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士锋在书的一开头就表示撰写此书的目的之一，是协助恢复中国十九世纪时在世界上应有的位置。“中国不是个封闭体系，全球化也谈不上是我们有时以为的晚近现象。大清帝国透过贸易深深融入世界经济，有数千名外国人住在香港及上海。因此，中国这场内战与地球彼端的欧美有千丝万缕的纠葛，受到外界即时的关注。”

作为一个美国人，裴士锋认为，美国人该认识太平军叛乱，不只是因为该了解中国历史，或因为有美国自己人涉入其中，还因为这有助于阐明美国内战在美国国外的遥远异地所产生的更广大影响。裴士锋认为，中国与美国是当时英国两个最大的贸易市场，两个国家的内战，使英国面临同时失去这两大市场的风险。英国得想办法让它们恢复秩序。英国本可能介入美国以重启棉花贸易，但经过权衡，英国人发现介入中国相对更加容易，因此最终选择投入中国的内战。

“中、美内战有内在关联”
澎湃新闻：进入1860年代，中国的太平天国还在持续，而在美国也发生了内战。你这本书最有意思的观点认为，中美同时进行的两场内战是有关联的，你是如何得出这个观点的？
裴士锋：我认为，这场在中国的战争历史已经被处理过了，这场战争长期被认为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很少注意到它和同时期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关联。从当时的英国人视角看，美国和中国的这两场战争是相似的内战，对英国人来说，这两场战争同等重要。中国和美国是英国这个贸易帝国当时最重要的两个贸易市场，同时失去这两个市场，对英国来说非常可怕。整个美国内战期间，英国政府始终保持中立政策。对于中国的这场战争，英国最初也保持中立，但在美国内战爆发后不久，英国决定介入中国内战。因为经过权衡，英国人发现介入中国相对更加容易。当时英国的报纸反对介入中国的战争。假设中国和英国是同族同文化，英国可能就不会介入到这场政治纷争中。1864年，英国政治家帕默斯顿勋爵指出，英国参与镇压太平军，重启中国贸易是最重要的事情，这将弥补英国在美国内战中的经济损失。英国在美国内战上袖手旁观，这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历史进程。换句话说，英国放弃对中国内战的中立立场，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它对美国内战的中立。因此，美国内战是在没有被干涉的情况下，沿着其历史规律走完全程，而中国的这场内战则不同。

澎湃新闻：《躁动的帝国》的作者文安立（Odd Arne Westad）认为，清朝时期的中国从来都是全球化的重要一部分，而你这本书似乎也建立在这个观点之上。
裴士锋：当然如此。从某种层面讲，没有中国的参与就不可能有全球化。中国从来都是东方最重要的贸易帝国和最重要的文化力量。中国驱使着周边国家围绕着它开展贸易，同时它也为亚洲其他国家树立了文化标准。而全球化的故事，最重要的就是东西方的经济联结。
19世纪中国经济的重要性，这样的观点我不是第一次提出。英国与中国的茶叶和鸦片贸易远早于太平天国运动。但由于某些原因，在西方，有一种流行的幻想认为，在20世纪之前，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这是在为中国对外部世界没有影响这种观点背书。
曾国藩意外与洋人“合作”

澎湃新闻：在你的书中，你认为洋人对太平天国的介入对战争结束影响很大，而传统的观点认为，是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打败了太平天国。你个人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
裴士锋：在战争中，英国人扮演着支持清政府的角色，这一判断不会推翻曾国藩是打败太平军的决定性因素。英国提供军事支持的地区是非常小的，使用洋枪的中国军队和外国军队人数也不多，但这已经足以影响到战争的任何一方。部分原因是英国人提供的武器技术比如汽船、来复枪、加农炮等在当时已经非常先进，一小部分被武装的军队也能有效抗击太平军大量武装力量。
其实直到1862年，太平军一直避免与英国人正面冲突，太平军甚至一直希望英国人成为他们的盟友，英国人的选择直接影响了战争进程。太平军的指挥官为了取悦英国人，甚至放弃了部分战场。这些英国人一直暗示，假如太平军对他们的贸易城市造成损害，太平军就会成为英国人的敌人。比如，在安庆战役中，太平军没有去攻打防守薄弱的武昌，因为英国人哈利·派克斯警告他们要离武昌远一点。安庆战役交战双方势均力敌，如果太平军当时不理会英国人，战局可能就不会是这样。

曾国藩肯定洋人的船坚炮利，但他认为道德和规训远比赢得战争重要。在战争的最后几年，曾国藩开始建造汽船，并派人去美国为兵工厂购买机器。他这些现代化的努力只是为了加强中国军队的势力以对抗西方，也确保中国可以不再仰赖洋人的帮助。
澎湃新闻：在你的书中，你其实对洪仁玕本人是同情的，这个人的悲剧性在哪里？
裴士锋：洪仁玕的悲剧在于，英国最终认同曾国藩。但其实相对于曾国藩，洪仁玕对西方更加友好，更倾向于与西方合作。他有一些洋人朋友，对西方国家推崇备至，但与此同时，他又献身于自己的“国家”和子民。洪仁玕的一个基本立场是，不与洋人冲突，而要与西方合作，希望分享西方的技术成果和民主平等，扩大贸易，和西方人一起获利。但在最后，在他看来，洋人背叛了他，最终让他的梦想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