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大乘佛教编辑秘密大乘佛教，又称为怛特罗佛教、密宗、秘密教、秘密乘、密乘、金刚乘、真言乘、瑜伽密教、真言宗，是大乘佛教的一个支派，为印度后期佛教的主流。这一系的佛教，有不许公开传授，及充满神秘内容的特征，因而又被称为密教；而相对于密教，之前的佛教流派，包括大乘、小乘，则被称显教。密教叩密突是因为不能向有分别念的人传授.在中国没落的唐密从民国初年已从日本传回台湾和大陆。

汉传密宗
杂密传入时代开元三大士——善无畏祖师在成体系的密宗形成之前，称为“杂密”的一些密法已经就传入中国，最早见于三国吴黄龙二年(西元230年)竺律炎译出《摩登伽经》，支谦译《华积陀罗尼神咒经》，《无量门微密持经》。 还有金光明最胜王经。

密宗形成
公元8世纪唐玄宗时代，印度高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来华，史称＂开元三大士〃。三位密宗大师，在大唐皇室的扶持之下，于长安的大兴善寺（位于今西安市）译出大量密教经典，宏扬密法。最重要的是于洛阳大福先寺由一行协助译出《大日经》，视为密宗“宗经”，此后逐渐确立了“密宗”的佛教宗派，现今则被称为唐密，又称真言陀罗尼宗、真言宗、金刚顶宗、毗卢遮那宗、开元宗。

唐开元八年，南印度密教高僧金刚智经南海、广州抵洛阳，大弘密法。金刚智于开元十一年至十八年，先后在长安资圣寺、大荐福寺译出《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法》等经4部。其弟子不空曾奉师命赴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学习密法，回中国后先后在长安、洛阳、武威等地译出《金刚顶经》、《金刚顶五秘密修行念诵仪轨》等11部，143卷。《金刚顶经》后亦为密宗所依的主要经典。他们的传授以金刚界密法（智）为主。不空著名弟子有金阁寺含光，新罗慧超，青龙寺惠果，崇福寺慧朗，保寿寺元皎、觉超，世称“六哲”。而以惠果承其法系。惠果曾任代宗、德宗、顺宗三代“国师”。其弟子有爪哇僧辩弘、日僧空海等。汉传密宗主要的道场包括长安的大兴善寺、青龙寺和扶风县的法门寺。传统上，以开元三大士传入的胎藏界《大日经》，与金刚界《金刚顶经》合称二部大法，称为“纯密”，而称以前所译出的为“杂密”。

佛顶尊胜信仰
尊胜佛顶，一名佛顶尊胜，亦名除障佛顶。是五佛顶之随一，尊胜陀罗尼之本尊，即释迦如来由佛顶现出之轮王形，为佛顶尊中之最尊，故名尊胜佛顶，能除一切惑业，故名除障佛顶。尊胜佛顶修瑜伽法仪轨下曰：‘一切佛顶中，尊胜佛顶能除一切烦恼业障故，号为尊胜佛顶心，亦名除障佛顶。’同下曰：‘释迦牟尼如来，结跏趺坐，作说法相。（中略）尔时世尊慈悲愍念，便入除障三摩地，从如来顶上发生惹耶三摩地，状若轮王之像，白色，首戴五佛宝冠，手执金刚钩，项背圆光，通身如车轮状，晖曜赫奕。现此三摩地时，十方世界六种震动，十方世界一切地狱六趣众生应堕恶道者，皆悉灭除，一切恶业不复受，若便生天及十方清净国土。为此善住天子七返恶道之身一时消灭，是故号为除障佛顶轮王，即是五佛顶轮王之一数，并通三佛顶八大顶轮王也。’佛顶尊胜陀罗尼念诵仪轨曰：‘即于山间空闲处，或于净室，画本尊尊胜陀罗尼像安于东壁，持诵者以面对之。’

毗沙门天王
毗沙门天王又名北方多闻天王，为佛教护法之神，四天王之一。据说，他是古代印度教中的天神俱毗罗别名施财天（意思是"财富的赠予者"），早在印度古代伟大史诗《玛哈帕腊达》等书中就已出现过。又说吉祥天女和他关系密切，是他的妹妹或妻子。在古代吠陀神话中，毗沙门天王本是帝释天的部下。后因帝释天在神话流传中的地位越来越低，尽管佛教传说中还保留其名，然势已微弱，毗沙门天王等便逐渐脱离了他，独树一帜。在中国早期佛教中，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已若即若离了。

