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个世界的国际学术界是不会承认只有口头功夫，而没有实际破译能力的空头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空头文章的。因而，国际学术界的对夏朝历史的质疑也是有道理的，不能说人家是刁难我们。只要我们拿出眞凭实据，卽便是想刁难我们的人，他也会不得不承认历史事实，文字证据。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夏朝作为中国历史古籍记录的最完备的、最早的文明朝代，是有著极其丰富的历史古迹，历史文物、出土古文字历史的文明朝代。尽管中国出土的有文字的历史文明，已经长达八、九千秊的历史，最早的文明完全可以上溯到贾湖契刻文字时代。但这些夏朝以上的历史文明，在古代史书上虽然也是有案可查的并非只是“神话传说”，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但是都没有夏朝历史记录那样相对完备。因而，夏朝作为文明朝代的眞实存在是完全可以证明的。但奈何中国学术界的“名人效应”，“专家学者”的学术霸权，多数学术出版界的短视，都严重的阻碍著中国学术的自由发展。否则上个世纪末笔者就会完全证明了之一历史事实，而不是等到十秊之后的今天。不过等到十秊之后的今天，也许更加成熟了，论据更充分了。
　　 笔者将在这本拙作中扭转这一局面，用玉刻，朱书的文字证据与史实，证明夏朝这一文明朝代的辉煌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幷在这里为世界开启夏朝文明的灮辉的殿堂。不仅会为世界揭开陶寺朱书“①”扁陶壶究竟属於谁？还要解开陶寺遗址被考古学家们忽视所谓的“玉兽面”即“帝凹（尧）玉头衔”上的神秘图文寓意画，为世界揭开帝凹（尧）历史的神秘面纱。还要为大家揭示被误认为是“伪书”的《夏禹书》以及《岣嵝碑》即《禹王碑》上的文字的神秘面纱，以证明大禹治水、舜禅位给大禹都不是什麽“神话传说”，而是眞实的历史事实。同时，还会证明“良渚文明”遗址的距今4050年以下的历史遗址，就是夏朝文明的遗址。而且还会证明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们日思夜梦的夏朝的首都——夏邑，竟然就是良渚古城。而这一切的破解，都是因为笔者揭开了良渚“②” 玉璧上的“②”就是夏朝的一个非常著名帝王——少康。以及那些精美的良渚玉器也是夏朝作为文明朝代的最有力的历史玉证。同时向世界宣布：中国夏朝不仅是文明朝代，而且是中国目前发现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而不是奴隶社会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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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①陶寺遗址朱书陶文
　　②良渚文明玉璧上的文字
　　

　　第一章•陶寺遗址是“陶”的遗址
　　陶寺遗址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还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战国、汉代及金、元时期的遗存。位於山西襄汾县陶寺村南，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经过研究，确立了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陶寺类型；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其秊代约当公元前2500～前1900秊。同类遗址在晋西南汾河下游和浍河流域已发现70余处。陶寺遗址对复原中国古代阶级、国家产生的历史及探索夏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陶寺遗址的发现是很偶然的事情，那是公元1978秊为一个农民发现的，其实这个农民也应该被载入考古史。那秊陶寺村有一户村民在村南边批了一块地基准备建房，挖地基时一鐝头下去，嘣的一声就碰到一个瓦罐，后来越挖越多，就逐级上报，最终引起了国家文物部门的重视。文物部门的人到陶寺来一看，不得了，很有考古价值。陶寺遗址因为与陶寺村挨得最近，所以叫陶寺遗址，它实际上包括好几个村，包括陶寺乡中梁村的全部，还有东波沟村西北部和李庄村的东南部地区，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也有的人说有400万平方米），是目前为止在我国发现的龙山时期考古遗存中面积最大的。更重要的是，它不仅仅是规模最大的，而且还是目前国内秊代最早、文化内涵最丰富、研究期望值最高的一座古城遗址，是一座帝都级的遗址。考古学家们为了对遗址内涵与性质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按照遗址的地层关系和器物类型的发展变化，将遗址称为陶寺类型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经碳14测定秊代为公元前2500秊至公元前1900秊之间，并初步认为陶寺类型文化的遗存可能和帝尧有关，中、晚期的遗存很可能就是夏人的遗存。由於遗址遗存的重要性，1988秊国务院将其公布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陶寺文化被考古学家们根据14C测定分为三个时期，一般认为早期（公元前2500秊~2300秊）与中期（2300秊~2100秊）乃至晚期（2100~2000秊）。何驽博士认为早期（公元前2300秊~2100秊）与中期（2100秊~2000秊）乃至晚期（2000~1900秊）等。笔者根据本人依据《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的干支纪年推算的公元纪年，也赞成何驽博士的分期较为客观并符合实际文物出土年代。笔者认为陶寺文化早中期实际上是不属於夏朝文明的时间范畴，而属於夏朝之前的唐尧时代的唐邦文明与虞舜时代的虞邦文明。因为，与后期生活在陶寺即唐邦文明与虞邦文明的 （文命）即大禹有了瓜葛，也就不得不进行进一步的考证了。陶寺遗址及其所代表的陶寺类型文化，在中原地区诸龙山文化遗存中，文化面貌最丰富多彩，发展水准最高的遗址。多数学者认为：它反映华夏上古社会已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文明历史阶段，而不再是所谓的“原始社会”的原始蒙昧时期，即单纯的所谓的新石器时代。因为，华夏大地上七八千秊前就早已有了文字，这个文明的最重要最直接的标志（参见笔者的《创文造字学》一书第一章•有关贾湖契刻文字）。公元20世纪80秊代对陶寺遗址的发掘，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一个全新的陶寺文化。但这一认识主要是建立在对1,300余座不同规格墓葬，尤其是对早期大墓的发掘基础之上的。在对整个聚落的把握上难免缺乏整体性和准确性，而陶寺城邑及中期大墓的发现则弥补了人们对陶寺文化总体认识的不足。尽管陶寺古城遗址经历了早中期的变迁和后期的废弃与破坏，但在考古学家的手铲下仍呈现出一些重要的遗迹现象。从这些重要的遗迹和城垣的规模，完全可以看出陶寺古城遗址的宏伟气象。特别是宫殿区、祭祀区、仓储区及其墓葬区等不同功能区域的划分，都说明了陶寺遗址不仅是一座典型的城邑，而且是一座气势宏大的上古帝都——凹（尧）都遗址。因为除了考古学家们在其后期遗址中出土的 （文命）扁陶壶上的文字之外，笔者还发现了考古学家们称之为所谓的“玉兽面”实际上为：“帝凹（尧）玉头衔”，其上的“帝凹”两个图文寓意画显示出来“帝凹（尧）”两个美术字，它的发现，毫无异议的证明了陶寺遗址无疑就应该是“凹（尧）都——陶”之所在，而不是“平阳”。“平阳”应该是虞舜囚禁唐尧的所在，而不是唐尧的帝都之名。

　　鼍鼓，用鼍皮蒙的鼓。其声亦如鼍鸣。鼍亦作鱓，也就是现代人通常说的鳄鱼。《诗•大雅•灵台》：“鼍鼓逢逢。”陆玑《疏》：“［鼍］其皮坚，可以冒鼓也。”《说文》：鼍，水虫。《陆玑》云：鼍似蜥蜴，长丈余，其甲如铠，皮坚厚，可冒鼓。《诗•大雅》鼍鼓逢逢。一说鼓声逢逢，象鼍鸣。《续博物志》云：鼍长一丈，其声似鼓。《埤雅》云：鼍鸣应更，吴越谓之鼍更。又鼍欲雨则鸣，里俗以鼍识雨。《礼•月令》季夏，天子命渔师，伐蛟取鼍，登龟取鼋。唐代温庭筠《昆明治水战词》：“鼍鼓三声报天子，雕旗兽舰淩波起。”鼍，即现代人称为扬子鳄。产于长江下游,是中国特产。爬行动物，吻短，体长二米多，背部、尾部均有麟甲。穴居江河岸边，皮可以蒙鼓。亦称：鼍龙、猪婆龙。如:鼍更(鼍的鸣声);鼍鼓：鼍皮制成的鼓;鼍风鱼：传说中的鼍类动物。因此，考古学家们的考证还是正确的。
　　 而考古学家所谓的“土鼓”，根据笔者与绥德出土的四千秊前的陶鼓作对比看，明显在形制是相似的，因而属於中型陶鼓，可以跨在腰间用手拍打。《礼记正义序略》云：“土鼓苇钥，伊祁氏之乐，又《郊特牲》云：伊耆氏始为蜡，蜡即田祭，与种谷相协，土鼓苇钥又与蒉桴土鼓相当，故熊氏云伊耆氏即神农也。”蜡音zhà，祭名，秊终合祭农田诸神祇。
　　请看绥德陶鼓的报导与图片对比：
