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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教科书中认为，戊戌变法损害了顽固派的利益，慈禧密谋政变。维新派无奈求助于握有军队的袁世凯，要求袁囚禁慈禧。袁却出卖了维新派，遂有戊戌政变。
问题是，是慈禧事先准备发动政变，还是维新派的密谋直接导致了慈禧的发难？
慈禧政变说主要来自康有为的说法。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在日本使馆帮助下逃到日本，次年初，康花了十天左右的时间写成了他本人的年谱——《我史》，叙述了他从出生（咸丰八年，1858）到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十年的个人历史袁世凯告密说《我史》，其中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条记载：“廿七日，……即见懿旨逐常熟，令荣禄出督直隶并统三军，著二品大臣具折谢恩并召见，并令天津阅兵，盖训政之变已伏。”（注：“常熟”为光绪的老师翁同龢）
北大学者茅海建提出了自己的疑点，认为罢免翁同龢、新任命二品以上大臣要朝见慈禧、天津阅兵三件事并不能表明慈禧已经准备垂帘听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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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8、9月间，光绪帝与朝臣之间矛盾激化，导致罢黜礼部六堂官、超擢军机四卿等政治事件发生。以往论者常常是从包括军机大臣在内的守旧大臣阻挠新政的角度解释问题。其实，由于受到康有为的影响，年轻的皇帝求治心切，从身边大臣身上，更多看到的是他们“守旧”的一面，君臣之间产生嫌隙。从6月新政开始之时，光绪帝便认为“盈廷皆守旧”，军机大臣每天召见时动辄遭到诮责，君臣之间日益缺乏信任。对于皇帝的新政举措，军机大臣往往态度冷漠，或者说不懂，或者说未办过，推辞敷衍。一心趋新的光绪帝终日与他认为“守旧”的廷臣为伍，其焦躁烦闷的心态可想而知。
震惊朝野的罢黜礼部六堂官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8月中旬，礼部主事王照响应光绪帝允许官员士民上书言事的谕旨，递上奏折，请求堂官代递，不料遭到拖延和拒绝，9月4日光绪帝愤怒之下，将怀塔布、许应骙等礼部六位满汉堂官“即行革职”，又称赞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以示激励。这次事件多少也有新、旧之争的色彩，以往给予的正面评价很多。其实，从当时行政运作的层面看，光绪帝的这个决定太不理性，简直就是冲动。一道谕旨就把六位尚书、侍郎同时罢官，这在有清一代也是绝无仅有的事例。抛开政见偏见和各类评价的影响，单纯从政务运作的层面考虑，也是欠妥的。也许皇帝有杀一儆百之意，但没有考虑负面效果。从现有的材料看，六堂官中除了许应骙与康有为、宋伯鲁、杨深秀有过节，可以纳入新旧冲突的范围，其他五人与其他部院大臣比，思想到底有多么旧，也都很难证明。仅仅因为对属员的奏折有不同看法而没有及时代递，便丢官罢职，不免惩罚过重。
同时，光绪帝又下令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同时裁去广东、湖北、云南三省巡抚和河道总督。裁撤京师的闲散衙门，导致数千人的生计突然没有了着落，特别是没有考虑到平日在这些闲曹冷署苦熬的官员的升迁出路，当时士林舆论产生的怨气和抵触是可以想象的，这种负面效应对那些开始支持新政的官员来说，产生思想上的动摇也是在所难免的。
总之，自身利益受到损害和威胁的官员很快集结起来，打着维护祖宗之法的旗号，挑战皇帝的权威，并最终策划出太后“训政”的形式来中止新政。就此看来，政变的发生有一定的必然性，并非一起偶发事件，与光绪帝和新党的政策失误有很大关系