更有甚者，在唐不空译《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君护法仪轨》中还记述说：天宝元年（742年），安西城被蕃军围困，毗沙门天王于城北门楼上出现，大放光明。并有"金鼠"咬断敌军弓弦，三五百名神兵穿金甲击鼓声震三百里，地动山崩，蕃军大溃，安西表奏，玄宗大悦，令诸道州府于城楼西北隅置天王像供养。一时毗沙门天王声威大震，香火极盛。

传统信仰密教化
由葱岭通向龟兹的第一大都是疏勒。疏勒之传进佛教。理应早于龟兹。《后汉书?西域传》载，元初（114－120）中，疏勒王舅臣盘被徙于月氏；及至疏勒王死，月氏送臣盘归国，立为疏勤王。《西域记》载，迦腻色迦王兵威至于葱岭以东，“河西蕃维畏送质子”。迦王为此质子住处建立专门伽兰。有学者认为，此质子当就是臣盘。臣盘后回国为王，在疏勒推广佛教是当然的事。据后人历次游历疏勒的记载，此地供养“佛浴床”、“佛钵”、“佛唾壶”、“佛袈裟”等佛遗物非常突出，明显地保留着早期佛教的特色，所以僧人也尽是小乘学者，偶尔才有外来的大乘僧人出现。国王大都是佛教的提倡者。

在大月氏北部的康居，佛教也颇流行。到3世纪，康居的译经者来汉地已有不少，如汉灵帝时的康巨、献帝时的康孟祥、曹魏时的康僧铠、孙吴时的康僧会等，所译经典大小乘都有。他们大都是随其先人或经商，或进乱辗转进到汉地的，有的在汉地定居已经数代，因此，他们译出的经典不能完全代表康居的佛教。但他们都信奉佛教，是由康居带来的传统。

无上瑜伽经典的传译和中断　无上瑜珈就是安祥。密宗最高的是‘无上瑜伽’的心态，它和上帝、佛是一样的。这个法已经失传了。安祥就是‘无上瑜伽’，至高无上！没有比安祥更高的。这是正法，很难遇。密宗有三系：一个是‘藏密’，莲花生大师从印度传来的；一个就是‘台密’，五台山的密宗，最高级的是止观法，是唐朝五台山的祖师传来的法，如白衣神咒等；第三个，日本佛法回流的‘东密’（东洋的密宗）。三者的躯壳融为一个的使命和发展，使之成熟的要领就是无上瑜伽。诺那活佛说：‘禅是大密宗！’大密宗就是‘安祥’－‘无上瑜伽’。无上瑜伽和其它瑜伽的区别在于，它更注重对心的要求，即把修心放在首位，它认为只有我们更好的控制自己的心态即对意志的控制，才能最终达到无上的境界；什么是无上境界，就是无欲无求，直至心如止水，意识外放，最终达到生即是死，死即是生，善即是恶，恶即是善，好即是坏，坏即是好的至高境界；从而达到佛陀所说的众生平等，人人可渡之无上心态。唐朝后期，唐武宗下令取缔佛教，代之以道教，佛教各教派遭受沉重打击，深受皇室器重的唐密也不能幸免，虽然唐宣宗继位后立即宣布恢复佛教，但唐密已逐渐式微，系统性的两部大法传承趋于隐没，主要原因是合格的阿阇梨阙如，坛场仪轨也很难完备。至宋初，虽稍有复兴迹象，但仅限于译经，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唐密开始消逝，因唐密的许多真言、本尊法门和别尊曼茶罗已逐渐融入到其它宗派之中，如《药师法》、《准提法》、《孔雀明王法》、《秽迹金刚法》、《瑜伽焰口施食法》等一直广为流传，许多真言密咒被列入日常课诵，一并被广泛运用于佛教法事活动至今。因此，有专家称唐密已成为隐身于佛教各宗派中的“寓宗”。

日本东密宗回传中国
唐密借助东瀛之地得以完好保存，并反哺华夏，早在七祖惠果和尚的预料之中。据史料记载：惠果和尚乍见空海，含笑喜告曰：“我先知汝来，相待久矣，今日相见，大好大好。报命欲竭，无人付法，必须速办香华，入灌顶坛。”于是，三个月将两部大法传承完毕，又嘱空海曰：“……早归乡国，以奉国家，流布天下，增苍生福。则四海泰，万人乐，是则报佛恩师德，忠于国孝于家也。义明供奉，弘法于禹域，汝其行矣，传之东国，努力努力!”“义明供奉，弘法于禹域”，意思是说，应当明白有义务、有责任供奉两部大法，并弘法于华夏。这是惠果祖师的预言与期待，也是华夏有情的心愿与期望。

