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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强移民的规模和分布
明初，在人口剧减，府州生产力大衰退的情况下，统治者十分清楚，也万分着急。朱元璋言“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不单最高统治者朱元璋如此认识，地方和中央官员也纷纷上书请求充实空旷之野。发展生产，提高财力，明知州苏琦提出“时宜三事”，其第三事既为“垦田以实中原”。在这种政治经济背景下，枣强移民大致分两个阶段：一是明初，二是明中后期。明初主要是向外输出，明中后期则以输入为主。第一阶段明初移民。民初洪武年间（1368-1399年），枣强与山西洪洞均设有移民机构。其中枣强籍居民多迁往山东西北部及西部与略东一带。在洪武年间山东接受移民共184万，其中来自山西121万，占66%；来自枣强35万，占19%，两股主要分布在今山东的济南、历城、章丘、高青、青岛、胶南、既墨、淄博、枣庄、滕县、德州、宁津、商河、济阳、禹城、夏津、陵县、齐河、武河、广饶、滨县、惠民、垦利、阳信、沾化、利津、博兴、潍坊、淮县、诸城、安丘、临朐、寿光、高密、益都、烟台、牟平、文登、莱阳、栖霞、沂水、日照、莒县、泰安、济宁、曲阜、邹县、菏泽、巨野、单县、曹县、东阿、临清、莘县、金乡、阳谷、冠县、高唐等87个县（目前山东省辖31个县级市和60个县，共91个县市区），占全省辖县数的95.6%，其中枣强移民以淄博市、滨州市、东营市、青州市、德州市、潍坊市最多。何以如此之众？原因之一是：从河北枣强移民并非一次，既有官府组织的移民，又有民间的游居漂移；原因之二是：枣强作为当时的一级移民机构（或是移民的迁散地），既有本乡本土的枣强土著人，又有从河北组织的各地民众；原因之三是：卜居于枣强的流民多被迁徙，所谓“流民”既年饥或避兵他徙者，也就是未得到政府允许并且未编入迁入地户籍的流动人口；原因之四是：河北枣强西连秦晋，东临齐鲁成为明初由山西向山东移民的必经之地。在移民过程中，既有枣强人，又有山西人掺杂其中，综上所述，就构成了河北枣强数十万移民的迁徙规模。需要说明的是元末明初枣强辖区内的很多村庄多被迁徙不存，例如相传辖区内“七纸房、八涧里”，现在仅存五纸房一涧里，还有 村 村，这些村何去何从已无记载，有待于历史地理研究专家的进一步考证。第二阶段则是以接纳移民为主，向外迁民为辅的阶段。这个阶段大约在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根据《枣强县志》载，明永乐年间，山西、山东等地一批移民到本县安居
明初，在人口剧减，府州生产力大衰退的情况下，统治者十分清楚，也万分着急。朱元璋言“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不单最高统治者朱元璋如此认识，地方和中央官员也纷纷上书请求充实空旷之野。发展生产，提高财力，明知州苏琦提出“时宜三事”，其第三事既为“垦田以实中原”。在这种政治经济背景下，枣强移民大致分两个阶段：一是明初，二是明中后期。明初主要是向外输出，明中后期则以输入为主。第一阶段明初移民。民初洪武年间（1368-1399年），枣强与山西洪洞均设有移民机构。其中枣强籍居民多迁往山东西北部及西部与略东一带。在洪武年间山东接受移民共184万，其中来自山西121万，占66%；来自枣强35万，占19%，两股主要分布在今山东的济南、历城、章丘、高青、青岛、胶南、既墨、淄博、枣庄、滕县、德州、宁津、商河、济阳、禹城、夏津、陵县、齐河、武河、广饶、滨县、惠民、垦利、阳信、沾化、利津、博兴、潍坊、淮县、诸城、安丘、临朐、寿光、高密、益都、烟台、牟平、文登、莱阳、栖霞、沂水、日照、莒县、泰安、济宁、曲阜、邹县、菏泽、巨野、单县、曹县、东阿、临清、莘县、金乡、阳谷、冠县、高唐等87个县（目前山东省辖31个县级市和60个县，共91个县市区），占全省辖县数的95.6%，其中枣强移民以淄博市、滨州市、东营市、青州市、德州市、潍坊市最多。何以如此之众？原因之一是：从河北枣强移民并非一次，既有官府组织的移民，又有民间的游居漂移；原因之二是：枣强作为当时的一级移民机构（或是移民的迁散地），既有本乡本土的枣强土著人，又有从河北组织的各地民众；原因之三是：卜居于枣强的流民多被迁徙，所谓“流民”既年饥或避兵他徙者，也就是未得到政府允许并且未编入迁入地户籍的流动人口；原因之四是：河北枣强西连秦晋，东临齐鲁成为明初由山西向山东移民的必经之地。在移民过程中，既有枣强人，又有山西人掺杂其中，综上所述，就构成了河北枣强数十万移民的迁徙规模。需要说明的是元末明初枣强辖区内的很多村庄多被迁徙不存，例如相传辖区内“七纸房、八涧里”，现在仅存五纸房一涧里，还有 村 村，这些村何去何从已无记载，有待于历史地理研究专家的进一步考证。第二阶段则是以接纳移民为主，向外迁民为辅的阶段。这个阶段大约在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根据《枣强县志》载，明永乐年间，山西、山东等地一批移民到本县安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