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年鉴的记述重点
多年以来，年鉴理论界很少有人论及年鉴的记述重点。大家总是在不断地强调年鉴尤其是地方综合性年鉴的全面性、综合性、百科性，将年鉴称为“地方百科全书”、“资料大全”、“文献总汇”，等等。对此，我以前也曾深信不疑。但自从2005年主持编纂《广西大百科全书》之后，我逐渐明白这样一个道理：“百科全书的全，是有重点的全，有选择的全，不是面面俱到的全。”（孙关龙语）《广西大百科全书》虽然有13卷、2000多万字、35000多个条目、70000个知识点，也不可能穷尽广西所有的地方知识，只能择大而记，择要而录，强化重点，淡化一般。否则，将会麻烦不断，甚至无功而返。以此反观年鉴，是不是也需要考虑记述重点，强调记述重点呢？几年来，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
2008年底《广西大百科全书》完工之后，我的时间稍为宽松了一些，经常应邀到全国各地讲学。在讲课之后与同仁互动过程中，常常会有人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能不能用最简洁的语言概括说明什么是年鉴的内容重点或记述重点。我的回答是：“年鉴的记述重点＝基础信息＋大事要闻”。整部年鉴的内容重点、记述重点是这样，多数作者为年鉴撰稿的内容重点、记述重点也是如此。我当时给出的理由是：（1）年鉴的经典定义支持这一观点。《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给年鉴下的定义是：“一种汇集年度重要时事、文献和统计资料，按年度连续出版的工具书。”这里所说的“重要时事、文献和统计资料”，与基础信息、大事要闻基本上是同一个意思。日本平凡社出版的《大百科事典》也曾给年鉴下过这样的定义：“年鉴是记录全社会或特定领域一年间所发生的事件，并加以解说的年刊形式的‘便览’，目的是为以后的调查研究提供方便。”这里所谓“便览”，是强调年鉴的简明性和工具性；而所谓“为今后的调查研究提供方便”，则是强调它的基础性，因为最能为进一步调查研究提供方便的非基础信息莫属。（2）年鉴读者问卷调查也支持这一说法。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曾经作过一次年鉴读者问卷调查，在“您最希望从年鉴中获得的资料”7个选项中，基础信息（基本情况）、大事要闻两个选项读者认可程度最高。（3）约定俗成。古今中外的年鉴大多数都以基础信息、大事要闻作为记述的重点，广大年鉴读者从年鉴中查考基础信息和大事要闻也早已形成习惯。
上述三方面的理由，也许还不能有效地说服广大年鉴同仁，但至少可以成一家之言。既然能成一家之言，那么，我就不妨来一个“言无不尽”，继续和大家探讨基础信息、大事要闻的内涵。
所谓“基础信息”，我将其定义为：读者了解年鉴对应范围基本情况必须掌握的重要资料，是读者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基础和重要参照。它由两个方面的资料构成：一是基本情况，二是基本指标数据。以地方综合性年鉴为例，凡调查了解一个地方必须掌握的基本资料，如历史、地理、环境、气候、水文、资源、物产、人口、民族、语言、宗教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所属行政区域和主要行业的概况及相关数据，等等。以专业（行业）年鉴为例，凡调查了解一个部门、一个行业必须掌握的基本资料，如行业历史沿革、资源和优势、基础条件和能力、形成的规模和特点、队伍和人才、涉及的行业和专业领域、积累的成果和达到的水平等基本情况及相关数据。所有这些，都是读者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基础和重要参照；缺少这些资料，读者对年鉴对应领域就会缺乏一个大致的了解，对其他资料就难以把握。基础信息在年鉴中的载体（表现形式），主要是综合情况部类（概况、总述）和其他部类中的综述、概况条目。它在年鉴中所占分量并不太大，却是十分重要的，必不可少的。
所谓“大事要闻”，不便于下定义，只能对其特征进行描述。大事要闻的“大”，是影响大、分量大、权重大；“要”是重要、主要、必要。其主要特征：一是政治上重要。例如领导机关重要决策，党代会、人代会的召开，重要人事变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创新，等等。二是社会影响大。例如近年来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大部制改革试点、迎接党的十八大召开，等等。三是涉及面广。例如文化体制改革、医疗改革、新农村建设、西部开发、重大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等等。大事要闻在年鉴中的载体（表现形式），主要是动态信息各部类按辞书体（简明说明体）编写的条目，以及按编年体编写的大事记。
