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由个人活动构成的，所以人们研究历史总是离不开人物的研究。”①“社会上一切现象，无一不是人的意志和活动的结果，没有人的意志和活动，就不存在人类社会，当然也就不存在研究社会发展过程和规律的历史学，因而历史学就很自然的要研究人物了。”②近些年来，近代人物研究方面的论著，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所占的比例最大③。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思想解放，思维活跃，思路开阔，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更为重视、更为深入、更为全面、更为客观。其中，对晚清历史人物的研究呈现出相当活跃的局面，值得关注。以晚清人物为专题研讨对象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频繁召开，大量的人物全集、专集、日记等相关史料不断地得到整理和出版，晚清人物的传记、评传及研究论文如泉水般涌现，各种人物评价的新观点陆续地被提了出来，甚至有不少创建以某个晚清人物为研究对象的专学(如黄遵宪学、严复学、孙(中山)学等)的设想。晚清历史人物有不同于其他历史时代人物的特点，处于大变局、大转型中的晚清历史人物面临着新的时代课题，各有不同的应对之策和思想主张。相映成趣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学者们亦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之中，使得学者们与所研究的对象之间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共鸣，这种现象使晚清历史人物的研究表现出相应的特点。

人物评价是人物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人物研究的基本目的之一，因此，晚清人物的研究自然离不开对晚清人物的评价。马勇的文章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比较符合历史的实际，如对洋务派人物李鸿章、盛宣怀，维新派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革命派宋教仁等的评价就是如此。当然，他也指出在历史人物研究繁荣中存在的问题，历史人物评价的分歧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了一些过分翻案的倾向。姜涛的文章同样指出：在研究中，也曾一度出现过一些不和谐之音。主要是一些研究者在价值取向上逐步趋向文化保守主义实即政治的保守主义，从而反对近代史上的一切革命。对统治集团中的人物，有的研究者并不是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评价，而是做起“翻烧饼”式的翻案文章。张海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一书中也认为：“在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随着对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的认识的不同，尤其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史观、角度的改变，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了极大的差异。以往被正面称赞、肯定的历史人物……往往受到批评，以往受到批评或者基本否定的人物，受到了称赞、颂扬。以往一些研究者在近代历史人物研究中，存在着对一些人物拔高的现象，或者评价过低，存在简单化的毛病。对以往人物研究的不足地方，予以纠正，是历史研究深化的表现。但对以往研究中过‘左’的地方，反弹过分了，出现了整个翻案的情况。”他认为：“对历史人物评价的翻案，集中体现在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慈禧等人身上。”⑩
　　那么，对历史人物的不同评价，或所谓新评价，能不能称为“翻案”？学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刘克辉认为，“翻案”说存在强化定论思维的弊端，还会使“两分法”成为人物评价中的准则(11)。如果我们认可这种对“翻案”说的质疑，那么，我们又如何正确对待晚清人物研究中不同的评价观点呢？笔者以为，最关键的是，这种不同评价的观点是如何出来的？这里既有研究者的动机问题，又有研究者的方法问题。如果研究者出于别出心裁、哗众取宠或其他意图的故意动机，那么，他们在方法上也必然是有问题的，他们会无视对自己不利的史料，也不去进行扎实的研究，因此，得出的观点就难免有“翻案”之嫌，对这种观点要给予无情而严厉的批评。但是，如果研究者的动机是要对历史人物求得一个更为客观和更为全面的认识，只是在研究方法上的不同导致了不同观点的出现，这是学术争鸣所必需的。由此看来，历史人物研究和评价的方法论问题，成为晚清人物研究的关键。

人物评价只是历史评价的一部分，因此，研究历史人物也必须掌握历史评价的一般原则。张艳国指出，马克思主义历史评价的主要内容是：从历史发展的普遍联系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历史的发展作为一个发展前进、上升递进的过程来考察，揭示出寓于其中的规律性认识。马克思主义历史评价的要求是，站在历史发展的上升方面，站在历史发展的进步性方面，进行严肃的历史评价。(12)而具体到历史人物评价，最重要的还是方法论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李振宏对此有深入、全面的探讨。他的探讨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他认为：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丝毫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重大作用，历史个人的作用，一方面在客观上取决于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另一方面，在主观上则取决于他们认识历史发展趋势和人民群众要求的正确程度。