中断，或者改变方向。总而言之，把他们的性情气质和人生的过程相比，那末人生的一切对他们太机械，太严酷太单调，而对人生的过程来说，他们太激烈，太细巧，锋芒太露。每隔几个世纪，他们的文化总显出这个不调和的现象；他们向外界要求太多，而因为处理不当，连本来能得到的东西也得不到了。

现在让我们把拉丁族的优美的天赋，连同那些不良的倾向一齐取消；再让我们设想一下，迟缓笨重的日耳曼人有的是健全的头脑，完美的理智，他的后果又怎么样呢？日耳曼人感觉不大敏锐，所以更安静更慎重。对快感的要求不强；所以能做厌烦的事而不觉得厌烦。感官比较粗糙：所以喜欢内容过于形式，喜欢实际过于外表的装演。反应比较迟钝，所以不容易受急躁和使性的影响，他有恒心，能楔而不舍，从事于日久才见效的事业。总之，在他身上，理智的力量大得多：因为外界的诱惑比较小，内心的爆炸比较少。而在外界的袭击与内心的反抗较少的时候，理性才把人控制得更好。
——考察一下今日的和整个历史上的日耳曼民族：第一，他们是世界上最勤谨的民族；在精神文明方面出的力，谁也比不上德国人：渊博的考据，哲理的探讨，对最难懂的文字的钻研，版本的校订，字典的编纂，材料的收集与分类，实验室中的研究：在一切学问的领域内，凡是艰苦沉闷，但属于基础性质而必不可少的劳动，都是他们的专长；他们以了不起的耐性与牺牲精神，替现代大厦把所有的石头凿好。在物质方面，英国人，美国人，荷兰人，也做出同样的事业。举一个英国工厂的布匹整理工或纺纱工为例：那简直是一架出色的自动机，整天的工作没有一分钟分心，做到第十小时还跟第一小时一样。倘若同一工场里有法国工人，对照就很显著：他们不能象机器一样的有规律，容易分心，厌倦，因此一天的生产量比较少；他们纺不到一千八百个锭子，只能纺一千二。南方人的生产力更低：一个普罗望斯人，一个意大利人，需要讲话，唱歌，跳舞；他们甘心游荡，得过且过，宁可衣服穿得破烂。在那儿，游手好闲好象是挺自然的，甚至于体面的。有些人为了面子而不肯工作，过的日子不是不清不白，就是干脆挨饿。这种懒惰，这种所谓高尚生活，在最近两百年间成为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祸害。
相反，同一时期的法兰德斯人，荷兰人，英国人，德国人，尽量制造有益的东西供自己享受，认为是荣誉。普通人贪逸恶劳的本能，有教育的人不愿意劳动的可笑的虚荣，都被日耳曼人清醒的头脑和坚强的理性克服了。就是这种理性和这种头脑，使他们能建立和维持各式各种的社会关系，首先是配偶关系。——你们知道，在拉丁民族中这个关系不大受到尊重：意大利，西班牙，法兰西的戏剧和小说，老是用通奸作主要题材；至少那几个国家的文学以情欲为主体，听凭情欲为所欲为，表示对情欲同情。相反，英国小说描写的是纯正的爱情，歌颂的是婚姻；在德国，风流的行为并不光荣，便是在大学生中也如此。在拉丁国家，风流是宽恕的或容忍的，有时还受到赞许；婚姻的约束和夫妇生活的单调似乎很难忍受。感官的诱惑太强；幻想的波动太迅速，精神上先构成一个甜蜜的，销魂的，热情汹涌的梦境，至少先编好一个肉感又强又有变化的故事；一有机会，平时积聚的浪潮便一涌而出，把一切由责任与法律筑成的堤岸全部冲倒。你们不妨想想十六世纪的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的情形，看看庞台罗的短篇小说，洛泼的喜剧，勃朗多末的笔记；再听听同时代的琪契阿提尼对尼德兰风俗的评论，他说：“他们对通奸深恶痛绝，他们的妻子极其规矩，可是行动很自由，一点不受束缚。”她们独自出门拜客，独自旅行，从来没有人说坏话；她们管得住自己。并且她们都善于管家，爱好家庭生活。便是最近，一个有钱的荷兰贵旅告诉我，他族中好几个年轻妇女从来没看过国际博览会，但宁可守在家里，不限丈夫或兄弟到巴黎来。这种安静而喜欢杜门不出的性格，给家庭生活添加不少乐趣；没有好奇心和贪欲作祟，纯粹的思想便更有控制的力量；既然夫妇俩厮守在一处不觉厌倦，那末想到结婚时的盟约，想到责任感和自尊心，就很容易战胜诱惑，不象别的地方的人因为诱惑力太强而无法抵抗。