中华民国时期的密宗复兴
唐密在盛唐时期盛极一时，然至晚唐已露衰微端倪。到了宋代，虽尚有法贤、施护、法天、天息灾等一批译师继续译出大量密部经论，然在教理上已无多发明。元代所弘传者非纯正密教，乃是印度后期密教和藏地风俗结合后形成的藏密，明清两代亦大体如此，且主要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同时，其流传也仅限于宫廷和贵族阶层，民间不得随意传授。因此，总起来说，唐密自元代以后，在中国内地基本上是中断了。而这中断的唐密，却在民国时期得到一时复兴，成为当时佛教界的一大奇观。

最早赴日学密的是江西的桂伯华。他大约于清末的1906年前后赴日本留学，到民国四年即1915年三月病逝于东京时止，计有十余年，但其在国内影响甚微。随后，出家僧中赴日学密的逐渐增多，先后有大勇、持松、显荫、曼殊揭谛（纯密）、谈玄等在东密根本道场高野山学习密法后带回中国。居士界则有顾净缘、程宅安等。当时的佛教界领袖太虚大师对此十分关注，曾说：“诸师接踵东渡，人才济济，绝学有重光之望矣。……考其数人中，于教理素有研究者，只大勇、持松、显荫诸师耳，故真能荷负吾国密宗复兴之责任者，亦唯其三人耳。”（太虚《中国现时密宗复兴之趣势》，文载《海潮音文库》二编《真言宗》）

大勇法师于1919年依太虚法师出家，1922年冬入日本真言宗高野山大学，专修密法，经一年左右，得阿阇黎位，乃于1923年10月回国，仅三、四个月即先后在上海、杭州、武汉等地开灌顶坛十余次，皈依及学法者达数百人之多。一时，中断千年之久的唐密，顿显重兴之势。然佛法深奥，有情体悟各殊。由于当时学法时间短，且侧重事相，忽视教相，大勇对密法的理解受到其依止上师金山穆韶大阿阇梨的批评。金山穆韶大阿阇梨在《弘法大师之佛教观》中说：“然嗣后于支那刊行之《海潮音》之杂志，见有大勇法师发表于关于密教之论文，似于弘法大师之佛教观，有不充分纳得大师教义之处，甚为遗憾焉。由是，余草一文，欲匡法师之谬见。”后来他转而入藏，惜中途病故。显荫法师于1923年冬到达日本高野山的，次年春回到上海，然仅过半年即因病圆寂了，年仅二十四岁。显荫法师天资聪明，慧解过人，可惜未能展其雄才，骤而英年早逝。持松法师与大勇法师一同东渡，于高野山依金山穆韶大阿阇梨修学古义真言宗密法，得三宝院流五十一世传法阿阇梨位，1924年春回国。先于上海传法，后于是年夏应邀至武汉任洪山宝通寺住持，并开坛传法，并在宝通寺内建造法界宫、瑜祗堂、五轮塔，购置各种法器，请人绘制诸尊曼陀罗，使洪山宝通寺一时成为唐密重兴之根本道场。后法师又乘赴日出席亚洲佛教大会之机，续留东瀛学法，再得新义真言宗传法院流、古义真言宗中院流两个阿阇梨位，并专习台密仪轨，于事相教相均融会贯通，影响甚巨（详见第二节）。总体来看，上世纪的“密宗热”对社会重新接触认识密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无庸讳言，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其中问题的症结要么是“不如法”（越三昧耶传授、非器传授），要么是缺乏大小乘根基，要么对密典歪曲理解，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失去了大乘戒律的制约。这也是民国时期密法热不能持久的根本原因。因此，唐密回传的历史任务也就无法圆满完成，期待着后来者再续前缘。

持松法师爱国爱教、爱人民、爱和平，功德无量，高山仰止，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尊敬，他被选为人民代表，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每次国庆节都应邀登上观礼台，参加检阅典礼，他和海内外许许多多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的精英诚挚交往，以其学识广博，待人真诚，富有智慧，赢得了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和广大信众的称赞与敬重。持松法师生前结缘灌顶人次众多，超晔等居士得到良好法理熏陶，并培育指导多名优秀唐密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