探讨年鉴记述重点的目的，是为了分清主次，明确重点，确保年鉴达到合理的记述深度。我们知道，任何政策的制订，都是区别事物、事情的轻重缓急而分别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分清主次、明确重点，是制订政策的重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而对于年鉴来讲，各次文献、各种资料、各类题材平分秋色，没有任何重点，也就不可能有效地反映社会现实的主要方面，不可能达到理想的记述深度，可读性、检索性也就必然逊色。年鉴虽然是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但它不应该简单地、机械地、面面俱到地反映社会现实，而应当有重点地、有选择地反映社会现实的主要方面。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能动的反映论告诉我们的真理。但是，目前正在出版的许多年鉴，也包括一部分省级年鉴，由于编纂者缺乏年鉴内容重点意识，加上出于所谓“为续修志书积累资料”的考虑，在年鉴编纂中，未能始终贯彻能动的反映论，而是贯彻了机械的反映论，使编纂工作出现了一些偏差。例如，在框架设计时，不是按资料的性质进行合理分类，而是按机构的行政级别和隶属关系进行区分，有一个部门设一个栏目，所有的部门和机构逐个摆摆平（最典型的事例是将“通信”分为“电信通信”、“移动通信”、“联通通信”，将“财政”分为“财政工作”、“财务结算”、“政府采购”，等等），造成不必要的交叉重复，甚至互相抵牾。在条目编写时，习惯于原汁原味、不厌其详地罗列大量的日常工作、例行会议，自然主义地记述大量的一般性活动，将鸡毛蒜皮扫做一堆，造成年鉴部头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芜杂，而有效信息明显不足，检索性、可读性越来越差。鉴于以上情况，探讨年鉴的记述重点，强调其重要性，是完全必要的，也是适合时宜的
多年以来，年鉴理论界很少有人论及年鉴的记述重点。大家总是在不断地强调年鉴尤其是地方综合性年鉴的全面性、综合性、百科性，将年鉴称为“地方百科全书”、“资料大全”、“文献总汇”，等等。对此，我以前也曾深信不疑。但自从2005年主持编纂《广西大百科全书》之后，我逐渐明白这样一个道理：“百科全书的全，是有重点的全，有选择的全，不是面面俱到的全。”（孙关龙语）《广西大百科全书》虽然有13卷、2000多万字、35000多个条目、70000个知识点，也不可能穷尽广西所有的地方知识，只能择大而记，择要而录，强化重点，淡化一般。否则，将会麻烦不断，甚至无功而返。以此反观年鉴，是不是也需要考虑记述重点，强调记述重点呢？几年来，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
2008年底《广西大百科全书》完工之后，我的时间稍为宽松了一些，经常应邀到全国各地讲学。在讲课之后与同仁互动过程中，常常会有人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能不能用最简洁的语言概括说明什么是年鉴的内容重点或记述重点。我的回答是：“年鉴的记述重点＝基础信息＋大事要闻”。整部年鉴的内容重点、记述重点是这样，多数作者为年鉴撰稿的内容重点、记述重点也是如此。我当时给出的理由是：（1）年鉴的经典定义支持这一观点。《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给年鉴下的定义是：“一种汇集年度重要时事、文献和统计资料，按年度连续出版的工具书。”这里所说的“重要时事、文献和统计资料”，与基础信息、大事要闻基本上是同一个意思。日本平凡社出版的《大百科事典》也曾给年鉴下过这样的定义：“年鉴是记录全社会或特定领域一年间所发生的事件，并加以解说的年刊形式的‘便览’，目的是为以后的调查研究提供方便。”这里所谓“便览”，是强调年鉴的简明性和工具性；而所谓“为今后的调查研究提供方便”，则是强调它的基础性，因为最能为进一步调查研究提供方便的非基础信息莫属。（2）年鉴读者问卷调查也支持这一说法。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曾经作过一次年鉴读者问卷调查，在“您最希望从年鉴中获得的资料”7个选项中，基础信息（基本情况）、大事要闻两个选项读者认可程度最高。（3）约定俗成。古今中外的年鉴大多数都以基础信息、大事要闻作为记述的重点，广大年鉴读者从年鉴中查考基础信息和大事要闻也早已形成习惯。