他们个人的品质、才能、性格和意志的强弱等素质，对所起作用的大小也有相当的影响。第二，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基本方法。他主张：要分析历史人物的活动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当时社会的伟大需要，要考察历史人物一生活动的全过程，要对历史人物进行阶级分析，要分析历史人物对整体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要分析历史局限性，正确对待个人的历史过错。第三，关于人物评价中提出的几个方法论问题。他谈到评价人物的标准，主张采用历史进步标准论；他谈到动机与效果的问题，主张主要地从效果出发，把它作为实在、可靠的根据，然后着力说明效果是由什么动机引起、动机是如何引起的；他介绍了人物评价中的阶段论、方面论和综合论，主张有些实在不好作出定评的，也就只好停留在分阶段、分方面评价的水平，不可以勉强；最后，他谈到了反面人物的评价问题，主张要特别坚持实事求是的评价原则，决不因为其过错而抹杀他们曾经做过的值得一书的好事，不埋没任何一个人的历史功绩。(13)谢俊美还就研究近代历史人物提出了专门性的方法和建议，他认为：“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就是变的历史，这个变是前进的，由落后走向进步。我们研究近代人物首先要把握近代社会这一变的时代特性。”从这个认识出发，他建议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大视角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并提出了研究近代历史人物的具体方法：第一，要先看这个人物属于哪一个层面，是哪一个时期出现的人物，他所表现的是什么；第二，注重人物的政治表现，不应过分抓住历史人物的阶级出身；第三，要注意考察人物的社会性(即阶级性)，但不能一味强调阶级分析，要看到不同阶级的历史作用；第四，要注意人物的转化，这也是研究人物的社会性很重要的一点；第五，写近代人物要画龙点睛，懂得所写人物的时代性，要有形象思维、理论思维和逻辑思维；第六，应注意人物的生活气息，只有这样才能活灵活现地展示人物的风貌，第七，要用纵、横比较法对近代历史人物进行评价，在历史函数的坐标上，对每个人的长短高下、功过是非有一个清晰的脉络。(14)
　　自改革开放以来，上述历史评价和人物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原则，特别是实事求是的原则已成为学界共识。1984年，戴逸在苏州召开的左宗棠历史评价学术讨论会上指出：“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实事求是。”他认为，在这方面要吸取三个教训：“切忌简单化，一刀切”；“不能为着眼前的需要而牺牲真实性”；“需要反对‘左’的影响，肃清‘左’的影响”。(15)1985年，黎澍在给《历史人物》创刊的贺词中指出：“中国人对历史人物向来持实用主义态度，而不取历史主义。无论官方或民间都盛行按照主观需要歪曲历史。历史人物只分好人和坏人两种。现在改了，叫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其实无非是用新造语言表达出来的旧观念罢了。”他认为：“正确的态度是唯物主义的。马克思重视从具体历史条件来研究历史人物的活动。”(16)1990年，匡亚明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所坚持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这个原则的要求做了明确的阐述，指出：“实事求是是贯串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17)1994年，苑书义在《李鸿章传》的引言中提出问题说：李鸿章在晚清政坛上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起了什么作用呢？他认为：“溢美违背历史真实，因义愤而贬损不能推进科学。那就让我们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多层次、多角度地审视一下他那奇幻般的生涯吧。”(18)2006年，夏春涛在《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中也指出：“历史学是一门严谨求实的学问，倘若采用非正即邪、非此即彼的简单化模式，陶醉于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一种单纯政治或道德层面上的评价，并且总是在全盘否定或肯定的怪圈里颠来倒去，那么，历史研究也就沦落为人人都可以参与的文字游戏了。”(19)

如何运用这些人物的全集，亦有一个方法的问题。汪荣祖结合他对郭嵩焘的研究指出：“传记写作必须把传主及其时代密切相连，才能呈现人物的时代面貌。过去的时代进入历史，具有特殊的历史性格，不能光凭新时代的一切去理解，而必须进入旧时代去理解。今人进入旧时代的最大凭借就是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即史料。史料浩瀚，像浓郁的森林，必须通观全貌，需要整体的了解。但又不能见林不见树，应再由整体去掌握局部。反过来，亦不能见树不见林，大可经由‘树’去认识‘林’。历史人物的研究应是由‘树’见‘林’的有效途径。”(24)这就是说，要从处理好人物史料(或全集)的整体与部分关系的角度去展现和进入人物所处的时代，只有展现和进入了人物所处的时代，也才能不“光凭新时代的一切”去理解人物，而做到准确地评价人物。孟泽以“业余”人的身份研究郭嵩焘，有相同的感受和看法，他认为：“至今还未绝迹的某些教科书，曾经把千回百转的沧桑人事，表述得如同戏曲舞台上那些最终落实为大团圆结局的故事一样，黑白分明，不费思量，从中几乎看不到历史当事者的复杂表情及其背后的心情，只看得到高尚的道义与坚硬的意志，看不到偶然而只有必然。当一观念或者利益支配下的叙事成为唯一的叙事时，当历史仅仅是某种固定的因果关系的演绎时，真实往往被简化，而且，总是由眼前的需要支配着这种简化。”他强调研究者必须“并不置身于某一具体的政治阵营”，“未必需通过特定的历史书写确立或保卫自己的信念、身份和地位”。(25)其实，孟泽所说的“观念或者利益支配”只是汪荣祖“新时代的一切”的更为具体化，其目的都是要求人们充分利用现有的人物史料而去再现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及其所处的时代。汪荣祖和孟泽的要求是相当高的，史料的整体不易把握，而要处理好史料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则更为不易，从此点出发去展现人物所处的时代则难乎其难。
