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说说，所谓的材官，骑士，轻车楼船士究竟是什么。
　汉官仪曰：「高祖命天下郡国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立秋后讲肄课试，各有员数。平地用车骑，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
根据此记载来看，所谓的材官骑士等应当是自汉高祖时起便在地方通过选拔设置的常置兵种。
又汉旧仪载：“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而以为卫士，案：汉书高帝纪如淳注引无「而以」二字。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可见当时的材官骑士应为轮戍制，役期为一年。
而光武帝罢材官骑士后，地方上应当不再设此常置兵种。“应劭汉官曰：“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一方有难，三面救之，发兴雷震，烟蒸电激，一切取辨，黔首嚣然。”应邵之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情况。
当然临时性的征发还是有的。征发的对象有上面提到的的骑士，轻车，也有冠以一些其他名号的兵士，如”奔命兵“
如光武帝在河北与王郎作战中就发过所谓的”奔命兵“，宋均受命解救被武溪蛮围困的武威将军刘尚时，也曾经发过“江夏奔命三千人”。
根据后汉书李贤注对奔命的解释前书音义曰：「旧时郡国皆有材官、骑士，若有急难，权取骁勇者闻命奔赴，故谓之『奔命』。」以及任光对刘秀说的以可掠取财务为条件募发奔命的话
奔命显然是临时选取募集的兵士无误。其他还有一些兵种如积射，介士（即甲士）等，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据我推测也应该属于临时征发性质的兵士。

剩下的明天再说。

嗯，建武七年撤了骑士材官，但是二十三年武陵蛮反的时候，还是发了三千江夏兵。

文献通考 兵考二
汉民凡在官三十二年，自二十三以上为正卒。每一岁当给郡县官一月之役，其不役者为钱二千入於官以雇庸者，已上，戍中都官者一年为卫士；京师者一年为材官、骑士、楼船；郡国者一年。三者随其所长，於郡县中发之，然后退为正卒，就田里，以待番上调发。
汉朝的平民百姓从二十三岁起，便作为正卒要负担各种兵役。除了要在郡县服一月的更卒之役，还要负担为期一年的卫士，材官骑士之役。服役期满后回归田里，但其正卒的身份仍然存在，朝廷又需要的话，还是会随时征发其兵，直到五十六岁年老，才可罢为庶人，免于征发。
东汉初年，随着为期一年材官骑士之役的罢除，百姓的兵役负担相对来说减轻了，可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手也增加了，就当时因战乱而造成的人口锐减的状况而言，材官骑士之罢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
另外，东汉政府在征讨平叛，边防屯戍等军事事宜上往往会用招募的方式来补充兵员，而不是用征发的方式，如马援于建武24年，帅十二郡募士伐武溪蛮，明帝永平元年募士卒戍陇右等等，募兵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百姓的兵役负担。
附上一张选自中国军事通史的东 汉募兵情况表。

接下来，再说说后汉书中经常提到的东汉政府在征讨平叛中经常动用的诸郡兵、诸郡甲卒的问题。
这些郡兵、郡甲卒应该都是从各郡的有正卒身份的吏民（大部分应为农民）中征调而来，这些郡兵、郡甲卒和更卒，材官骑士、卫士不同。材官骑士等都有明确的役期，或一月或一年，但这些郡兵、郡甲卒应该是没有固定役期所谓，国家有事时则从各郡吏民中征发士兵，直到国家不需要了，才可被罢遣回家。
如李固传中就提到太山郡因为有盗贼常年囤聚，以至于“郡兵常千人”即不得常备千人左右的郡兵，李固到任太山太守后，决定放弃军事手段，将郡兵几乎悉数罢遣归农，只留“任战者百余人”，改以招抚手段对付盗贼，终将太山郡的匪患扑灭。
又如建武八年的征隗嚣之役，光武帝出发时曾“大发关东兵”，之后在围困隗嚣于西城时又对吴汉说道“诸郡甲卒但坐费粮食，若有逃亡，则沮败众心，宜悉罢之。”可见这些从各郡征来的甲卒只要国家有意就可以随时将其罢遣，并不受所谓役期的限制，反之，只要国家不将其罢遣，他们就得一直留在军中。吴汉没有听光武帝之言，继续留着这些郡兵，结果导致军中“粮食日少，吏士疲役，”，士卒逃亡者越来越多，最后在公孙述的救兵来到后，不得不撤围而去。
还有一个例子。永初年间，海贼张伯路侵扰沿海郡县。东汉朝廷派御史中丞王宗征发幽冀，诸郡兵，和青州刺史法雄合力击之。在重创了贼军后，其因为“军甲未解”，所以“不敢归降”。法雄认为“可且罢兵，以慰诱其心，埶必解散，然后图之，可不战而定也。”王宗认同其言，便罢诸郡兵。之后因为东莱郡的郡兵未罢，海贼便不降，反而“遁走辽东”，几年后，又抄略东莱郡，被法雄率领郡兵击破。这个例子也可以说明当时各郡郡兵，完全就是国家有需则发，无需则罢。

另外，当时征兵应该都是以户籍上的信息为依据的，故曹操在击败袁氏，查看完冀州户籍时，才会有“「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之语。