从行动传到思考方面，考察他们理解和表现世界的方式，这种深思熟虑和很少肉感的民族性也有痕迹可寻。拉丁民族最喜欢事物的外表和装饰，讨好感官与虚荣心的浮华场面，合乎逻辑的秩序，外形的对称，美妙的布局，总之是喜欢形式。相反，日耳曼民族更注意事物的本质，注意真相，就是说注意内容。他们的本能使他们不受外貌诱惑，而鼓励他们去揭露与挖出隐藏的东西，不怕难堪，不怕凄惨，一点细节都不删除，不掩饰，哪怕是粗俗的丑恶的。表现这种本能的无数事例中，文学和宗教尤其显著，因为形式与内容的对立在这里非常凸出。——拉丁民族的文学是古典的，多多少少追随希腊的诗歌，罗马的雄辩，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路易十四的风格；讲究纯净，高尚，剪裁，修饰，布局，比例。拉丁文学最后的杰作是拉辛的悲剧，写的是君王的举止，宫廷的礼节，交际场中的人物，高度的修养。在雄辩的文体，巧妙的布局，典雅的文采方面，拉辛是个大师。相反，日耳曼文学是浪漫的，起源于斯干地那维亚的古代传说《埃达》和北欧的传说《萨迎》；最大的杰作是莎士比亚的戏剧，是现实生活的完全而露骨的表现，包括一切残酷，下贱和平凡的细节，一切崇高而又野蛮的本能，一切人性的特征；文体有时亲切到流于猥琐，有时诗意浓郁，达到抒情的境界，永远不受规律约束，夸张过火，前后脱节，但是有一种无比的力量；能够把火热的激昂的情欲灌注到人的心里。
——再考察宗教。欧洲人在十六世纪遇到一个非选择信仰不可的危机；看过原始文献的人都知道当时是怎么回亭，是什么一些偏爱的心使一部分人走着老路，而另一部分人走上新路。所有的拉丁民族，连最微贱的庶民在内，都保留迦特力教[旧教]的信仰；绝对不愿意摆脱他们精神上的习惯，忠于传统，服从权威。他们醉心于有声有色的外表，铺张的仪式，教会内部井井有条的等级制度，迎特力教那种天下一统，水世长存的气概不凡的观念；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礼拜，表面上的修行，看得见的虔诚。相反，几乎所有的日耳曼民族都变为新教徒；比利时也倾向于宗教改革，它的不曾改宗是迫不得已，因为法尔纳士打了几次胜仗，因为多数新教家庭不是被杀就是逃亡，也因为精神上经过一次特殊的危机，就如在卢本斯的传记中可以看到的。其他的日耳曼民族都以形式的礼拜为次，以内心的礼拜为主；认为灵魂得救是在于内心的皈依和宗教情绪，他们把教会的权威置于个人的信念之下。内容占据优势，形式变做附带的东西；而礼拜，敬神，仪式等等，也相对的减缩了。
——等会我们要看到，日耳曼族与拉丁族这种本能在艺术方面的对立，在趣味与风格上也产生类似的差别。眼前我们只消抓住区别两个种族的基本特征就够了。日耳曼族与拉丁族相比，固然身体没有那种雕塑的美，口味比较粗俗，气质比较迟钝；但神经的安定，脾气的冷静，使他们更能受理性控制：他们的思想不容易为了感官的享受，一时的冲动，美丽的外表，而离开正路；他们更能适应事物，以便理解事物或控制事物。

还是理性的人成就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