　　 2009秊6月27日，从省文物局获悉，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榆林市文物普查队队员在绥德县中角乡一农户家中发现了一面陶鼓，据专家初步推断，该陶鼓距今约4000余秊，它对於研究鼓的起源以及远古祭祀文化具有重要价值。据介绍，榆林市文物普查队队员在绥德县中角乡普查时，在一农户家里发现了一面极为珍贵的陶鼓。陶鼓通高1．4米，口径0．4米，腹径0．6米，鼓颈上口周围有乳钉，便於蒙扎鼓皮，圆腹部饰有网状纹、篮纹、方格纹，底部有四个音孔，整个陶鼓像是一条被网兜住的大鱼，造型别致，符合乐器发声原理。”在远古时候，鼓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力。此次出土的陶鼓距今约4000余秊，是用於击发声乐的工具，揭示了远古时期礼乐文化的初始形式。”考古专家称，该陶鼓是陕北地区首次发现，在国内也是少见的，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赵争耀《绥德发现4000秊前陶鼓》
　　只不过是绥德陶鼓的下部蒙皮的口被损坏了，而且都是有三个出音孔的。只是形体上绥德陶鼓高大粗壮，的需要架起来，而陶寺的中型陶鼓，即专家学者所谓的“土鼓”可以挂在在肩上跨在腰部用手掌击打或者一段可以用小鼓槌击打。
　　 陕西文物工作者最近发掘出土了一面距今约4000多秊的巨型陶鼓，专家称，这是国内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陶鼓，它对於研究鼓的起源以及远古祭祀文化具有重要价值。这个巨型陶鼓外形颇似一口水缸，口径约48厘米，高90厘米，腹径65厘米，口沿外侧突起14个舌耳，用於固定牛皮；鼓腹上钻有3个直径约6厘米的放音孔。考古人员找来一张大牛皮蒙在其上敲打，其声浑厚，撼人心魄，余音轰鸣，不绝於耳。陕西省考古所副研究员田亚歧说，在远古时候，鼓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力。陶鼓以前在长江流域和黄河下游均有发现，但器型较小，曾被误认为是陶缸。此次出土的陶鼓被确认是用於击发声乐的工具，揭示了远古时期礼乐文化的初始形式。
　　 石磬，陶寺考古研究人员将之称为“特磬”的礼器，明确的说明其帝王乐器的地位。在《虞书•尧典》中就有“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记载，这个“石”，指的就是石磬。在陶寺文化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石磬，都是用青灰色灰岩或”角旪岩”打制而成。代表性的一件，个体最大，呈倨句形，上方中部有钻孔以便悬挂，长95厘米。编号是M3015∶17。是“帝凹（尧）”墓葬的随葬品，和鼓一起放在帝凹（尧）的脚这一头。由於其个体硕大，所以研究人员将之称为“特磬”。
　　 这说明唐尧时代已经早已有了丰富的音乐创作以演奏行为，标志著唐邦已经形成了国家的礼乐制度。而墓主人帝凹（尧）生前就享有这些礼乐之器，死后必然也要作为陪葬品随他而去。这就是上古人看来，帝凹（尧）死后在另一个世界也要享有帝王的礼遇。而且根据以往地下发掘材料，传世铜器铭文及文献记载都一再证明鼍鼓、特磬，乃是帝室礼乐重器来看：很明显，只有在邦国举行大型的帝王登基，喜庆丰收、以及大型祭祀活动时才会使用这些礼乐重器。而作为随葬品，它正好说明墓主人帝凹（尧）就曾经是是这些大型活动的主持人。

　　%3.掌控邦国财政经济大权的标志
　　 从M3015号帝凹（尧）墓残存的墓葬陪葬品的数量之多在，那个时代也是绝无仅有的。这说明：墓主人帝凹（尧）是具有至高无上的财政大权的，这一点也是符合帝凹（尧）的天子身份的。据考古资料显示：
　　 M3015号墓出土各类随葬器物178件，包括陶器14件，木器23件，玉石器130件（内石镞111件），骨器11件。另有30件随葬品被扰动，发现在灰坑H3005中，故此墓原有随葬品总数当在200件以上。该墓随葬品置於木椁四周，右侧主要摆放炊具和饮食具：上方有木豆、木盘、木斗；中部有陶灶、陶斝、陶罐；下方有木俎、木匣、石刀、石锛；左侧主要列置乐器（礼器）、工具、武器及其玉、石器。上方有玉、石、骨器和木豆、和象徵财富意义的与丝织技术有关的缫丝器——“榬”（简报中称作木”仓形器”），及多种不辨器形的彩绘木器；中部为成束的石镞、骨镞；下方是鼍鼓、石磬、石研磨盘和磨棒；足端近墓壁处还有一副猪骨架。需要重点指出的是：这座大墓出土的130件玉、石器中，有一件玉戉和3件石钺。此玉戉，褐绿色，略呈“凸”字形，缚柄处钻有一孔，长11.2，高6.4厘米（43）。陶寺大墓M3015唐尧帝墓等在大型墓葬中不仅有丰富的随葬品，包括彩绘陶器、彩绘木器等具有高超水准的工艺品。以及“榬”与鼍鼓、特磬、土鼓、玉戉、彩陶”龙盘”为伍的现象。
　　 ——卫斯《“陶寺遗址”与“尧都平阳”的考古学观察》
　　在陶寺还出土了大量的漆器，而其中的“仓形器”多秊不被人们所识。有的考古学家们认为是“榬”，实际是错误的认识。先请看考古记载：
　　“仓形器”多秊不被人识。仓形器M3015：25，高24、底径15.8厘米。附件”骨匕”。骨匕M3015：4，体扁平、光滑。柄端对钻一孔，另端磨出钝刃，长22.3，宽2.2—3.4厘米。对於“骨匕”，纺织史专家认为：它既可以理丝、又可以打纬，是一种纺织工具。笔者认为，“骨匕”作为“仓形器”的附件，既然是一种纺织工具，“仓形器”自然与纺织丝绸就有某种联系。从“仓形器”上有蘑菇形盖，下为圆柱体，圆柱体周围又凹进三个拱形顶小洞，且三个洞各不相通，通体施红彩的情形来判断，笔者认定它应该是一种缠绕丝线的工具，这种工具名叫“榬”。作为络丝工具”榬”，它的下部还有一个能够转动的底盘与其相匹配。其蘑菇顶盖的出沿部分应该是为防止丝线在缠绕过程中脱圈而设置的。同时，其蘑菇顶也应为使”榬”转动和制止”榬”转的人的手抓部分。
　　 ——卫斯《“陶寺遗址”与“尧都平阳”的考古学观察》
　　笔者根据专家学者的叙述，认为是“鬯”。也就是说这个“仓形器”，因该是倒置，倒置之后与“鬯”的甲骨文金文的字形： ，几乎是一样的。《说文》：
　　 鬯，[丑谅切]，以秬酿 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从凵，凵，器也； 中象米；匕，所以扱之。《易》曰：“不丧匕鬯。”凡鬯之属皆从鬯。
　　又根据段玉裁的解释：
　　 酿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攸服当作条畅。周礼鬯人注《大雅》江汉笺皆云芬香条畅。可证也。郊特牲云：周人尙臭，灌用鬯臭，郁合鬯臭，阴达於渊泉。云：郁合鬯与下文萧合黍稷，皆谓二物相合也。周礼郁人职：凡祭祀宾客之祼事，和郁鬯以实彝而陈之。注云：筑郁金煑之，以和鬯酒。按此正所谓郁合鬯也。郑注序官郁人云：郁、郁金香草。宐以和鬯。注鬯人云：鬯、酿秬为酒。芬香条畅於上下也。是鬯与之分较然矣。秬酿为鬯。芳艸筑煑为 。二者搅和之为鬯。许说略同。故於鬯言秬酿。於 言芳艸。其鬯下兼言 艸者，於分中见其合。谓用秬酿及筑煑之 艸，合和之降神。鬯主於秬酿也。故说字形曰。中象米、匕所以扱之。又按江汉传云。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筑煑合而郁之曰鬯。此郁鬯不为二物。又谓鬯为香艸。皆与后来许郑异。考王度记云。天子以鬯。诸侯以薰。大夫以兰芝。士以萧。庶人以艾。礼纬云。鬯艸生郊。中 云。鬯艸生庭。徐氏中论云。煑鬯烧薰以扬其芬。皆谓鬯为艸名。与毛说合者也。窃谓 者蕴积。鬯者条畅。凡物必蕴积而后条畅。秬酿非不可言𩰪。香艸未尝不言鬯也。则秬艸二物、固可各兼二名矣。从凵。音祛。凵、器也。凵部云：凵卢饭器。中象米。谓 也。 卽米字斜书之。匕所㠯扱之。士冠、士昏礼皆以柶扱醴。柶卽匕也。易曰。不丧匕鬯。震卦辞。经言鬯者多矣。独偁此文者。说鬯从匕之意也。与寷等字引易同。鬯、丑谅切。十部。凡鬯之属皆从鬯。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其实段玉裁的解释也还是不完全的“凵”的读音在这里是“方”同“匚”，属於文，只是“匚”的方向向上了。即：(详见图片古文字读音分析)
　　 = ɕi‘aɧ’+ 〃ʨ’〃y=ʨ’aɧ••tʂ’aɧ；上韵下声变音反字
　　 = xi‘āng’[ㄒㄧ‘ㄤ˙’]+ 〃q〃ǚ[〃ㄑ〃ㄩˇ]=qàng[ㄑㄤˋ]—chàng[ㄔㄤˋ]
　　 = ɕi‘aɧ’+ 〃ʨ’〃y=ʨ’aɧ••tʂ’aɧ；上韵下声变音反字
　　 = xi‘āng’[ㄒㄧ‘ㄤ˙’]+ 〃q〃ǚ[〃ㄑ〃ㄩˇ]=qàng[ㄑㄤˋ]—chàng[ㄔㄤˋ]
　　其实就是煮香草的器皿，用骨匕可以搅动舀取，使其中的郁金香的香气散发出去，达到除去尸体臭味的目的。”鬯”用於祭祀的器物，或者日常生活中净化空气，散发香味的目的。”匕鬯”一般是一起使用的，相互不分不开的。致使后世的“鬯”字，本身就带”匕”了。结果表意更明显了，而表音反而不清楚了。请看：
　　 鬯 = ɕi‘aɧ’+ 〃b〃i=baɧ
　　 鬯 = xi‘āng’[ㄒㄧ‘ㄤ˙’]+ 〃b〃ì[〃ㄅ〃ㄧˋ]=bàng[ㄅㄤˋ]
　　 因此，不是考古学家们所谓的“榬”。从“榬”的构型上看，就是木制架子，不是用於络丝，就是用於悬挂钟磬的架子。请看：
　　 榬，《唐韵》雨元切。《集韵》《韵会》于元切，竝音袁。《玉篇》络丝籰也。或作 。《扬子•方言》籰榬也，所以络丝也。兖豫河济之闲谓之榬。又悬钟磬具。《管子•霸形》:於是令之悬钟磬之榬，陈歌舞竽瑟之乐，日杀数十牛者数旬。又姓。《统谱》汉有榬温舒、榬终古。又《集韵》于妫切，音为。义同。○按《韵会》云《增韵》作楥，误。楥，履楔也。《正字通》云俗楥字，尤非。
　　 ——《康熙字典》
