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豪强势力的兴起
纵观两汉的经济史，会给人一种印象，两汉的经济政策就是中央集权政府从对豪强不断打击到妥协的历史。西汉从汉武帝开始对地方豪强势力就进行了打击，到汉宣帝也是如此，王莽更始如此。刘秀也试图对地方豪强势力进行打击，但却无果而终。从此后东汉政权开始了对地方豪强势力的妥协。这样地方豪强势力就迅速的发展了起来。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庄园经济的发展。这一点我们的教材已经讲的十分详细了。我就多讲了。

与经济上的发展相适应，他们的利益在政治上也必然要有所体现，这就是由累世经学发展到累世公卿。也就是我们教材上所说的出现了所谓的世家大族。正如钱穆所说的：当时“学术环境之不普遍，学术授受有限，往往限於少数私家，而有所谓‘累世经学’。经学既为入仕之条件，於是有所谓‘累世公卿’。‘累世经学’与‘累世公卿’，便造成士族传袭的势力，积久而成门第。”西汉经常会有高官是由平民而平步青云的，比如我们原来讲过的放猪出身的公孙弘。还有汉元帝到汉成帝时期的丞相匡衡，就是一个非常穷的人，然而他又非常好学，著名的凿壁借光的故事就发生在他的身上。到了东汉这样的事情就很少见了。出现了所谓的累世公卿。比如我们书上提到的弘农杨氏和汝南袁氏。当然杨氏的第一个公是非常有名的太尉杨震，号称是关西夫子。这个人非常正直，有人给他送礼，他不收，送礼的人说天黑了又没有人知道，杨震就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后来被外戚梁氏陷害致死。

不过世家大族们并不是都如杨震这样的正直，有很多人是很虚伪的。东汉的选官制度是所谓的察举制，这就需要有一定的名声才能够被人注意。於是就有人刻意求名，不择手段。比如一个人号称是非常孝顺，在他父亲死了以后还舍不得把墓门闭上，自己乾脆就住在墓道裏，一住很多年，被人们公认为大孝。可是后来被发现他和老婆在墓道裏竟然生了好几个孩子。所以当时就有这样一句话：举秀才，不知书；察孝行，父别居；寒清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在豪强势力发展的过程中就存在著不稳定的因素。地方势力的发展超过了中央的控制能力之后，就有可能出现分裂，东汉末年的战乱可以说就是根植於此。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因素。比如忠的观念。由於朝廷对忠的观念的过度提倡导致了二重君臣观念的产生，也就是除非直接就职於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各级属吏都把自己的长官当成了自己的君主，而且要绝对的效忠于自己的君主。这样就助长了分裂的因素，为三国时期的内乱埋下了祸根。

二、东汉的经济发展
东汉时代的经济发展和西汉比起来最重要的表现是经济重心的移动，国家的经济重心出现了东移和南移的趋势。
首先是东移。我们说西汉的立国基础是以关中制关东的。在秦末的战乱中关中地区所受的冲击最小，战争主要发生在关东地区。所以刘邦在取得了关中之后，就为他最终战胜项羽奠定了基础。西汉王朝建立后，汉朝的统治者也采取了以关中为本位的策略。从刘邦时期起就采纳了刘敬的建议，不仅以关中为都，而且要迁徙关东的豪杰到关中去，充实关中的力量。比如齐国的田氏，就被迁徙到关中地区，分八批迁的，於是他们后来就姓第一到第八，现在还能见到的就只有第五这个姓了。见於《后汉书》的有第五伦、第五元先等人。所以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关中地区的人口只相当於全国的三分之一，但关中的财富却相当於全国的百分之六十。当时的关中号称是天府之国。整个西汉时期，迁徙豪强到关中的政策都基本得到了延续，只是到了汉元帝的时期才最终停止。所以，在西汉时期关中地区是全国无可争议的经济中心。
经过两汉之际的大规模战乱，关中地区变得非常残破。先是绿林军消灭王莽，但祸害还不大，后来绿林军在关中迅速退化成流寇，开始四处掳掠。赤眉军进入关中后消灭了绿林军，但赤眉军流寇化的速度比绿林军的速度还快，关中地区很快就到了人吃人的地步，所以赤眉军才被迫东撤，在撤退的途中被刘秀消灭。后来关中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恢复，经济有所发展，在东汉时期依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昔日天府之国的景况一去不复返了。而且到汉安帝以后，在关中地区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羌族的暴动，使关中地区再次遭到了残破。