慈禧都有人洗地？

政变发生前六天，即9月15日，光绪帝交给杨锐一道“密诏”，这个节点至关重要，随后出现的一幕幕惊险的活剧，皆因此而起。可惜，人们对它的认识似乎还不够深刻。就是这个“密诏”，激发了康有为铤而走险的决心，并将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等与光绪帝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同样，也让袁世凯成为了百口莫辩的人物。
9月14日光绪帝抵达颐和园，因为罢黜礼部堂官等事受到慈禧的严厉斥责，光绪帝想开懋勤殿、选人专预新政的想法也遭到驳斥。第二天，惊恐、无奈的光绪帝，召见了军机章京杨锐，并给了杨锐一道密诏。这道密诏说了几层意思：第一，“朕”感到太后好像不愿将法尽变，也不愿把那些老迈昏庸的大臣罢黜，而任用通达英勇之人，让他们参与新政，以为这样会失去人心。第二，太后认为将礼部六堂官革职办得太重了。现在若想再尽变旧法，罢黜那些昏聩大臣，“朕之权力”实有不足；如果这样，“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第三，有何良策，既能尽变旧法、罢黜老谬昏庸大臣、任用英达之士执政，而又“不拂”慈圣之意？如果有，可写成奏折由军机大臣代呈上来。光绪还明确指示让“新政诸人”共同商议。从这道谕旨的内容看，很难说有对太后不敬的地方，反倒看出光绪皇帝既要推行新政又怕慈禧不满的矛盾心情。考虑到光绪帝身边没有亲信臣僚，与军机大臣的关系也很紧张，其孤立处境可以想见，他能鼓起勇气，找来新任军机章京杨锐商议对策，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问题在于，下达密诏并非正常的行政办法，尤其是在慈禧的眼皮底下，这样做是慈禧绝对不能容忍的，更何况，康有为自作聪明，居然利用皇帝“朕位且不能保”的感叹，张大其词，用做劝说袁世凯“围园杀后”的依据，其结果，直接将光绪皇帝陷入了参与“逆谋”的嫌疑中。
军机四卿中杨锐、刘光第与康有为的关系并不密切，林旭、谭嗣同则与康、梁往还密切。对于光绪帝的朱笔密诏，杨锐的心情肯定不会平静，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由于材料的缺乏，现在很难知道杨锐是怎样处理的，可以肯定的是，直到9月18日，他才将朱谕的抄件交给林旭，康、梁很快看到了这道密诏，于是出现了当日晚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一幕。其实，康有为对宫廷里面皇帝和太后的关系缺乏最基本的认识，这两个人是没有什么不调和的矛盾的，9月18日，杨崇伊请求皇太后训政并参劾新党莠言乱政的奏折，通过庆王代呈慈禧，老太太通过各种关系感觉到康有为是“广东妄人”，所以要求光绪将此人踢出变法的政治权力圈，对于变法，慈禧其实并没有根本的反对意见。对于康有为，也只是要求不用而已。直到杨崇伊告小状，慈禧感觉的此人不但不应该用，而且要下狱法办，于是当晚决定次日回宫，这次回宫后人很多都当做是慈禧发动政变的开始，其实不然，从慈禧回宫的节奏，停停走走，路上还要去寺庙进香，这根本不是政变的节奏，这次回来，慈禧应该是要求光绪逮捕康有为，罪名也只是结党乱法而已。康有为跑了，抓住了其弟弟康广仁，这事之后马上慈禧太后又优哉游哉的缓缓回到颐和园，继续自己的养老日子，这更说明此时老太太认为问题已经解决，自己已经帮助光绪纠正了方向，可以继续养老了。但是，康广仁的口供却供出了一个惊天大案：维新党要围园杀后（或者围园锢后），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康广仁没有气节，为求活命供出了这个秘密，二是康广仁是个志士，但是不小心说漏了嘴，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颐和园，慈禧又惊又怒，连夜迅速返回宫里宣布训政，开始搜捕维新党，才有了后面的政变。
不可否认，康有为等人利用光绪帝密诏为幌子，劝说袁世凯“围园”的鲁莽举动，埋下了危险的种子。慈禧训政后，军机四卿批阅奏折的权力被剥夺，可仍照常入内办公。直到传递密诏的情形暴露后，才遭到逮捕。显然，一切的因由都是光绪帝下达的那道密诏。

中国的落后，并非落后在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而是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乃至于整个民族的全面落后。
虽然慈禧修建颐和园和西苑，并没有直接挪用海军经费，只是使用了李鸿章以海防捐名义筹集的献礼钱，从大局来看，日本咄咄逼人的形势下停止购买西洋船炮三年，足以让北洋水师丧失装备上的优势。
从历史作用来说，慈禧是一个很有头脑很有手腕的女人，她虽居深宫，但也能感受到西方先进技术对中国海防的巨大压迫，北洋水师虽然出自李鸿章之手，但没有慈禧的大力支持，很难说北洋能不能发展到1888年鼎盛时期的实力。
没有慈禧的允可，能想象李鸿章可以从自己北洋大臣的治下刮出2000多万两白银来建设水师吗？北洋的经费也是慈禧下诏从江海关和各省督抚手里收上来的。
但是慈禧毕竟有她的局限，她不了解海军的真正作用，更不了解海军建设的规律，她根本想不到1880－1900这二十年是海军技术爆炸式发展的时期，三年的落后足以致命。从一个满族老太太的角度，她希望天下太平乖乖的归她统治，以便自己能在政治上纵横捭阖的同时还能在颐和园颐养天年，可惜，历史不会给她这个机会。慈禧为首的清廷在浪费了清朝最后一次的自强的机会以后，迎来的只会有自己加速灭亡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