　　因此，考古学家们所谓的“仓形器”应该是“鬯”，是上古时期用於煮香草的器皿，而不是用於络丝的“榬”，“榬”应该是木制的架子（参见《编钟与“榬”》图片）。说明上古贵族生活，也已经在追求物质与精神生活，都有了很高的要求了。
　　 这也说明帝凹（尧）的富足当时是无人能够比及的。因为，在陶寺遗址约有3万平方米的墓地，现在发掘的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却已经发现了1000多座墓葬。而其中的大墓葬仅仅占总数的大约1.3%，中等墓葬占总数的11%，而小墓葬则占总数的87%以上。与中原许多地方的龙山文化墓地一样，占墓葬总数98%以上的是中、小型墓葬，其随葬品也缺乏，特别是不会使用陶器随葬，也说明当时的陶器也是生活中的贵重的生活奢侈品，尤其是彩陶。而与中、小型墓葬截然不同的是，在大型墓葬中不仅有丰富的随葬品，包括彩绘陶器、彩绘木器等具有高超水准的工艺品。这都表明唐尧时期的社会贫富差别与等级制度十分明显。正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陶寺墓地各类墓葬的随葬品的多寡呈“金字塔式”的比例关系排列，应当是当时社会结构的集中反映。故而也说明唐尧帝掌握著邦国的财政大权，为自己生活的美好而不惜盘剥贫民百姓。

　　 二、陶寺“灵蛇衔草结环”盘
　　陶寺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其中有盘、豆、觚、“异型器”等，而“异型器”被考古学家们认为：可能是古文献中的“土鼓”，笔者认为就是陶鼓的一种类型。除夹砂质的炊饮器之外，各种陶质容器的器物表面多施以朱红色彩绘或多种色彩结合的彩绘，考古学家们认为均为烧成之后的著彩绘画。其彩绘一般以黑色或褐色陶衣为地，或满涂朱红色为地，再用红、白、黄、绿色矿物颜料描绘出圆点状、条带状、几何形状、涡形状、回字形状、蛇形状、以及鸡象状的变体动物纹样，构成斑斓绚丽的吉祥图案。说明上古时代的美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寓意画的艺术水准。一些彩绘纹样与商朝以及西周时代的青铜器、漆器的装饰纹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了。其中，以朱绘或朱、白两色彩绘考古学家们所谓的“蟠龙纹”其实是“金环蛇纹”的陶盘最具特色。陶寺遗址的陶器彩绘尤其是考古学家所谓的“蟠龙纹陶盘”即亦称所谓的“龙盘”，被考古学家们描绘成很神奇。其实，笔者认为这也是我们的考古学家们在研究陶寺文化遗址最失败的地方之一，为什麽这麼说呢？因为在笔者看来，这是“蛇盘”，而不是什麽“王者之器”的“龙盘”。
　　 下面先看看这个考古学家们所谓的“龙盘”（参见《灵蛇衔草结环盘》图），这个考古学家们所谓的“龙盘”，是出土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M3072号墓，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据考古发掘报告称：
　　 陶寺大墓出土的龙盘，一般为泥质褐陶，火候很低，或著黑陶衣，盘壁斜成平底，外壁饰隐浅绳纹，内壁磨光，以红彩或红、白彩绘出蟠龙图案。M3072∶6，敞口，斜折沿，通高8.8，口径37，底径15，沿宽1.8厘米。龙纹在盘的内壁和盘心作蟠曲状，头在外圈，身向内卷，尾在盘底中心。形象作蛇躯鳞身，方头，豆状圆目，张巨口，牙上下两排，长舌外伸，舌前部呈树叉状分支。
　　 ——社科院考古所临汾文化局《1978—1980秊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
　　胎褐色，器表灰褐色。盘的外壁著绳纹，内壁施黑色陶衣并经磨光，唇沿及内壁上缘一周涂成朱红色，内壁施黑陶衣为地用朱红彩绘出考古学家们所谓的“蟠龙纹，龙的尾部已模糊不清。”
　　 笔者所说的陶寺”灵蛇衔草结环”盘，也就是考古学家们所谓的“龙盘”，在认识上还是有区别的，究竟是“龙”还是“蛇”，哪一个更正确呢？我们现在加以具体的剖析，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孰是孰非。
　　一考古学家们所谓的“王者之器”——“龙盘”
　　 考古学家们认为是：“王者之器”彩绘龙盘的理由，说穿了很简单，就是为了证明陶寺是帝王之都，也就是“尧都”。但是笔者认为，单纯的为了说明陶寺是帝王之都，还是有其它途径的。下面还是下看看专家学者们认为是“龙盘”的理由，就会清楚考古学家们的认识。高炜、高天麟、张岱海等学者在研究陶寺彩绘蟠龙陶盘时指出：
　　 陶盘本是盛器或可作水器，但从出土物来看，火候很低、且烧成后涂饰的彩绘极易剥落，故大约只是一种祭器而非实用器。彩绘其它纹样的壶、瓶、罐、盆等类祭器，某些中型墓也可使用，唯龙盘仅发现在几座部落显贵的大型墓中,每墓且只一件。这就证明龙盘的规格很高,蟠龙图像非同一般纹饰，似乎有其特殊的含义。它很可能是氏族、部落的标志,如同后来商周铜器上的族徽一样。
　　 ——高炜高天麟张岱海《关於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
　　 因此，这个“蟠龙图像”虽然属於“非同一般纹饰”，但是毕竟还是“发现在几座部落显贵的大型墓中,每墓且只一件。”因而，并非属於“帝王”之家独有的器物，“显贵”也是可以拥有的。
　　再如卫斯先生认为“蟠龙”是以“蛇”为原型变化而来的，这说明卫斯先生也看出是有“蛇”的特徵。只是他也想让这两条蛇，变成一条”蟠龙”的缘故吧。他认为：
　　 有的盘在龙颈部上下对称绘出鳍或鬣状物，与商代蟠龙的明显区别是无角、也无爪、有眼无睛、眼作豆状，不同于商代龙呈“臣”字形目。蟠曲形态也不同，商代蟠龙与蛇类自然盘曲状一样，是头在盘心，身向外卷，尾近盘沿；从整体形态上看，陶寺龙与商代以来的龙形象是一脉相承的，它代表的是以中原民族文化为根祖的“华夏龙”之形象。……
　　 而陶寺遗址中出土的彩陶盘所绘的蟠龙，实际上是以蛇为主要原型的原龙，适当吸收了鳄鱼等动物的某些特徵：头部基本似龙，没有脖子，头与身直接衔接，眼睛又小又圆，口中吐长信，这些地方以蛇为原型；但吻很长，利齿成排，又有点像鳄鱼；口中吐出的信子很长，若麦穗麦芒的形状，则是想像的成份居多；龙身体也近似蛇而修长，蜷曲成环状；没有足，遍体鳞甲，对称成行，则有近似鳄鱼；头后的左右两边，如鱼鳍，尾部亦似鱼，分作两叉；蟠龙盘中间若有水纹或云纹，这里的龙有点像是潜龙，仿佛随时可以入水和升天。所以说，陶寺蛇型原龙是中华文明起源、国家起源的重要文化象徵。
　　 ——卫斯《“陶寺遗址”与“尧都平阳”的考古学观察》
　　 方熔先生也看出像条蛇，但是也希望它是条龙。他认为：
　　 龙盘是什麼样子呢?现在尧庙广运殿前坡上的那个盘，就是陶寺发现的龙盘的复制品。那个龙盘上的龙和我们现在看到的闹红火的龙是不一样的，有点像蛇。据考古发现，龙山文化类型中的龙有两种样子：一种是鳄形原龙，样子像鳄鱼，比较接近我们现在龙的样子；另一种叫蛇形原龙是头朝里，尾巴在外边，而陶寺出土的龙盘上的龙是头在外边，尾巴在里边，眼睛有眼无珠，嘴里还吐出一个像蛇一样的信子来，并且分出树枝一样的叉，很像一条蛇。
　　不少古代文化遗存中几乎都有龙的发现这个事实，说明当时部落联盟或者超越部落联盟的社会中，龙已经具有了一种精神象徵的意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图腾。中华文明不管是从哪儿发展起来的，几乎都是一种崇拜：龙的崇拜。所以我们都把自己称为龙的传人，而帝王都把自己称为眞龙天子，这就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一个很好例证。
　　 ——方熔《陶寺考古与东方文明发源》
　　 朱乃诚先生认为，陶寺彩绘龙源自良渚文化，他所说的蛇形纹饰陶片，是指公元1936秊在浙江余杭良渚一带出土的一片绘有蛇形纹饰的陶片，该陶片上的蛇形纹较为形象，单躯蟠曲，尾在中心，向外蟠曲三周。他认为这是形态上较为原始的蛇形纹饰，其卷曲的特点与陶寺彩绘龙纹接近。其实他还是并未清楚二者的关系。虽然考古秊代上似乎良渚文化早於陶寺，但在一些关键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上，良渚文化是继承和发展了陶寺文化的。这是后话，请读者参见笔者的有关良渚文化的研究章节。这有他的研究为证：
　　 1988秊，我提出陶寺文化的彩绘龙源自良渚文化的看法，那时主要是通过对良渚文化陶器（片）上的蛇形纹饰与陶寺文化彩绘陶盘上彩绘龙图案的对比分析等研究提出的。
　　 ——朱乃诚《良渚的蛇纹陶片和陶寺的彩绘龙盘》
　　而朱乃诚先生的戏证据是《考古》2001秊第10期公布了公元1997秊发掘浙江海盐县龙潭港良渚文化墓地20座墓葬的资料，其中一座较大的墓葬M12出土了一件宽把陶杯（M12：32），在这件宽把陶杯的腹部饰有与陶寺彩绘龙接近的图案。浙江省海盐龙潭港M12:32宽把杯为夹细砂灰胎黑皮陶。形体较大，口部长径14厘米、连盖高14.7厘米。箕状口部，带盖，流较宽短，粗矮筒形腹略鼓，矮圈足，与流相对的环形把宽达11.7厘米。在腹部、流下和宽把上侧的三个部位以刻画的细线饰三组纹饰。（参见《龙潭港陶宽把杯M12:32》图片）由此而说明陶寺彩绘龙源自良渚文化的新证据。原文是这样的：
　　 宽把杯腹部的纹饰，是围绕宽把展开的上下两条长身动物。其头部特徵突出，尖牙利齿，双目圆睁，构图手法是把立体位置的双目与牙齿夸张地展示於同一平面；身体由简洁的线条和相间布列的小圆孔构成，围绕宽把杯腹部一周；尾部与头部相对，呈向上弯曲的半圆形，末端尖细。这即是我认为的陶寺彩绘龙源自良渚文化的新证据。……