关东地区当然是很广泛的，但主要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所谓的三河：河南、河东、河内。这一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农耕文明发生的很早，经过了西汉两百年的和平，关东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比如西汉初年关东地区每年只能向中央提供几十万石的粮食，到了汉武帝的时期已经能向关中每年提供600万石的粮食了。到东汉时期，关东地区的经济进一步发展，经济的总量很快就超过了关中地区。关东地区的富庶在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等文献中就可以体现出来。另外关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可以通过人口的变化得到体现。比如西汉元始二年，三辅地区有647810户，2436360人，三河地区有754585户，3770288人。到汉顺帝永和五年，三辅有107741户，523860人，三河有461799户，2383188人。这时三河地区的人口已经是三辅地区的4倍多了。所以东汉王朝定都洛阳也有著经济方面的因素。关东其他地区的人口，东汉时期也出现了比西汉时期显著的增长，比如南阳、淮阳、梁国等地。
再说南移。东汉时期长江流域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在司马迁的笔下，长江流域被说成是“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在西汉前期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处於诸侯国的管辖下。汉武帝以后被改为郡。当时的江南地区的农业还停留在很原始粗放的阶段，用司马迁的话说因为那裏的自然资源是很丰富的，所以人们不用怎麼努力就可以得到足够的食物，所以那裏的人们不是很勤快，这也就决定了那裏的人们没有太富裕的。到王莽的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还是不能和黄河流域相比的。

但到了东汉时期这一情况得到了改观。首先江南地区的水利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开始有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比如浙江的鉴湖，在今天的绍兴。所以秋瑾才有鉴湖女侠的自号。到汉安帝的时期，江南已经可以有足够的粮食来支援中原地区了。当时中原地区发生了灾荒，朝廷开始调集江南的粮食开赈济灾民。很快江南地区的经济不仅赶上了黄河流域，甚至逐渐超过了黄河流域。到了东汉末年，江南已经成了千里沃野了。
关於东汉时期江南地区的开发，学者进行了很多的分析。但是我以为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子今教授的观点还是很值得向你们介绍的。他认为除了前人所分析的原因以外，气候的因素也是很重要的。他经过研究证明在两汉之际江南地区的气候经历了由湿暖转而乾冷的过程。在西汉人们的笔下经常可以看到江南卑湿的记录，比如司马迁，还有晁错等人也有这样的言论。但是到了东汉中期以后就很少看到这样的记载了。说明这时期江南的气候已经与中原地区十分相近了。
随著江南地区经济的开发，出现了往江南地区大规模移民的浪潮。从《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江南地区人口的迅速增加，除了本土人口因为经济开发而自然增长以外，出现迅猛增加，肯定是与大规模的移民有关。比如你们可能都知道的王充就是移民到江南会稽的。两汉之间的战争基本没有波及到江南地区，所以出现了大量中原地区人民躲避战乱而南迁的情况。而且江南地区的自然环境的改变也是适於人类的居住和开发。
当然人口的南迁不仅是到江南地区，有许多人走的更远，他们到了岭南。从历史记录来看东汉时期岭南地区的人口增加的速度和江南地区是很接近的。随著大量移民的进入，岭南地区的经济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比如耕作技术上的进步就是很明显的。根据历史的记载九真郡，在今天越南中部，那裏的人原来不懂得用牛耕，也不知道种植桑树，后来中原地区的移民到那裏也把中原地区先进的耕作技术带到了那裏，使那裏也得到了开发。
东汉经济还出现一个特点就是农耕与游牧经济的边界也出现了南迁的情况。本来在西汉的时期，缘边诸郡都是农耕与游牧相结合的地区。西汉时期的缘边诸郡由於汉朝对外用兵的缘故，所以很受重视，经常可以看到有迁徙人民到边郡的记载。比如在河西四郡刚建立的时候就曾往那裏进行了的规模的移民。这样就使边郡得到了迅速的开发。后来，丝绸之路的开通更使缘边诸郡焕发出了强劲的活力。而且移民到来也使农耕的生产模式向边郡扩张。比如河西地区原来是匈奴游牧的地区，但是汉朝占领后就进行了大规模的屯垦。汉人甚至把屯垦扩展到了西域。没办法，汉人就是喜欢种地，前些年在郑州还发生有人在城市绿地裏开荒种菜的情况。如果中国人能够向美国人一样有一个后花园，多数人都会把它改造成菜园子。所以在西汉时期农耕与游牧的边界是向北移动的。

生态的改变自然也会影响到农业。比如水稻原来也是黄河流域的主要作物。比如在《汜胜之书》中就有关於水稻的记载。在《春秋》中也经常可以看到关於禾的记录，禾主要是指的水稻。但后来水稻的生产就逐渐退出了黄河流域。与此成对比的是耐旱的作物得到了推广。比如冬小麦的普及。我们在董仲舒给汉武帝的奏稿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向汉武帝建议在关中地区推广冬小麦的情况。后来政府还专门派人负责推广。这可能与气候的变化是有著密切关系的。
与西汉时期边郡的开发同时，黄河在西汉时期经常氾滥。在汉武帝时期就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决口。汉武帝还曾经亲临决口现场，公卿以下都要去背土石来填口子。东汉时期，由於农耕与游牧的边界的南移，许多地区又恢复成了草原。所以与边郡经济凋敝同时，我们看到东汉时期的黄河基本是安澜的。尤其是经过了大规模的治理后，黄河出现了八百年左右的安澜局面。所以我们今天要在西北地方搞退耕还草、退耕还林。据说南泥湾也已经被退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