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纪年》和《史记》所载魏惠王时的事年代有相差,所载魏文侯、魏武侯时的事年代也还有相差的。《史记·魏世家》和《六国年表》记魏文侯在位三十八年,魏武侯在位十六年,而《魏世家·索隐》于“文侯卒”下说:“《纪年》五十年卒。”于“武侯卒”下又说:“《纪年》云:武侯二十六年卒。”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和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都认为《纪年》为是,都根据《史记》武侯的卒年,就《纪年》的年数上推文侯、武侯的年世,因而定文侯元年在周定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四六年),武侯元年在周安王六年(公元前三九六年)。可是《史记·魏世家·索隐》引《纪年》说:“魏武侯元年当赵烈侯之十四年。”赵烈侯元年在周威烈王十八年(《史记·赵世家》、《六国年表》在烈侯后误多武公一代),烈侯十四年应是周安王七年。为什么雷学淇、王国维的推算又和这相差一年呢?如果说《史记》魏武侯的年世较《纪年》短少了十年,那末《史记》和《纪年》所载魏武侯时的事应该相差十年。可是我们校对的结果只是相差九年。例如:
(一)《史记·魏世家》说:“〔武侯〕二年城安邑、王垣。”而《索隐》引《纪年》作“十一年城洛阳及安邑、王垣”。
(二)《史记·韩世家》说:“韩哀侯二年灭郑,因徙都郑。”《史记》韩哀侯二年当魏武侯十二年。而《索隐》引《纪年》说:“魏武侯二十一年韩灭郑,哀侯入于郑。”
为什么按照雷学淇、王国维所考订的魏武侯年代和《史记·索隐》所引的《纪年》又相差一年呢?我们认为这和前面所说的《纪年》和《史记》所载魏惠王时的事相差一年是有关连的。
《史记·魏世家》说:“襄王元年与诸侯会徐州相王也。”《秦本纪》也说这年“齐、魏为王”(《史记·田齐世家》和《孟尝君列传》略同)。《史记》既误把惠王改元当作襄王元年,可知这年的惠王改元是由于齐、魏两国相互尊王号的缘故,正同秦惠文君因称王而改元一样。《纪年》既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又称一年,那末魏惠王在三十六年改元时没有逾年改元,正同田和的称侯改元一样。如此说来,魏惠王改元前的第三十六年,也就是改元的元年,如果把这年算作改元的元年,改元前实只三十五年。由于司马迁把“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误作了“三十六年卒”,于是《史记》魏惠王在改元前的年世就多出了一年,把魏惠王纪元和魏武侯的卒年都提上了一年。《纪年》和《史记》所载魏惠王时的事的年份所以会相差一年,雷学淇、王国维考订的魏文侯、魏武侯年代和《史记·索隐》所引《纪年》的年份所以会相差一年,都是由于这个缘故。至于《纪年》和《史记》所载魏惠王时的事相差二年的,都是关于战争的记载,这是由于战争连续到了次年,《史记》根据的是《秦记》,《秦记》是秦国的史记,对于他国战争只记胜负之年,所以都记在次年了。
我们说《史记》魏惠王的纪元误上一年,也还有科学的根据。《史记·六国年表》说:“秦献公十六年民大疫,日蚀。”照《六国年表》的年代,这年已是魏惠王二年。可是《开元占经》卷一○一引《纪年》说:“梁惠成王元年昼晦。”昼晦即是日蚀,《六国年表》谓“秦厉共公三十四年日蚀昼晦”,“秦献公三年日蚀昼晦”,都把日蚀和昼晦连称,可为明证。查这年是公元前三六九年,四月十一日十三时九分确是日有环食(朱文鑫《历代日食考》中《战国及秦日食考》)。《纪年》既说魏惠王元年昼晦,那末魏惠王元年决在公元前三六九年。《六国年表》定魏惠王元年在周烈王六年,即公元前三七○年,显然是误上了一年。
《魏世家》“襄王卒,子哀王立”下《集解》说:“荀勖曰:和峤云:……今案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改元后十七年卒。”《索隐》也说:“《纪年》云:惠成王三十六年又称后元一,十七年卒。”《魏世家》“惠王卒”下《索隐》又说:“《纪年》云: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未卒也。”《田世家》“魏惠王卒”下《索隐》也说:“此时梁惠王改元称一年,未卒也。”这都足以证明《纪年》的记载确是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雷学淇认为魏惠王在改元前实只三十五年,这是很对的。但是据此便认为改元后有十七年,那就错了。《史记·集解》和《索隐》的“十七年”该都是“十六年”之误,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引《纪年》作“十六年”,可以证明。魏惠王因“齐、魏相王”而改元,改元后只有十六年。《史记》虽然把魏惠王的后元误作魏襄王的年世,但十六年是不错的。
总之,《史记》短少了魏文侯的年世十二年,又短少了魏武侯的年世十年,把“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误作“魏惠王三十六年卒”,把魏惠王的纪元和魏武侯的卒年提上了一年,又误把“魏惠王改元后的年世作为魏襄王的年世,因而在魏襄王之后多出了一个魏哀王,把魏襄王的年世算作了魏哀王的年世。《史记》上这一连串的错误,我们是可以根据《纪年》来加以校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