　　 以往发现的良渚文化陶器上的蛇形纹饰，大都是变体蛇形纹饰，没有首部，呈各种形态的卷曲状，有的几乎难辨其蛇纹的特徵，唯独1936秊在浙江余杭良渚一带出土的一片陶片上的蛇形纹饰，较为形象，为单躯蟠曲状，尾在中心，向外蟠曲三周。当时我认为这是形态上较为原始的蛇形纹饰，其卷屈的特点与陶寺彩绘龙纹的接近。但是这件蛇形纹饰也是残件，没有首部。在证明它与陶寺彩绘龙的联系方面，资料上存在不足。
　　 可喜的是，龙潭港M12:32宽把杯腹部的长身动物纹饰是一组完整的纹饰，表现了凶猛的首部、长身和弯尾，而首部突出表现的是一对明晃晃的大眼睛和一付上下两排尖牙。这一特徵与陶寺彩绘龙首部以侧视的方式表现一只眼睛和上下两排尖牙的特徵是相同的，不同的是陶寺彩绘龙首部上下两排尖牙间还有表现舌状的特点。
　　 将龙潭港M12:32宽把杯腹部的长身动物纹饰和1936秊在良渚出土的卷屈蛇形纹饰结合起来分析，这是目前发现的与陶寺彩绘龙形态特徵接近、秊代亦接近（见后述）的唯一一批资料。
　　 ——朱乃诚《陶寺彩绘龙源自良渚文化的新证据》
　　这都说明我们的考古学家们也看出是“蛇”，只是希望它就是原始社会时期的“龙”或者”蟠龙”的原型，好为陶寺是尧都找到“王者之器”的证据——“龙”的形象而已。其实大可不必，学术就是学术，绘画就是绘画，是什麽就是什麽，龙就是龙，蛇就是蛇，即便”龙”的形象就是由”蛇”变化而来的，但毕竟不是“蛇”，而是升华为“龙”了。形象上二者还是有明显区别的，不能因为需要”王者之器”就可以指蛇为龙。
　　 同时，考古学家们所谓的彩绘的“龙盘”，尤其是在其他贵族墓中都有发现，陶寺遗址至少发现四个这样的所谓的“龙盘”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帝王，尤其是“帝”一个时代只有一个。陶寺出了四个考古学家们所谓的“龙盘”，按理来说应该有“四位帝王”才对而事实上只有一个帝凹（尧）。顶天还有一个“帝挚”的可能，但是目前还没有找到他的墓报导。因而，称之为“龙盘”而作为“王者之器”，理由还是不充分的。

　　 二笔者认为“灵蛇衔草结环盘”的理由
　　 陶寺贵族墓中出土的泥质的褐色陶器，由於陶器制作当时的燃料的原因，火候很低，或著色成为黑色陶衣，或者为锗红色陶衣。考古学家们所谓的“龙盘”的陶盘的盘壁，呈倾斜近乎成平底状，而陶盘的外壁，则饰以隐形浅雕塑的绳纹状。内壁则打磨的很光滑，以红彩或红、白彩绘出考古学家们所谓的“蟠龙图案”，其实就是笔者认为金环蛇（参见《金环蛇》图片）的蛇纹图案。笔者认为：这是由两条金环蛇盘在内壁和盘心作蟠曲接环状，雄金环蛇身外头里，雌金环蛇身里头外，两条金环蛇蛇身向内卷，尾在盘底中心相交。形象上作蛇躯鳞身成金环状，雄金环蛇被画成长方头，圆目呈豆粒状，巨口中清晰可见的上下两排牙，咬著一棵仙草。而并非考古学家们所谓的“长舌外伸，舌前部呈树叉状分支”，而是口衔灵药——蛇衔草。雌金环蛇的蛇头在雄金环蛇的眼部上方，较小，近视的人可能就看不清楚了。雌金环蛇正在等待雄金环蛇的救护。而不是什麽一条蟠龙，而是两条雌雄金环蛇。这是将上古时代一直流传至今的“蛇衔草”的故事被上古陶寺人即尧舜时代的人用绘画艺术的形式记录下来了，留在了这个陶盘上。而其中的一条较大的外面的金环蛇，并非是考古学家们所谓的“口中吐出的信子很长，若麦穗麦芒的形状”，而是“蛇衔草”。关於“蛇衔草”的故事有两段基本相似的古文为证，一是晋代刘敬叔《异苑》记载：
　　 昔有田父耕地，值见创蛇在焉。有一蛇，衔草著疮上，经日创蛇走。田父取其草余旪以治疮，皆验。本不知草名，因以“蛇衔”为名。《抱朴子》云，“蛇衔能续己断之指如故。”是也。
　　 二是：
　　 曩有田夫耕地，值见创蛇在焉。顷之，有一蛇衔草著伤口上，经日创蛇走。田夫取其余旪治伤，皆显。本不知草名，乡人因以“蛇衔”名之。古人云：蛇衔草能续已断之指如故，非妄言也。
　　这两小段文字都叙述了同一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位农夫在耕地时，他发现一条受了伤的蛇躺在那里。而另有一条蛇，衔来一棵草放在受伤蛇的伤口上。经过一天的时间，伤蛇伤愈而跑了。农夫拾取那棵草其余的叶子给人治伤疗疮，全都灵验。本来不知道这种草的名字，因为是蛇衔来的草药，就用“蛇衔”之名命名了此草，现在称为蛇衔草了。葛仙在《抱朴子》中记录说：“蛇衔（草）能把已经断了的手指接起来，接得和原先一样。”说的就是这回事，一点也没有瞎说啊。
　　 灵蛇衔草结环盘禹金环蛇蛇衔草比较图
　　 蛇衔草，又名蛇含，故名词义，就是蛇含在嘴里的草药。最初载於汉代的《神农本草经》。此则医话不但描述了蛇衔草之名的来历，而且还告诉人们，晋代医学家葛仙，肯定了蛇衔草具有治疗创伤及蛇伤的作用。此后历代本草均有记载，如唐代《本草拾遗》亦云：“蛇衔主蛇咬。种之，令无蛇。今以（蛇衔）草纳蛇口中，纵伤人，亦不能毒矣。”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草五•蛇含》［集解］引陶弘景曰：“蛇衔处处有之。有两种，并生石上，亦生黄土地。当用细叶有黄花者。”今据《中华本草》，蛇含为蔷薇植物蛇含委陵菜的带根全草，分布於我国辽宁以南各地。中医认为，其味苦性微寒，归肝、肺经，功能清热解毒、定惊截疟、化痰止咳、活血消肿。主治高热惊风、疟疾、热咳、痢疾、疮肿、虫蛇咬伤、妇女月经不调、跌打伤肿及外伤出血等，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今天看来，在陶寺时代即尧舜时代人们就已经知道“蛇衔草”的故事，以及“蛇衔草”的疗效了。而且知道衔来蛇衔草的蛇就是金环蛇，所以，就将其形象，描绘在陶盘上，以祝贺婚配喜庆，或者夫妻合葬时，以示夫妻同甘共苦，同生共死的决心。
　　 因此，考古学家们所谓的“龙盘”应该叫做“灵蛇衔草结环盘”即“蛇盘”为准确。因为，这个盘中画的不是什麽一条蟠龙，而是两条金环蛇，一条体型较小的雌金环蛇受伤，另一条体型较大的雄金环蛇衔来“蛇衔”灵药为其治疗伤痛，反映的就是关於蛇衔草的故事。这说明这个故事由来已久，距今最迟已经有4000多秊之久了。也说明上古人类在其陶艺作品中，已经将自己的艺术构想，口头的故事描绘成绘画艺术，用图文寓意画的形式表现在陶艺作品之中了。此幅作品的寓意为：愿人世间的夫妻要像这对金环蛇夫妻一样衔草结环，共苦同甘白头偕老永世恩爱之意。而不是什麽帝王的标志之物，只不过是那个时代已经处於商品时代了，画有寓意画的彩陶或者彩绘陶器，卖出的价钱肯定很高。也就只有贵族才能买到，而平民百姓只能买便宜的黑陶作为生活用具了。因而贵族墓多见彩陶或者彩绘陶器，而贫民墓中难见也就不足为怪了。这是时代贫富差距产生的标志，而不是“王者之器”的标志。
　　 通过这个所谓的“龙盘”而实际上的“灵蛇衔草结环盘”的“蛇盘”，说明了陶寺时代，即尧舜禹时代，人们就已经了解了蛇衔草的治疗各种创伤的功能。并流传著一对有美丽花纹的金环蛇夫妻在对方受伤病痛之时，没有抛弃对方，反而衔来草药——蛇衔草，为其疗治创伤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寓意就是希望人类也做到夫妻之间相亲相爱、不弃不离、白头偕老、同甘共苦、永不分离的地步。因而古人将这个故事用绘画的形式表现在陶器之上，就是取其寓意的，也希望人类社会的每一对夫妻，象这对蛇夫妻一样，恩爱永远。笔者认为，这个陶器一般适用於结婚时表示喜庆的陶盘，也就是说是作为逝者生前使用过的器物，死后作为陪葬品陪葬的。因而，大可不必为了创造一个所谓的“王者之器”，而把“蛇”说成“龙”，否则将会有新的成语典故出现：是怨古人画龙没有画足，而叫做画龙减足为好呢？还是考古学家们把蛇当成龙，而指蛇为龙好呢？是不是考古学家们也应该学学美术生物之类的知识为好呢？也许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们知识，过於单调过於专业化的缘故吧？！不要因为为了制造所谓的“王者之器”，就可以指蛇为龙，将“灵蛇衔草结环盘”说成是“彩绘蟠龙盘”，否则将会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又一笑柄的也未可知。

　　其次，陶寺遗址观象台兼天坛夏至之日晷长度与《周髀算经》一样，说明《周髀算经》记录的天文测量的地点就是“陶”，即今天的陶寺遗址。
　　陶寺遗址观象台兼天坛夏至之日晷长度与《周髀算经》一样，说明《周髀算经》记录的天文测量的地点就是“陶”，即今天的陶寺遗址。同时也说明《周髀算经》其实是对唐尧时代的天文记录的直接继承。这有原文为证：
　　 陈子说之曰：“夏至南万六千里，冬至南十三万五千里，日中立竿测影。此一者天道之数。周髀长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髀者，股也。正晷者，句也。正南千里，句一尺五寸。正北千里，句一尺七寸。日益表南，晷日益长。候句六尺，即取竹，空径一寸，长八尺，捕影而视之，空正掩日，而日应空之孔。由此观之，率八十寸而得径一寸。故以句为首，以髀为股。从髀至日下六万里，而髀无影。从此以上至日，则八万里。若求邪至日者，以日下为句，日高为股。句、股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得邪至日，从髀所旁至日所十万里。以率率之，八十里得径一里。十万里得径千二百五十里。故曰，日晷径千二百五十里。”
　　 ……冬至晷长一丈三尺五寸，小寒丈二尺五寸，大寒丈一尺五寸一分，立萅丈五寸二分，雨水九尺五寸二分，启蛰八尺五寸四分，萅分七尺五寸五分，清明六尺五寸五分，谷雨五尺五寸六分，立夏四尺五寸七分，小满三尺五寸八分，芒种二尺五寸九分，夏至一尺六寸，小暑二尺五寸九分，大暑二尺五寸八分，立秋四尺五寸七分，处暑五尺五寸六分，白露六尺五寸五分，秋分七尺五寸五分，寒露八尺五寸四分，霜降九尺五寸三分，立冬丈五寸二分，小雪丈一尺五寸一分，大雪丈二尺五寸。
　　 ——《周髀算经》