这征兵也不稀奇，所谓徭役、兵役，各朝基本雷同，不同的是士兵训练及召集的形式，这才是重点。

对了，刘秀曾经罢撤过边郡的亭候吏卒。但是这也只是暂时性的举措罢了。随着南匈奴附汉，边郡的防御力量得以增强，刘秀在建武26年下诏恢复沿边八郡，并将之前徙往内地的百姓迁会边郡，同时遣谒者负责整修边郡城郭。亭候等边境防御用的工事也都得到了恢复。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南单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诸部王，助为捍戍。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侦音丑政反。罗音力贺反。犹今言探候侦罗也。北单于惶恐，颇还所略汉人，以示善意。钞兵每到南部下，还过亭候，辄谢曰：“自击亡虏薁鞬日逐耳，非敢犯汉人也。”

我恐怕得纠正一下我以前的说法。东汉北部沿边各郡的屯兵，好像也不是在东汉时期一直存在的。
后汉书祭彤传中记载永平元年，朝廷“乃悉罢缘边屯兵”。
又如刘虞传“明年（灵帝中平五年），复拜幽州牧。虞到蓟，罢省屯兵，务广恩信。”这些都是罢撤沿边屯兵的记录。
另外，以前常有的疑问，那就是内地各郡国若是无常置屯兵，那么平日治安的维持，官署的守护等工作该交由谁去做呢？
后汉书明帝纪“其复元氏县田租更赋六岁，劳赐县掾史，及门阑走卒。”章帝纪“己酉，进幸邺，劳飨魏郡守令已下，至于三老、门阑、走卒”
以及后汉书郭符许列传“庾乘字世游，颍川鄢陵人也。少给事县廷为门士。”
根据这些记载来看，郡县仍然存在着“门士”，“走卒”之类的兵卒，职责应当就是担负平日郡县的守卫，治安等工作。

最后再说说东汉在各地设置的“营兵”部队。
东汉在地方设有多支营兵。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黎阳营，度辽营，京兆虎牙营，雍营等。大多数营兵都是因特别目的而设立，如度辽营是为了防备匈奴；虎牙营和雍营则是为了防羌。
这些营兵一经设立，便几乎不见罢遣之记录，可谓是东汉在真正意义上的常备之军。
这里就单拿黎阳营来说说好了。黎阳营设立于光武帝时期，共有“兵骑千人”，由谒者监掌，直至东汉末年，仍见有黎阳营兵，以及监营谒者的记录（详见三国志司马朗传），可谓与东汉王朝相始终。黎阳营自设立起，便时常接受朝廷征调，担负征讨戍守之任务。内压叛乱，外讨四夷，是一直由东汉朝廷直接掌握的名副其实的战略机动部队。
黎阳营屯戍记录：（安帝时）鲜卑犯边。庚寅，遣黎阳营兵出屯中山北界。
讨叛记录：（建武）十九年，妖巫维汜弟子单臣、傅镇等，复妖言相聚，入原武城。劫吏人，自称将军。于是遣宫将北军及黎阳营数千人围之。
击羌记录：显宗初，西羌寇陇右，覆军杀将，朝廷患之，复拜武捕虏将军，以中郎将王丰副，与监军使者窦固、右辅都尉陈欣，将乌桓、黎阳营、三辅募士、凉州诸郡羌胡兵及弛刑，合四万人击之。

每天多顶顶精品贴，把那些坟贴压下去。

今天看到有人说什么东汉改变更戍役制度，导致兵员缺乏，战略后备力量薄弱什么的。所以又把这贴顶上来说一说。
这段什么“改变更戍役制度，导致兵员缺乏，战略后备力量薄弱”一看就知道是复制中国军事通史东汉篇的原话，这书我翻过很多遍，所以清楚得很。
要我说这话的谬误究竟何在？其实简单得很。东汉和西汉一样，并没有废止正卒之役，所有到服军役年龄的男子都是潜在兵员，一经征调，立刻就能上战场，所以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兵员缺乏，战略后备力量薄弱的问题。
《三国志·崔琰传》：　崔琰字季珪，清河东武城人也。少朴讷，好击剑，尚武事。年二十三，乡移为正“
以上这段记录，还有随随便便就能找到的为数不少的东汉政府调发地方郡兵的记录就是最好的证明。

贴一点相关的，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八》
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⑨轺车以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
注⑨集解如淳曰：“非吏而得与吏比者，官谓三老﹑北边骑士也。楼船令边郡【选富者】为车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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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能够入选的是富有阶层
又《补汉兵志》
汉旧仪羽林从官士百人取三辅【良家子】【自给鞍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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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羽林军上来看，这些人有经济能力自己准备鞍马，这并不是一笔小钱，那么良家子也就并不是仅仅指家世清白的自耕农，而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甚至就是豪族出身。
由此可见，在西汉末那种情况下，能够成为郡兵头领的，很可能是豪族大姓，那么郡兵的力量可能就被豪强渗透，称为对抗国家的工具。
因此刘秀罢除这几种郡兵，也是一种抑制豪强的手段。

好贴，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