上述三方面的理由，也许还不能有效地说服广大年鉴同仁，但至少可以成一家之言。既然能成一家之言，那么，我就不妨来一个“言无不尽”，继续和大家探讨基础信息、大事要闻的内涵。
所谓“基础信息”，我将其定义为：读者了解年鉴对应范围基本情况必须掌握的重要资料，是读者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基础和重要参照。它由两个方面的资料构成：一是基本情况，二是基本指标数据。以地方综合性年鉴为例，凡调查了解一个地方必须掌握的基本资料，如历史、地理、环境、气候、水文、资源、物产、人口、民族、语言、宗教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所属行政区域和主要行业的概况及相关数据，等等。以专业（行业）年鉴为例，凡调查了解一个部门、一个行业必须掌握的基本资料，如行业历史沿革、资源和优势、基础条件和能力、形成的规模和特点、队伍和人才、涉及的行业和专业领域、积累的成果和达到的水平等基本情况及相关数据。所有这些，都是读者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基础和重要参照；缺少这些资料，读者对年鉴对应领域就会缺乏一个大致的了解，对其他资料就难以把握。基础信息在年鉴中的载体（表现形式），主要是综合情况部类（概况、总述）和其他部类中的综述、概况条目。它在年鉴中所占分量并不太大，却是十分重要的，必不可少的。
所谓“大事要闻”，不便于下定义，只能对其特征进行描述。大事要闻的“大”，是影响大、分量大、权重大；“要”是重要、主要、必要。其主要特征：一是政治上重要。例如领导机关重要决策，党代会、人代会的召开，重要人事变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创新，等等。二是社会影响大。例如近年来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大部制改革试点、迎接党的十八大召开，等等。三是涉及面广。例如文化体制改革、医疗改革、新农村建设、西部开发、重大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等等。大事要闻在年鉴中的载体（表现形式），主要是动态信息各部类按辞书体（简明说明体）编写的条目，以及按编年体编写的大事记。
探讨年鉴记述重点的目的，是为了分清主次，明确重点，确保年鉴达到合理的记述深度。我们知道，任何政策的制订，都是区别事物、事情的轻重缓急而分别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分清主次、明确重点，是制订政策的重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而对于年鉴来讲，各次文献、各种资料、各类题材平分秋色，没有任何重点，也就不可能有效地反映社会现实的主要方面，不可能达到理想的记述深度，可读性、检索性也就必然逊色。年鉴虽然是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但它不应该简单地、机械地、面面俱到地反映社会现实，而应当有重点地、有选择地反映社会现实的主要方面。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能动的反映论告诉我们的真理。但是，目前正在出版的许多年鉴，也包括一部分省级年鉴，由于编纂者缺乏年鉴内容重点意识，加上出于所谓“为续修志书积累资料”的考虑，在年鉴编纂中，未能始终贯彻能动的反映论，而是贯彻了机械的反映论，使编纂工作出现了一些偏差。例如，在框架设计时，不是按资料的性质进行合理分类，而是按机构的行政级别和隶属关系进行区分，有一个部门设一个栏目，所有的部门和机构逐个摆摆平（最典型的事例是将“通信”分为“电信通信”、“移动通信”、“联通通信”，将“财政”分为“财政工作”、“财务结算”、“政府采购”，等等），造成不必要的交叉重复，甚至互相抵牾。在条目编写时，习惯于原汁原味、不厌其详地罗列大量的日常工作、例行会议，自然主义地记述大量的一般性活动，将鸡毛蒜皮扫做一堆，造成年鉴部头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芜杂，而有效信息明显不足，检索性、可读性越来越差。鉴于以上情况，探讨年鉴的记述重点，强调其重要性，是完全必要的，也是适合时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