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网 2014.10.21
教育部日前出台《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意见中明确：建立健全高校教师违反师德行为的惩处机制，划出对高校教师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师德禁行行为“红七条”，并建立问责机制，对教师严重违反师德行为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追究高校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因而，教育部“红七条”也被戏称为当前教师的师德红线。
“红七条”师德红线的确立，出发点是为了促进师德建设，提高当下教师队伍整体师德状况。但是，教育部出台的“红七条”是否真的有助于师德建设？“红七条”的设立是进步还是倒退？为此，光明网记者采访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以下为访谈实录。
教师违法行为应交由司法处理
教师的师德不但关系到教师本身的形象，也关系到我国大学生培养的质量。大学教学风气的建设是必须重视师德建设的。然而，目前采取这种方法能不能提高大学教师的师德，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因此，教育部“红七条”划出教师师德红线的做法，实际上并不能够提高教师师德。
提高师德是应该的，但是提高师德的途径并不是目前正实施的途径。可以注意到，目前所划出的师德红线，是教师应该遵守的底线。所谓教师的底线，其实就是每个教师都必须做到的。而每个教师必须做到的事情，就不应该是提高教师师德的事情。
过去以来，很多教师的师德修养已经在红线之下。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红线，只能让部分教师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另外一个角度，师德红线中大部分内容实际上是一个法律底线，也就是说要求教师必须做到的。如果不做到，就不是合格的教师；不是合格的教师，就要被清除出教师队伍。因而，目前教育部“红七条”无法作为高尚师德的标准。
比如说，这次“红七条”中包括教师不得性骚扰学生，这是一个法律问题。不管教师还是普通人，性骚扰学生都是违法的，应该按照法律来处理，而不应该是师德来处理的。教师不得收受索要礼金，按照国家《刑法》的规定，是犯罪的行为，应该由司法机关介入调查，而不是学校内部依照师德来处理。也就是说，表面上看确立师德红线意为强化师德，某种程度上看其实是矮化师德，把师德矮化在法律的红线下了。
就如当前四川美院副教授王小箭性骚扰学生触碰师德红线事件，学校内部当成师德问题处理。对其最严重的处罚就是不允许回校参加教育和科研活动，仅此而已。而王小箭在公开场合亲吻女学生，违背女生的意愿，是一个猥亵行为，应追究刑事责任。这恰恰是不依法治校的做法。不依法治校的做法，又恰恰是最伤害师德问题。而包括最近出现的吴春明事件，厦门大学也是内部处理。问题是吴春明和女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按照女生提供的信息分析，不是诱奸，而是吴春明用自己的职权威逼强奸学生。
所以要注意的是，整体提高师德是对的，但不能因提高师德，而认为任何师德建设的做法就是对的。我们要找合适的方法来提高师德。我们不应该把这种应由司法处理问题作为道德问题来处理。越来越多人利用这样一个政策上的漏洞做出伤害学生的事，我们一定要反思。不要高举着师德的大棒，纵容了违法犯罪的行为。所以，要提高师德建设，首先要依法治校，不能混淆教育问题，法律问题和道德问题。以道德问题来处理法律问题，貌似很道德其实很不道德。
首先，学校本身要依法办学，依法办学包括很多方面。一是政府要依法管理学校，不能越权干涉学校的办学政权。其次学校要依法治理，学校不能够出台一些违法的规定，然后去侵犯学生权利，教师的权利。教师的行为要纳入法律规范。教师首先是一个守法的公民，这是一个前提。
提高师德应从建立现代治校制度入手
要提高教师师德，关键在于依法治校的基础之上，施行学校的自主办学，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现在的学校是行政治校不是教育家办学，因此很多时候出台很多行政标准考核学生，考核教师，会导致师生在这样的标准之下容易急功近利乃至浮躁。有的时候为了维护学校办学成绩，学校会对很多行为进行遮掩，包括对学术不端行为进行遮掩。在这样的情形下，教师无法有自己的学术理想，学术追求。没有学术理想、学术追求，就没有职业道德感。没有职业道德感，教师的师德从何而来。