　　根据这篇原文考古学家与天文学家一起依据陶寺遗址古墓中出土的周髀与日晷，进行了复原工作，并进行了测量工作实验。何驽先生经过计算确认，陶寺遗址时期的夏至“日晷一尺六寸”为40cm，正好对应所谓“圭”就是日晷的落点有刻度的木杆上涂有红漆的某一刻度，这一发现证明了陶寺遗址的夏至日日晷长度，与《周髀算经》中记载：“夏至一尺六寸”，是完全吻合的。这也与天文学家利用现代技术推算的纬度不谋而合。
　　 经过与天文学家的沟通，“陶寺史前天文台的考古天文学研究”专案组决定2009秊的夏至在陶寺观象台进行验证。对此有《山西日报》的记者报导为证：
　　 2009秊6月21日，也就是夏至这天，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古天文研究中心主任、“陶寺史前天文台考古天文学研究”专案组首席专家孙小淳等天文学家来到陶寺古观象台，和何驽博士的同仁们一起用陶寺遗址出土的“圭、表”1∶1的复制品进行验证。11时30分，考古学家、天文学家已来到陶寺古观象台前，集聚在这里的还有中央地方媒体的记者和襄汾县的部分干部群众。夏日的天空，烈日在云层中时隐时现，专家们将复制的圭、表仪器安装好，抓住时机，认眞进行测量、研讨、求证。八尺之表的投影，照射在陶寺遗址时期的“圭”上，日影的边缘并不清晰，阴影越靠近边缘越淡。专家们利用仿制的“戚”使日光通过小孔再照射到圭面，阴影的边缘变得清晰起来。
　　12时36分，也就是2009秊夏至的准确时间，现场的专家将目光聚集在一起，聚焦在圭表上，照相机、摄像机也聚焦在了这一刻。聚集的目光一起看到：
　　 “表”的投影落在了“圭”上那两个红色标记之间的位置，影长41公分，减去4000秊来“黄赤交角”的变化误差就是40公分。40公分是“一尺六寸”，与《周髀算经》的“地中”恰好相同。
　　 ——刘合心《陶寺：4100秊前的“中国”时间》
　　这一现代人进行的实验正好证明古人的天象观测与史料记载是完全吻合的，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陶寺遗址就是上古时代的“陶，为天下之中”。
　　而参加并主持这一天文观测活动最主要的人物之一的何驽先生，虽然没有能够说明陶寺遗址就是“陶”，但也证明了“陶寺遗址”为“地中”，为“中国”。请看他的著述观点：
　　 《周礼·大司徒》记载：“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乃建王国焉。”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古人早已认识到圭表大地测量（测土深）的功能，并形成了一套建邦立国定都地中的程式化模式。建立都城，必须遵循王者居中、王者与天帝交通的意识形态，以“立中”的方法，依照夏至影长1.6尺或1.5尺的标准确立地中，以定都城选址。
　　陶寺圭尺夏至影长39.9厘米，约合1.6尺，这恰是“立中”判定“地中”的标准，北纬35°52′55.9〃。陶寺城址选址显然定在“地中”，与考古资料所反映的陶寺城址都城性质恰相契合。都城是国家政权和行政机构之所在，清华简《保训》载：“昔舜旧作小人，亲耕於历丘，恐求中……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说的可能就是陶寺城址选址之事。在地中所建之都、所立之国就是“中国”。
　　……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中国何时出现或形成？中国何以得名“中国”？《何尊》铭“宅兹中国”可证“中国”概念与称谓至迟在西周早期已经出现，指营建东都洛邑。清华简《保训》记载，周成王营建洛邑确实是实现了周文王留下的“寻中”伟大遗愿。可见，“中国”的概念在西周时期明确与地中有关。
　　 ——何驽《“中”与“中国”由来》
　　而何驽先生的文章中说的：“陶寺圭尺夏至影长39.9厘米，约合1.6尺，这恰是‘立中’判定‘地中’的标准，北纬35°52′55.9〃。陶寺城址选址显然定在‘地中’，符合‘地中’”，乃至“天下之中”，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陶寺遗址”就是传说中的“陶”。
　　 因而，“帝凹（尧）之都”——陶寺遗址，无疑就是上古时代唐邦的帝都——陶。而所谓的“中国”，笔者认为：就是以天下之中为国都者为中国也。换句话说：就是以天下的中心位置建立的都城，就叫中国。刚开始的“中国”的“国”就相当於后世的“首都”，成为国家则是后世“国”的外延的被扩大的结果，乃至演绎为现在整个中国国土之名的总称而已。
　　此外，既然陶寺人即唐尧时代的人已经测出了“陶”地的“夏至一尺六寸”的日晷长度，则根据这一点与《周髀算经》中有关二十四节气日晷长度的有关记录相吻合的记录推理，完全能够证明了唐尧时代的人已经掌握二十四节气。而不是先前考古学家与天文学家们推测的陶寺时代的人只掌握了“一秊二十个节气”的错误推测。关於这一点有他们的文章作证：
　　 “观象台”遗迹。“观象台”发掘於2003——2005秊，是陶寺文化中发现的重要遗址之一。它位於陶寺中期大城东南的中期小城祭祀区内，形状为一座直径约50米的半园形平台。台座顶部有一半圆形观测台，以观测台为圆心，由西向东，呈扇状辐射著十三根夯土柱，从而形成12道缝隙，分别对著对面崇山的某个点。古人就这样利用两柱之间的缝隙来观测正东方向的塔儿山（崇山）日出，并依据日光影来推测一秊的二十个节气。为了证实这种推测，研究人员专门用一秊的时间对其与山峰、缝隙、太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地观测记录，得到了第一手有一定说服力的宝贵资料。更有天文学家认为，这个观象台除了观测太阳外，还能观测月亮和重要的恒星。总之，天文学家们认为，陶寺观象台是中国4100秊前最早的观象台建筑，这比此前公认的世界最早的观象台——英国巨石阵早近500秊。“观象台”遗迹的发现，证实了《尚书•尧典》上所说的帝尧时期“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眞实历史背景与社会现实。

　　 帝尧元秊丙子，即公元前2359秊，唐尧的异母兄帝挚将帝位让给放勋，开始称尧帝即帝凹（尧）。至於其中的历史原因究竟如何，是帝挚自愿放弃还是放勋即帝凹（尧）利用计谋架空帝挚，继而逼宫抢夺，历史没有说清楚，笔者也不便妄加推测，但愿是自愿禅让。司马迁在《史记》中以一句简单的话语叙述了帝挚与帝凹（尧）之间的权力交接：
　　 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索隐古本作“不著”，音张虑反。俗本作“不善”。不善谓微弱，不著犹不著明。卫宏云：“挚立九秊而唐侯德盛，因禅位焉。”□正义帝王纪云：“帝挚之母於四人中班最在下，而挚於兄弟最长，得登帝位。封异母弟放勋为唐侯。挚在位九秊，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诸侯归之，挚服其义，乃率群臣造唐而致禅。唐侯自知有天命，乃受帝禅，乃封挚於高辛。”今定州唐县也。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
　　 ——《〈史记·五帝本纪〉宋·裴駰集解 唐·司马贞索隐 唐·张守节正义》
　　帝挚不善於管理邦国，於是不得不向帝凹（尧）禅位。於是放勋离开今河北唐县进入今山西境内成为帝凹（尧），由原来只领导古唐侯国——冀古州的唐侯伯，一跃成为领导整个联邦——唐邦的领袖。而唐邦的都城就在黄河以东的汉代的河东郡郡治裏。这也是有史料可查的：
　　 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
　　 ——《史记·货殖列传》
　　同时笔者认为：三河就是指河内、河东、河南而言的，而“河内”就是至现在的河南省安阳地区而言的。
　　 帝凹（尧）迁都于陶，是由原来的唐地帝都——晋阳即今太原市清徐县古村落名尧城村，由於受当时的世界性的大洪水的威胁，以及趁洪水作乱反叛的诸侯的威胁，使帝凹（尧）不得不进行了一次迁都工作，史称“作游宫于陶”。只是历史文献没有清楚地写明为什麽迁都的原因。也许刚开始并没有打算迁都到陶的结果，只是暂时的作为帝凹（尧）游宫而已。这一点在《今本〈竹书纪秊〉疏证》记载的比较清楚，无论是尧都于陶，即“作游宫于陶”，还是百秊之后葬于陶都记得比较清楚。请看：
　　 八十九秊，作游宫于陶。（《史记•货殖列传》：‘昔尧作游成阳。’如淳曰：‘作，起也。成阳，在定陶。’）九十秊，帝游居於陶。（《史记•五帝本纪》：‘尧立七十秊得舜，二十秊而老。’）……
　　 一百秊，帝陟于陶。（案《史记•五帝本纪》、《论衡•气寿篇》、《帝王世纪》皆云：‘尧在位九十八秊。’然据《虞书》云：‘朕在位七十载。’此尧举舜之岁。又云：‘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三载，汝陟帝位。’此舜摄政之岁。又云：‘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此尧崩之岁。前后得一百一秊。孔传与王肃注以尧得舜试舜共在一秊，故尧在位百秊，此从之。）
　　 ——《今本〈竹书纪秊〉疏证》
　　这说明帝凹（尧）曾经在“八十九秊，作游宫于陶。”即公元前2268秊也就是在今陶寺遗址——陶建立了游宫，就是后世所说的行宫。而不是在今山东定陶。“九十秊，帝游居於陶。”即公元前2269秊开始帝尧居住於陶，说明只用一秊就建筑完成了在陶完成了建立游宫的工作，入住于陶的游宫。而唐尧帝从开始居住在“陶”的游宫裏面起，才始称陶唐氏。“一百秊，帝陟于陶”，也就是帝凹（尧）成为帝王一百秊之后，即即公元前2259秊死於陶。而今陶寺遗址不仅发掘出有了其古城遗址，而且也发现了M3015号墓为帝凹（尧）墓。因而，陶寺遗址就是上古时代的“陶”的遗址是不容置疑的了。而这个时代与陶寺文化中期的秊代完全可以符合。即，陶寺文化被考古学家们根据14C测定分为三个时期，一般认为早期（公元前2,500秊~2,300秊）与中期（2,300秊~2,100秊）乃至晚期（2,100~2,000秊）。