　　汪荣祖的意图是要由人物展现过去的“旧时代”。但是，也有学者觉得，要研究人物，必须先了解人物所处的时代，然后把人物放到时代背景下去考察。也就是说，对于“实事”的把握还需要“全局”的思维，“全局”的思维不只是指“实事”的总和，而且是指要把“实事”的总和放到时代背景中去考察。1992年，袁伟时在《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一书中指出：“鸦片战争以后的80年间，中国最紧迫的历史任务是在捍卫国家独立的前提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完成社会生活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历史任务。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或者说富与强，都取决于这个历史任务的完成情况。在这个历史时期里，顺应历史潮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应该有通观历史全局的眼光，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确立民主政体大声疾呼和不屈不挠地奋斗。”(26)1999年，陈绛在为美籍学者庞百腾的《沈葆桢评传》一书所写的序中即说：“作者努力搜集丰富翔实的资料，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对晚清重要历史人物沈葆桢作系统的全面的考察。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没有把研究视角局限于沈葆桢的个人经历，而是将他放在19世纪中国社会历史背景下作深入的探讨，并进而讨论中国早期现代化若干重要的理论问题，因而其意义便不仅限于一部个人传记——固然这是一部生动凸现传主性格的人物传记佳作，知人论世，这部著作还使读者从沈葆桢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探索和所树立的业绩中，看到晚清现代化的艰辛历程和局限。”(27)庞百腾自己也指出：“近代中国处于过渡时期，其间经过几个不同的过渡阶段。19世纪60～7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而沈葆桢又是这个阶段中的重要人物。”(28)夏东元研究盛宣怀也运用这一方法，他将“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相结合的原则”具体运用于近代中国，提出应以“一条主线”(即以资本主义的酝酿、发生和发展为线索)与“两个过程”(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相结合，来阐明110年的历史规律。以此为标准，他一方面肯定了盛宣怀“一生主要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力经营者，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办的“多数企业是成功的，起到了赢利和与洋商争利的作用”，因而肯定盛宣怀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佼佼者”；另一方面又分析了盛宣怀一生“欲办大事，兼作高官”所导致的保守的政治主张与进步的经济实践的矛盾，它酿造了“既似商又似官，由似官而为官；用商力以谋官，由倾向于官发展到利用官势凌商”的悲剧；由前期主要是“谋商情”与洋人争利，到1896年后发展为对外妥协及带有官僚资本主义的色彩，违反争取民主的历史趋势，终于成为辛亥革命的对象，而晚期仍以民族性较强的资本家身份终其一生，这样走完“U”字型的人生之路。(29)2008年，尚明轩发表《中国大陆半个多世纪来孙中山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认为：中国大陆半个多世纪来的孙中山研究，虽然有过曲折，但还是逐步深入，日趋繁荣，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过，近几年来开始有些萎缩和低落。展望未来，宜注意将孙中山更加紧密地放在历史时代中考察，并在新的理解中拓展视角及新的切入点，不断创出新意，攀登“孙学”新高峰。(30)

这种对晚清人物不同方面或不同阶段的强调而形成的不同评价，其根本性的原因还在于现实的政治形势的变化、时代的变迁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史观的变化。从政治形势的变化来说，1983年，林飞鸾发表《建国以来康有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对康有为的研究取得一定成绩，但因极“左”思潮的影响，曾把改良主义同修正主义划上等号，一提到康有为，便批判他的改良主义思想，对他的爱国思想和革新精神，则缄口不谈或轻描淡写，对他的评价总是就低不就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学术界批判极“左”思潮，使康有为的研究工作得到恢复和发展，对其维新思想的形成、他在变法中的作用和地位、对其变法后的评价、他的《大同书》和他的哲学思想等问题展开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取得一些成果。