因此必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落实学术自治、教师治校。通过学术自治、教师治校，让教师有教育尊严，学术尊严。在这基础之上，才有教师群体的整体性改变。至于说整体提高师德，我们必须依法治校，建立现代治校制度。除此之外，行政命令可能适得其反。首先，行政命令只是强化行政权威，并未纳入依法治校的整体框架。当下高校存在非常严重的行政化问题，实行行政治理。行政治理本身存在问题。比如，把师德问题纳入校长的考核，这貌似是对师德问题的重视，但是考核的结果又如何呢？把学术不端纳入校长考核，零容忍会变成零处理。因为一旦学校有学术不端，校长可能会被问责。既然如此，校长可能会压着不处理，这样就不会有学术不端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晰思考，行政治理解决不了当前学校问题，更解决不了师德问题。它一定是要通过改革来解决。而改革的措施已经非常清晰。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规划纲要》颁布，提出高等教育改革，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推进教育改革，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施行学校的现代治理。这才是真正要推进的改革。而通过改革，才能找到求解现在教师师德不断下降，大学办学质量不断下降的答案。不然教育部一而再，二而三发出这种师德红线，并不能获得很好的效果。
此外，应该对比分析中小学教师师德规范，该规范远相比教育部“红七条”更为详细。但是依旧无法解决基础教育的师德问题。最近这一年两年来，各个地方都传出以前经常发生的师德问题。说明这个红线的作用十分有限。所以不能以为划出了红线，就真正在做有利于提高师德的事。师德非常重要，但是提高师德一定要采取合适的办法，而不能够病急乱投医，只要是打着师德的旗号，任何事都能进行。实际上很多改进打着师德的旗号，但是最后的措施都起不到提高师德的作用。
（光明网记者 陈城采访整理）
教育部日前出台《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意见中明确：建立健全高校教师违反师德行为的惩处机制，划出对高校教师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师德禁行行为“红七条”，并建立问责机制，对教师严重违反师德行为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追究高校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因而，教育部“红七条”也被戏称为当前教师的师德红线。
“红七条”师德红线的确立，出发点是为了促进师德建设，提高当下教师队伍整体师德状况。但是，教育部出台的“红七条”是否真的有助于师德建设？“红七条”的设立是进步还是倒退？为此，光明网记者采访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以下为访谈实录。
教师违法行为应交由司法处理
教师的师德不但关系到教师本身的形象，也关系到我国大学生培养的质量。大学教学风气的建设是必须重视师德建设的。然而，目前采取这种方法能不能提高大学教师的师德，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因此，教育部“红七条”划出教师师德红线的做法，实际上并不能够提高教师师德。
提高师德是应该的，但是提高师德的途径并不是目前正实施的途径。可以注意到，目前所划出的师德红线，是教师应该遵守的底线。所谓教师的底线，其实就是每个教师都必须做到的。而每个教师必须做到的事情，就不应该是提高教师师德的事情。
过去以来，很多教师的师德修养已经在红线之下。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红线，只能让部分教师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另外一个角度，师德红线中大部分内容实际上是一个法律底线，也就是说要求教师必须做到的。如果不做到，就不是合格的教师；不是合格的教师，就要被清除出教师队伍。因而，目前教育部“红七条”无法作为高尚师德的标准。