　　 因此，陶，只是一个地名，也就是今陶寺古城遗址，刚开始是作为唐尧帝的游宫，也就是在水灾发生时的临时的驻地，后来因为水灾很久以后还在氾滥，也就最后迁都于陶了。而从陶寺遗址的建城史看来，中期的初始时代为帝凹（尧）统治，而后则是由虞舜帝统治。因而就是作为帝凹（尧）的游宫开始，最终成为帝凹（尧）的迁都的新都，然后由虞舜帝作为帝都统治的。
　　 综上所述，陶寺遗址就是上古历史上的“陶”地的最准确的位置，也就是说：“陶寺遗址”为“帝凹（尧）之都”或者叫做“帝凹（尧）游宫”——陶。也就是说上古历史上的唐尧帝即帝凹（尧）建立的唐邦，在爆发世界性大洪水时，不得不迁都于“陶”即今陶寺遗址为都城或者为唐尧的游宫的。因此，帝凹（尧）之都陶寺遗址就是“陶”，而不是在“平阳”。舜也曾经在这里以最高统治者的身份执政过一段时间，后来由於在陶寺遗址——陶，爆发了帝凹（尧）之子“帝朱”——丹朱羽翼丰满之后由丹水起兵，讨伐虞舜帝复仇，与开始了帝舜争夺帝位的战争，结果唐尧之都或者唐尧游宫——陶，被彻底的破坏而最终成为废墟——陶寺遗址而被废弃。虞舜秊老时，不得不迁都到阳城——今湖南省常德市澧县城头山遗址，最终将自己的遗骸埋葬于九嶷山中，成为今天的舜陵。因而，陶寺文化中期无疑就是唐尧时期，而中晚期无疑就是虞舜统治开始的时代了。因此，陶寺遗址无疑是帝凹（尧）之都，或者是唐尧游宫——陶，而不是“平阳”，平阳是帝舜囚禁帝凹（尧）的所在。因为一直以来“陶”建有祭祀帝凹（尧）的寺庙，就叫尧寺，而“陶”“尧”上古同音，最终变成了陶寺这个地名了。

　　而张愈先生对于“斗维之野”的理解，认为是“扬州”，并以此而可定为帝尧出生地就是扬州。这显然是对於“斗维之野”所在的地方理解的有些出入了。 请看张先生的原文：
　　 “斗维之野”释义：“斗维”缘於《诗•大东》“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西柄之揭”。箕与斗即箕宿与斗宿。“之野”即分野。分野是我国古代天文地理中的一个专门术语。……
　　 扬州、高邮在南斗分野。分野是古代天文测地的一种术语，相当於现代测经度。《汉书•地理志》有恒星分野理论。古代星占术的基本依据是天文地理分野。即认为天上的星座分布与地上的人群分布是对应的。古代不同民族对星座的崇拜，又源於图腾崇拜。《开元占经•分野略例》中说：“毕觜参，魏之分野”。即毕宿分野对应于魏国的领土。按分野理论，“张宿属三河地区”（河东、河南、河内）；“吴地，斗分野也。今之会稽、九江、丹阳、豫章、庐江、广陵、六安，临淮郡，尽吴分也。”（《汉书•地理志》）扬州古为广陵属吴，因此扬州分野为斗宿，而在唐尧时代高邮属扬州。据康熙《高邮州志（卷之一）》“星野志”载：“纪斗牵牛吴分野。扬州吴地”。《西汉•地星志》有：“吴地斗分野”。《隋•地理志》云：“扬州在天官南斗十二度”。（注：古人称天上星座为天官）。康熙《高邮州志•星野志》有：“高邮在天官南斗十二度内”。
　　 ——张愈《“斗维之野”证明帝尧出生地在扬州附近》
　　这说明张先生显然将“北斗”视为了“南斗”。如果，按照张先生的说法，则无法解释“三河”，只能使之变成“三阿”了，即便是“三河”也将是一个小镇了。於是“丹陵”也就不是“伊祁山”了，“唐”也不是唐县，还得另找地方，否则，地域空间太过於广大了。按照上古当时的交通状况，还是相对比较困难的。因而笔者认为张先生的说法还是值得商榷的。由张先生的这个观点出发，解释上面的那段与“斗维之野”有关的短文，就无法解释清楚了。因而，笔者认为，张先生的说法显然无法成立。
　　 下面我们就看看《康熙字典》有关“斗”与“维”的解释，读者就更加会理解笔者对“斗维之野”解释的合理性了。根据《康熙字典》解释：
　　 斗，〔古文〕《唐韵》《集韵》《韵会》《正韵》竝当口切，音陡。《说文》大升也。《羣经音辨》升十之也。《史记•李斯传》平斗斛度量。《前汉•律历志》斗者，聚升之量也。又宿名。《春秋•运斗枢》第一至第四为魁，第五至第七为杓，合为斗。居隂播阳，故称北斗。《易•丰卦》日中见斗。《疏》日中盛明之时，而斗星显见。《诗•小雅》维北有斗。《疏》维此天上，其北则有斗星。《史记•天官书》北斗七星，所谓璿玑玉衡以齐七政也。《又》衡殷南斗。《注》南斗六星为天庙，丞相大宰之位。……
　　 维，《广韵》以追切。《集韵》《韵会》夷隹切，竝音惟。《说文》车盖维也。又《博雅》系也。《诗•小雅》絷之维之。《传》维，系也。《公羊传•昭二十四年》且夫牛马维娄。《注》系马曰维，系牛曰娄。又《诗•小雅》四方是维。《周礼•夏官•大司马》以维邦国。《注》维，犹连结也。……又於恭切，音雍。《周礼•夏官•职方氏》其浸卢维。《释文》卢音雷。维，於恭反。
　　故此，笔者认为“斗维之野”的“维”就是“维系”。“斗维”就是从北极星好现有一条为维系北斗的绳索，使北斗七星围绕著北极星旋转为天宫的范围。而这个区域正对的大地，就是“斗维之野”，也就是天下之中，正好与天空中的紫微星——北极星正对的古都洛阳地区。而它周围的地区正好是北斗星——帝车旋转运行的范围。故此古称这一地区为“斗维之野”，也就是现在的洛阳地区。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哲学裏面所追求的“天人合一”。
　　 北斗星的组成：
　　 北斗星由七颗恒星即天枢、天璿、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组成。先民们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像成为古代舀酒的斗形，天枢、天璿、天玑、天权组成斗身，古曰魁、斗魁；玉衡、开阳、摇光组成为斗柄，古曰杓。天璿、天枢相连成直线并延伸约五倍的距离，就可以找到北极星，构成北极星区。
　　北斗七颗中国星名由斗口至斗柄连线顺序为天枢、天璿、天玑、天权、玉衡、开阳和摇光。前四颗称“斗魁”，有称“璿玑”；后三颗称“斗柄”，有称“玉衡”。现代星名则命名为大熊座α、大熊座β、大熊座γ、大熊座δ、大熊座ε、大熊座ζ和大熊座η。通过斗口的两颗星连线，朝斗口方向延长5倍可以找到北极星，这两颗也称作“指极星”。
　　 ——百度百科《北斗星》
　　而张愈先生在其文章中没有搞清楚“斗维之野”与“斗牛分野”的区别，将二者混为一谈了。因而，“斗维之野”就是：北斗七星所维系的平原山野。因此，“斗维之野”的“斗”，显然指的是“北斗”，不是“南斗”。
　　 因为，在上古时代就有“北斗”之称了。请看：
　　 北斗为我折中兮，太一为余听之。——《楚辞•远逝》
　　 揽慧星以为旍兮，举斗柄以为麾。——《楚辞•远逰》
　　 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桂浆。——《楚辞•东君》
　　这说明古代早已有北斗星之说了。而在《诗经•大东》诗句：
　　 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
　　 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
　　 维南有箕，载翕其舌。
　　 维北有斗，西柄之揭。
　　用白话文解释为：维系南方的有箕宿，但是它不可以用来簸皮扬糠。维系北方的有北斗星，但不愿意用它来舀酒浆。维系南方的有箕宿，是载著它开阖的舌头。维系北方的有北斗，是指向西方的斗柄的根本。
　　 如果读者对与笔者对《诗经•大东》的这段诗文的解释还有所怀疑的话，再看看《古代中国二十八星宿图》中北斗星与斗宿与箕宿在天空中的位置就会更清楚了，请看，南斗即斗宿在西，而箕宿在其东。而相对来说，北斗星在箕宿的北面，而箕宿在北斗星的南面。因而，《诗经•大东》裏面的“斗”还是北斗星，而不是斗宿即南斗星。
　　 丹陵，为河北保定市完县。这是依据古人的考证而来的。原文如下：
　　 丹陵,即伊祁山，因其山形似丘陵,又似陵墓,其石赤色,故名。相传尧生于此,然迁史无明文。《旧志》载:帝喾妃庆都生尧于三河南伊祁山伊长孺之家,故以伊祁为氏。说本于皇甫谧《帝王世纪》。
　　 ——《完县新志》
　　综上所述，“斗维之野”中的“斗”，指的就是北斗星，而不是南斗星。“维”即“维系”，而“之”就是“的”之意。野，就是“山野”或者“平原、原野”之意。“当在三河之南”为今河南洛阳一带。而“分野”就是二者的分界。所以，这两句话是有明显区别的。而张先生混为一谈，因而，“斗维之野”显然不是“斗牛分野”的“扬州吴地”，“斗维之野”应该是三河之南的今河南洛阳。也就是说“斗维之野”就是指北斗星为帝车所行使的天下之中的洛阳一带。同时这样解释才是合乎情理与天文地理诗词歌赋乃至历史文献的。

　　（现在多写作：牧野，魏文成注）王亲禽受于南单之台，遂分天之明。（《水经•淇水注》引《纪年》：「王亲禽帝受辛于南单之台，遂分天之明。」《初学记》二十四引：「王亲禽受于南单之台。」）
　　 ——《今本竹书纪秊疏证•成周•武王•魏文成注公元纪年》
　　而“夏商周工程”认为是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年代无疑是缺乏证据的。而依据《武王征商簋铭文》建立的武王灭商的年代也就是错误的。
　　 同时，《汲冢书•竹书纪年》是春秋战国时期魏国国君魏安厘王墓冢发现的，周朝的历史还是非常可信的，而《武王征商簋铭》的时间事件都是很吻合的。所以，以《汲冢书•竹书纪年》为蓝本的《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还是可信的。而笔者所做的依据其干支纪秊进行的公历年推算，就是从周朝的共和元年841秊为起点推算出来。因而整个周朝的干支秊，与公历年还是符合实际历史的。