(55)现实的政治形势给人物评价并非全都带来积极的影响，现实的政治常使一些人联想到历史中的人和事，基于对现实政治形势的某种偏差的认识和理解，产生对历史中的人和事的所谓新看法，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将这种情况发挥到极致，就成了影射史学，这就需要进行批判了。朱东安指出：“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整个近代史上，社会性质和基本矛盾一直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则不时出现在人们面前，尤其在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更成为中国政治的中心议题。这样，曾国藩就不能不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而对他的评价也不能不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56)

从时代的变迁来说，2004年，《文史哲》组织“重新解读梁启超”笔谈，侯杰、林绪武发表《近百年来不同语境下的梁启超研究》，指出：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社会、政治的主流话语由“革命”转变为“改革”、“稳定”，梁启超“变法改良”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活动不仅重新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而且得到再认识和再评价，有关的研究成果数量剧增，涉猎广泛，资料丰富，观点新颖，并且注重采用新方法，选择新角度，通过新的切入点对旧有问题进行分析和阐述，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58)。时代的变迁有时会导致学者们史观的变化，史观的变化会对历史人物形成新的评价。2004年，侯杰、林绪武还发表了《省思与超越——近十年来梁启超研究之探讨》，认为：梁启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梁启超研究是史学界长期以来的重点和热点。近十年来，梁启超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这主要是由于史观发生了转换，从而带来梁启超研究的一系列重大突破，也与新方法、新视角的采用，新理论和范畴的借鉴，新领域的开辟，新史料的挖掘，诸多学科的整合等分不开。该文指出：当代中国学术在西方“年鉴学派”史观的影响下，走向了社会真实的“细化”，在“后现代、后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走向强调“差异”和“颠覆”，但我们在把知识细化，学问做小、做精的同时，是否应该注意到加强对梁启超这位历史人物整体性研究的必要性？我们怀疑一个被研究者割裂开的梁启超“组合”之后，能否还原为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59)2005年，黄克武发表《略论梁启超研究的新动向》，认为：近几年海内外的梁启超研究出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新动向：注重整体考察梁启超的生平思想及其在近代学术转型中的角色，注意到日本学术传统对梁启超思想的影响，关注梁启超与中国其他知识分子的交往关系。黄克武还对以后的梁启超研究提出建议，希望以“多元现代性”的视野研究梁启超，在解读梁启超作品时，要考虑到作品的外在语境。(60)
　　由于对“实事”过程中的不同节点的认识不同，也会造成对人物评价的不同，甚至是根本性的差异。1978年，郭毅生发表《如何评价杨秀清——关于太平天国“五主”、“八位万岁”与“天京事变”的考察》，认为：太平天国的政治体制是多“主”多“万岁”的，杨秀清称万岁是经过洪秀全加封，合乎太平天国体制的。杨秀清并非篡位，洪秀全的天王地位也没有改变(61)。当然，郭毅生的看法并未成为学界共识。笔者以为，如果这些看法能够成立，那么，对杨秀清就应该有新的评价。孔祥吉认为：“关键时刻是最能考验人的，而百日维新乃是中国近代史上新旧转折的一个关键环节。在此期间，中国各种政治派别，营垒分明，论争激烈。改革派与守旧派之间，围绕要不要改变祖宗成法，要不要重用康有为等维新志士，要不要改革旧的政治体制等问题，展开了长时间的辩驳，维新同守旧的斗争，几乎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一尖锐斗争迫使每一个在京的官吏，无论职位高低，都要明确地表态，作出自己的抉择。因此，搞清楚杨锐在这一时期内的政治表现，就成了正确估价他的历史地位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62)有些历史人物的人生转折点往往成为历史研究的聚焦点，如刘师培的叛变，就引起学者们的关注。2000年，李洪岩发表《刘师培何以要背叛革命》一文，认为，刘师培之背叛，发端于他对孙中山的不满，而他不甘人后的品性，使他与章太炎也是貌合神离。他攻击孙中山，大批民族主义，开办社会主义讲习会，大讲无政府主义，在组织上思想上都预设了背叛革命的可能。其妻何震为物欲所使，被端方收买。“内惧艳妻”的刘师培因此而被拉下了水，1907年底，刘师培向端方写自首信，成为两江师范学堂的历史教员，而其实际上的身份则是端方的幕僚。(63)