比如说，这次“红七条”中包括教师不得性骚扰学生，这是一个法律问题。不管教师还是普通人，性骚扰学生都是违法的，应该按照法律来处理，而不应该是师德来处理的。教师不得收受索要礼金，按照国家《刑法》的规定，是犯罪的行为，应该由司法机关介入调查，而不是学校内部依照师德来处理。也就是说，表面上看确立师德红线意为强化师德，某种程度上看其实是矮化师德，把师德矮化在法律的红线下了。
就如当前四川美院副教授王小箭性骚扰学生触碰师德红线事件，学校内部当成师德问题处理。对其最严重的处罚就是不允许回校参加教育和科研活动，仅此而已。而王小箭在公开场合亲吻女学生，违背女生的意愿，是一个猥亵行为，应追究刑事责任。这恰恰是不依法治校的做法。不依法治校的做法，又恰恰是最伤害师德问题。而包括最近出现的吴春明事件，厦门大学也是内部处理。问题是吴春明和女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按照女生提供的信息分析，不是诱奸，而是吴春明用自己的职权威逼强奸学生。
所以要注意的是，整体提高师德是对的，但不能因提高师德，而认为任何师德建设的做法就是对的。我们要找合适的方法来提高师德。我们不应该把这种应由司法处理问题作为道德问题来处理。越来越多人利用这样一个政策上的漏洞做出伤害学生的事，我们一定要反思。不要高举着师德的大棒，纵容了违法犯罪的行为。所以，要提高师德建设，首先要依法治校，不能混淆教育问题，法律问题和道德问题。以道德问题来处理法律问题，貌似很道德其实很不道德。
首先，学校本身要依法办学，依法办学包括很多方面。一是政府要依法管理学校，不能越权干涉学校的办学政权。其次学校要依法治理，学校不能够出台一些违法的规定，然后去侵犯学生权利，教师的权利。教师的行为要纳入法律规范。教师首先是一个守法的公民，这是一个前提。
提高师德应从建立现代治校制度入手
要提高教师师德，关键在于依法治校的基础之上，施行学校的自主办学，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现在的学校是行政治校不是教育家办学，因此很多时候出台很多行政标准考核学生，考核教师，会导致师生在这样的标准之下容易急功近利乃至浮躁。有的时候为了维护学校办学成绩，学校会对很多行为进行遮掩，包括对学术不端行为进行遮掩。在这样的情形下，教师无法有自己的学术理想，学术追求。没有学术理想、学术追求，就没有职业道德感。没有职业道德感，教师的师德从何而来。
因此必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落实学术自治、教师治校。通过学术自治、教师治校，让教师有教育尊严，学术尊严。在这基础之上，才有教师群体的整体性改变。至于说整体提高师德，我们必须依法治校，建立现代治校制度。除此之外，行政命令可能适得其反。首先，行政命令只是强化行政权威，并未纳入依法治校的整体框架。当下高校存在非常严重的行政化问题，实行行政治理。行政治理本身存在问题。比如，把师德问题纳入校长的考核，这貌似是对师德问题的重视，但是考核的结果又如何呢？把学术不端纳入校长考核，零容忍会变成零处理。因为一旦学校有学术不端，校长可能会被问责。既然如此，校长可能会压着不处理，这样就不会有学术不端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晰思考，行政治理解决不了当前学校问题，更解决不了师德问题。它一定是要通过改革来解决。而改革的措施已经非常清晰。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规划纲要》颁布，提出高等教育改革，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推进教育改革，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施行学校的现代治理。这才是真正要推进的改革。而通过改革，才能找到求解现在教师师德不断下降，大学办学质量不断下降的答案。不然教育部一而再，二而三发出这种师德红线，并不能获得很好的效果。
此外，应该对比分析中小学教师师德规范，该规范远相比教育部“红七条”更为详细。但是依旧无法解决基础教育的师德问题。最近这一年两年来，各个地方都传出以前经常发生的师德问题。说明这个红线的作用十分有限。所以不能以为划出了红线，就真正在做有利于提高师德的事。师德非常重要，但是提高师德一定要采取合适的办法，而不能够病急乱投医，只要是打着师德的旗号，任何事都能进行。实际上很多改进打着师德的旗号，但是最后的措施都起不到提高师德的作用。
（光明网记者 陈城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