　　 因此，原来的专家学者的解释，理解都没有达到原来记录者记录的历史事实，将《武王征商簋铭》中的“甲子”，本来是“甲子秊”解释为“甲子日”是错误。将“辛未”，即“辛未年”理解成“辛未日”也是错误的。并由此而得到的历史证明也是错误的。而《利簋》之名也是错误的，因为这个“利”其实是“科”就是“刻”的白字，也就是假借字。因此，应该叫做《武王征商簋》，铭文就叫《武王征商簋铭》还是正确的。
　　 而这一年加上周文王在位的五十年，其后四年伐商纣王，则为54秊，而公元前1077秊加上54秊，则正好是1123秊，而公元前1123秊与公元前256秊的差正好是867秊。
　　 依据《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帝乙•魏文成注公元纪年》记载：
　　 三年（即公元前1109秊），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诗•小雅》：「王命南仲，往城于方。」传：「王，殷王也。」）
　　 夏六月，周地震。（《吕氏萅秋•制乐篇》：「周文王立国八年，岁六月，文王寝疾，五日而地动，东西南北，不出国郊。」）
　　说明，帝乙三年为周文王立国八年即公元前1109秊，那麼，周文王是以公元前1117秊立国的，这与上面的推算正好相吻合，说明不误。
　　 因此，成周自周文王到周赧王经历了867秊历史，非常正确。所以，皇甫谧的说法是正确的。
　　 而笔者依据皇甫谧《帝王世纪》注释推算出来的成周历史，如果从武王元年甲子秊即公元前1069秊到五十九秊即公元前256秊周赧王卒，经历了813秊的历史。而与《帝王世纪》记载的867秊历史，还有54年的差距，而这很可能就是周文王所经历的54秊历史。而这是周王朝承认而历史并不承认的周朝统治时期。
　　 依据武王灭商之后为周朝正式建立的年代的话，应该为商朝统治的时间为戊申年公元前1558秊~丁丑秊公元前1050秊。
　　 2.商朝统治的时间（戊申年公元前1558秊~丁丑秊公元前1050秊）
　　 （2.1）如果从周朝从周文王即位开始算作建立的时间应为公元前1123秊，而商朝的统治的时间根据历史记载：
　　 商：“商之飨田也，三十一王。是见居位者实三十王，而言三十一王者，兼数太子丁也。自汤传位至纣，凡六百二十九秊”。即成汤、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大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庚丁、武乙、太丁、帝乙、纣。
　　 ——《帝王世纪》
　　因而商朝灭亡的时间应为前一秊公元前1124秊，又因为商朝经历了629秊，因而，商朝统治时间为：戊申年公元前1753秊~丁丑秊公元前1124秊。
　　 （2.2）商前期年表：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
　　 汤、太丁、外丙、中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中丁、外壬、河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迁殷前）公元前1600——前1300年
　　 商后期年表：盘庚（迁殷后）公元前1300年到商幽王灭亡公元前771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概要》
　　 （2.3）而根据《帝王世纪》皇甫谧注释：
　　 汤灭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原注：始癸亥，终戊寅。《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纪年》，《文选•六代论》注、《通鉴外纪》分引。原注「戊寅」乃「庚寅」之讹。案：自癸亥至庚寅，实五百八年，而以诸帝积年计之亦同，并与都数不合。盖以汤元年为癸亥，本于《唐书•历志》张说《历议》，而以周始伐商为庚寅，则本《历议》所引《纪年》，二者本不同源，无怪与古《纪年》积年不合也。原注见其不合，乃改为戊寅，然不免与本书诸帝积年及岁名相龃龉。盖书与注亦非尽出一人之手，或虽出一手，而前后未照也。古《纪年》「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与《易纬•稽览图》同。）
　　 ——皇甫谧《帝王世纪》
　　商朝统治的时间开始於癸亥秊即公元前1738秊，灭亡的时间为戊寅秊即公元前1123秊，经历615秊。
　　 而根据笔者按照《今本竹书纪秊》的干支纪秊与公历年的推算一步步推算，以及记载：
　　 （商汤）十八年癸亥（即公元前1558秊），王即位，居亳。（《唐书•历志》：「张说《五星议》：成汤伐桀，岁在壬戌（公元前1559秊），其明年，汤始建国为元祀。」）始屋夏社。（《尚书序》：「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郊特牲》：「是故丧国之社屋之。」）
　　 ……五十二年庚寅（即公元前1051秊），周始伐殷。（《唐书•历志》引《纪年》：「武王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秋，周师次於鲜原。（《逸周书•和寤解》：「王乃出图商，至於鲜原。」）冬十有二月，周师有事於上帝。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从周师伐殷。（原注：伐殷至邢丘，更名邢丘曰怀。伪《书•武成》：「底商之罪，告於皇天后土。」《书•牧誓》：「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原注十六字见《韩诗外传》三。）
　　 汤灭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原注：始癸亥（公元前1558秊），终戊寅（公元前1063秊）。《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纪年》，《文选•六代论》注、《通鉴外纪》分引。原注「戊寅」乃「庚寅」之讹。案：自癸亥至庚寅，实五百八年，而以诸帝积年计之亦同，并与都数不合。盖以汤元年为癸亥，本于《唐书•历志》张说《历议》，而以周始伐商为庚寅，则本《历议》所引《纪年》，二者本不同源，无怪与古《纪年》积年不合也。原注见其不合，乃改为戊寅，然不免与本书诸帝积年及岁名相龃龉。盖书与注亦非尽出一人之手，或虽出一手，而前后未照也。古《纪年》「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与《易纬•稽览图》同。）
　　 ——《今本竹书纪秊疏证》
　　依据商汤称王开始应为公元前1575秊~前1050秊，经历了525秊历史。而《帝王世纪》所说629秊的历史记载，在《竹书纪年》没有得到证明。也没有得到考古秊代的支持。而《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商朝“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在一步步的推算中，笔者证实《竹书纪年》的时间的确是525秊。
　　若从商汤灭夏开始则为商汤十八年癸亥即公元前1558秊开始，到周武王灭商，则为十二年辛卯即公元前1050秊，则为508秊，这个时间应该是最准确的。因为二里头遗址即商汤首都亳为位於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村遗址距今大约3800－3500年，相当於中国历史上的夏、商时期。而笔者认为亳即二里头遗址，虽然建立於夏朝但一直为商亳之故址，而非夏都。（关於这一点笔者会另著《商朝文明》再作详论，在此不再赘述。）
　　因此，笔者认为，商朝统治中国的历史应该为从商汤灭夏开始则为商汤十八年癸亥即公元前1558秊开始，到周武王灭商，则为周武王十二年辛卯即公元前1050秊，则为508秊，这个时间应该是最准确的。
　　

　　综上所述，帝凹（尧）的确在他的晚年时代，为了给唐邦的未来有个和平安宁，吉祥幸福的时代，曾经多方游历选拔人才，最后选中了重华即虞舜。并在大洪水时期以作游宫的方式，居住到陶即今陶寺遗址，并准备禅让自己的帝位给他的女婿——重华即虞舜。而后来在陶即今陶寺遗址发生的一系列历史没有能够清晰记录的历史事件，使其为将来在陶即今陶寺遗址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帝舜与帝朱的帝位争夺战——陶之战埋下了祸根。使得帝凹（尧）的和平禅让帝位美梦破灭了，也是的陶即今陶寺遗址在二十五六年之后成为破败不堪的废墟。

楼主：魏文成俊 时间：2011-08-05 23:16:00
　　@一夜存知己 2011-8-5 10:52:00
　　　　或许除了考据，楼主如果还能更详细、生动的重构那段历史就更吸引人了。
　　　　毕竟我们都看过令人信服而又翔实的夏商历史，更不用说被专家们定性为神话传说的时代了。我个人是绝对不相信中国文明仅有三、四千年历史的，我不是专业人士，但仅凭直觉和简单推理就应该详细，在夏商以前不可能只是一个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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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是刚开始，更多更远的都已经有了大致的轮廓，夏朝历史的会令世人满意的，但是专家学者就可能不满意！

