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我与清华一位同事刘大钧先生谈话。在绝望之中,我问他:"如果我们不信上帝是天父,便不能普爱同人,行见世界大乱了,对不对呀?""为什么呢?"刘先生答:"我们还可以做好人,做善人呀,只因我们是人的缘故。做好人正是人所当做的咧。"那一答语骤然便把我同基督教之最后的一线关系剪断了,因为我从前对于基督教仍然依依不舍,是为着一种无形的恐慌之故。以人性(人道)之尊严为号召,这一来有如异军突起,攻吾不备,遂被克服。而我一向没有想到这一点,真是愚不可及了。由是我乃觉得,如果我们之爱人是要依赖与在天的一位第三者发生关系,我们的爱并不是真爱;真爱人的要看见人的面孔便真心爱他。我也要依这一根据而决定在中国的传教士那个是好的,那个是不好的。那些爱我们信邪教的人只因为我们是人,便是好的传教士,而他们应该留在中国。反之,那些爱我们不因我们是中国人和只是人的缘故,但却因可怜我们或只对第三者尽责的缘故而特来拯救我们出地狱的,都应该滚出去,因为他们不特对中国无益,而对基督教也没有好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