桑兵通过考察张之洞之死的舆论反应，指出：“秉承着盖棺论定的信念，以生命的终结为起点，无数的生者试图判断一个人一生的是非功过，结果仍然只是提供了四面看山的视角。努力客观的结果，还是制造新的主观。清季张之洞之死，恰好是盖棺而论难定的典型。”(88)看来，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学者们都努力遵循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但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对晚清人物的研究和评价都不可能有趋于一致的所谓“定论”：这大概正是历史人物研究的魅力所在，也是学术研究必须遵循“百家争鸣”的必要性所在吧。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关于晚清历史人物的研究在总结和反思的基础上经历了一个范式转换的过程，对人物集团的研究受到重视，晚清人物研究的范围呈现从政治家、思想家向其他类型人物如慈善等转移的趋势。但是，在晚清人物研究中，在范式转换的过程中如何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学界并没有达成共识；在当今学风浮躁的学术生态环境中，在晚清人物史料浩如烟海的学术条件下，如何扎实求得有关晚清历史人物的“实事”总和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很显然，个体的单干式的研究，已不能适应史学研究的趋势。笔者的设想是：将人物研究和评价的理论探讨与具体的人物研究实践结合起来，对晚清人物研究在相关学术团体的组织下，制定长远的研究计划，不追求快出成果，只追求出好成果，展开群体攻关式的研究。如此假以时日，晚清人物的研究必将出现新的局面、新的势头。

注释：
　　①黎澍：《祝〈历史人物〉创刊》，徐宗勉、黄春生编：《黎澍集外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页。
　　②夏东元：《史学家自述》，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479页。
　　③汪志国：《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池州师专学报》2004年第6期，第79页。
　　④夏东元：《我的史学观——我与盛宣怀研究》，《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第20页。
　　⑤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43页。
　　⑥郑大华：《不应被忽略的思想家——包世臣思想简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0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84～408页。
　　⑦池子华：《红十字运动史散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页。
　　⑧杨东梁：《左宗棠研究的回顾》，《湖南师院学报(哲学和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5期，第76～79页。
　　⑨刘泱泱：《左宗棠研究述评》，《求索》1986年第2期，第85～88、101页。
　　⑩张海鹏、龚云：《中国近代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页。
　　(11)刘克辉：《历史人物研究中的“翻案”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第145页。
　　(12)张艳国：《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7～248页。
　　(13)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1～357页。
　　(14)谢俊美：《关于中国近代人物研究之我见》，《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15)戴逸：《履霜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35～536页。
　　(16)(20)徐宗勉、黄春生编：《黎澍集外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106、223页。
　　(17)经盛鸿：《詹天佑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第5页。
　　(18)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19)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7页。
　　(21)戴逸：《在〈李鸿章全集〉编委会首次会议上的讲话》，《安徽史学》1993年第3期，第1页。
　　(22)汤志钧：《关于近代人物结集诸问题》，《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第173～175页。
　　(23)赵德馨：《张之洞全集》第1册，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1页。
　　(24)[美]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岳麓书社2000年版，“弁言”第1页。
　　(25)孟泽：《洋务先知——郭嵩焘》，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48页。
　　(26)袁伟时：《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101、103页。
　　(27)(28)[美]庞百腾：《沈葆桢评传——中国近代化的尝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陈序”第2页、中文版“自序”第2页。
　　(29)闾小波：《夏东元及其盛宣怀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3期，第266页。
　　(30)尚明轩：《中国大陆半个多世纪来孙中山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河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16～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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