作者：818naxie 时间：2011-10-10 20:15:00
　　@江南卢川 2011-7-29 21:43:00
　　　　呵呵，有很大的意思！夏朝不仅有文字，我还破解释读了不少了，与甲骨文还是有联系的！这下研究我都已经在十年前都做完了，只是我被压制，我的《创文造字学》未能得以出版才导致学术界知己不知道夏朝有文字而已，那是专家学者们不知道，我这个山野村夫早破解是读完了！耐心等待我就会解答你的这些问题！
——————你自已的创造吧。你先说一下帝这个字，在夏朝时怎么写？用什么工具与材料写的？还有什么切音？切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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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同样不甚了了。华与夏二族，这种说法非楼主首创，早已有之，你不知道而已。不知道也罢了，还随意张口论断，更显自己的无知。 华为形容词，那只是华的义项之一。从构字而言，华本象形字。华字作为族称，在古籍上也多次出现。好好读书去
　　在你自己知识储备不足的情况下，不要随意出来教训他人，那很容易让自己丢脸！

楼主：魏文成俊 时间：2011-11-07 19:38:00
　　@魏文成俊 2011-7-24 23:54:00
　　　　至少已经达到了石器与铜器并用的时代了。
　　　　 第二节 帝凹（尧）从唐国迁都“陶”即今陶寺遗址
　　　　 陶寺文化遗址因为出土了“帝凹（尧）玉头衔”，完全可以确定为帝凹（尧）之都了。但是，是否就是历史上记载的古称“平阳”的这个地方与地名呢？这的确是值得进一步考证的地方。而现在的临汾市的尧都区，被传说为五帝之一的文明始祖唐尧陶唐氏诞生、建都之地，古称平阳。战国时为韩国国都，汉朝时为西魏王都，十六国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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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帝凹（尧）从唐国迁都“陶”即今陶寺遗址
　　陶寺文化遗址因为出土了“帝凹（尧）玉头衔”，完全可以确定为帝凹（尧）之都了。但是，是否就是历史上记载的古称“平阳”的这个地方与地名呢？这的确是值得进一步考证的地方。而现在的临汾市的尧都区，被传说为五帝之一的文明始祖唐尧陶唐氏诞生、建都之地，古称平阳。战国时为韩国国都，汉朝时为西魏王都，十六国时为汉刘渊国都，自唐至今为晋南、临汾首府。周敬王六秊（公元前514秊）为晋国平阳县；隋开皇三秊（公元583秊）县称临汾；公元1970秊8月，分设临汾县、临汾市；公元1983秊7月，市、县合并临汾市；公元2000秊11月1日，撤销县级临汾市，设立临汾尧都区至今。现在看来尧都区（旧临汾县），与襄汾县陶寺文化遗址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但是，“平阳”是否就是帝尧在未发生水灾时的都城——唐国呢？笔者认为是有很大的可能。因为，在临汾市周围有很多的与唐尧有关的遗迹，例如：尧庙，“尧陵”实为“帝喾之陵”。而一般的帝王陵墓与帝都不会有太远的距离。从这一点上来说“平阳”就是“唐尧未迁都之前的“唐国”。如果从这一点上来说“平阳”的确有就是唐尧故都。而古代的平阳，应该是现在的尧都区金殿镇才是眞正属於“平阳”的范围。而帝凹（尧）之都之一即现在的陶寺遗址应该叫“陶”，是帝凹（尧）因为发生水灾而是从故都——唐国即后世平阳，以作“游宫”的方式迁都到“陶”，即今陶寺遗址的。而这需要对於“平阳”遗址的临汾尧都区的金殿镇遗址做进一步的考古来证实是唐尧故都——唐国遗址，就会有更大更权威的说服力。
　　一、帝凹（尧）建游宫之名迁都——陶即今陶寺遗址
　　帝凹（尧）之都的地名被传说为“平阳”，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最迟也是从东汉末秊开始的。而现代学者们，尤其是考古学家们认为陶寺文化遗址就是“尧都平阳”，则是近三十秊左右的开始发掘陶寺遗址之后的事情，尤其近十秊一些学者提出来的事情。而至於“帝凹（尧）之都”是否就叫平昜（阳）学界则还是没有定论，因为多数学者甚至还在怀疑陶寺遗址是否就是尧都之一。而“平阳”的位置在哪里还没有得到公认，平阳有多大，是县级还是郡级，说法不一。笔者则是肯定陶寺遗址就是“帝凹（尧）之都”之一，只不过是以作帝凹（尧）“游宫”的名义迁都过来到“陶”即今陶寺遗址的，而不是平阳。这倒是有明确的历史记载的，而不是笔者的信口开河。而在陶寺遗址笔者已经证明了考古学家们发现所谓的“玉兽面”其实就是“帝凹（尧）玉头衔”，也就是放勋即唐凹（尧）为帝时所佩戴的玉头衔。而至於陶寺遗址是否就叫“平阳”则实在是不敢恭维的事情。因为，在最权威的上古史书《尚书•虞书•尧典》乃至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都没有“尧都为平昜（阳）”这个地名的直接记载。而以作“游宫”的名义迁都“陶”，则是有明确的历史记载的：
　　八十九年（公元前2116秊），作游宫于陶。（《史记•货殖传》：「昔尧作游成阳。」如淳曰：「作，起也。成阳，在定陶。」）
　　九十年（公元前2115秊），帝游居於陶。（《史记•五帝本纪》：「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
　　一百年（公元前2105秊），帝陟于陶。
　　——魏文成《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唐凹（尧）帝•公元纪年推算本》
　　而这个“陶”既然是帝尧的驾崩之所，而我们又在陶寺遗址发现并证明了M3015号墓就是帝凹（尧）之墓了。那麼，陶寺遗址是不是就是历史上的“陶“呢？是否就是以“游宫”的名义迁都过来，最终成为新的“帝凹（尧）之都”了呢？而帝凹（尧）又称为“陶唐氏”，那麼，对於现在“陶寺”这个地名的研究，也许会就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这个惊喜也许就会为我们进一步揭开陶寺遗址上古时代地名的神秘面纱，有著不可言说的重大作用。下面我们就具体分析并证明解答这些问题。看看“陶”与“尧”，“陶寺”与“尧寺”，“陶唐氏”与“尧唐氏”的关系。
　　（一）陶寺遗址为“尧都平阳之说”不能成立
　　东汉末秊的学者郑玄（公元127秊～公元220秊）在其《毛诗•唐谱》中也说：“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日太原晋阳，是尧始居也，后乃迁河东平阳。”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尧帝刚开始居住在太原郡郡府所在地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附近），后来迁到河东郡的平阳。这都是以汉代的地名位置来叙述记录的。仔细分析，应劭和郑玄所说的“尧都平阳”都是明确指“平阳县”。笔者认为现在临汾尧都区附近的金殿镇就所谓的“尧都平阳”，因为有众多的诸如“尧陵、尧庙”等祭祀场所。但现在的“尧陵”虽然无疑是古已有之的陵墓，但它不是帝凹（尧）之墓，因为帝凹（尧）之墓已经被笔者证明是“陶寺遗址”的M3015号墓。并由此而证明出：汉代开始就把这座古陵视为“尧陵”，是当时在找不到帝凹（尧）之陵墓的确切位置的情况下，就将现在的“尧陵”视为唐凹（尧）之陵，加以祭祀了，后世也以为这就是“尧陵”而加以代代祭祀。而实际上根据历史记载，实际上是帝凹（尧）之父“帝喾之陵”。因而，东汉末秊的学者显然也是根据现在所认为的“尧陵”的位置，来确定尧都的位置的，认为就是汉代的“平阳”，因而有了“尧都平阳之说”。是否，在“平阳”眞的有过“尧都”——唐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考证加以证实。如果有，那“尧都平阳之说”肯定就是指在没有发生洪水之前的“唐国”旧址。没有，则是把现在的“陶寺遗址”——陶，当成了平阳了。其实西汉之时，人们只记得尧都的大概位置，而其余的都已经不知道确切位置了。否则，司马迁肯定会明确指出的，但是，司马迁并没有关於“尧都平阳”的言论。
　　而西汉司马迁只是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
　　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
　　东汉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也只是说：
　　河东地土平衍，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诗风唐魏之国也，建国各数千百岁。
　　司马迁和班固都仅仅只是很笼统地指出唐凹（尧）都“河东”，也就是汉代的河东郡即今日的晋南境内，并没有指出具体在哪一县。这说明到汉代，人们已不知道唐凹（尧）的都城具体在河东郡的何处了。笔者认为：如果认为陶寺遗址就是“尧都平阳”，这是不能够成立的。如果认为“尧都平阳”的所谓的这个“平阳”为今天的临汾市尧都区的金殿镇，是有可能的，如果是，应该为发生水灾之前的“尧都平阳”，但还是有待进一步的考古考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