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建立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模式。外儒内法，礼法并重，德刑兼用，既避免了秦严刑酷法带来的苛暴，同时又避免了纯用儒术可能导致的迂阔柔弱，既有政治理想，又有行政技术，做到了刚柔相济，维护了社会的基本秩序和长期稳定。
汉代在经济上确立了重农轻商的基本政策，民生迅速恢复。经过文景之治，“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会聚”。这也许只是对盛世景象的描绘，至于经济发展的一般水平，有学者测算，从西汉末到东汉后期，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2000斤，每个农业人口每年口粮486斤，全国每人每年占有粮食640斤。从汉以来的两千年，我国农业虽然有所发展，但农业劳动生产率、每个农业人口的口粮数和全国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数，仍在汉代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徘徊。
汉代又实现了区域文化的大融合。西汉定都长安，承袭秦制，自然有秦文化的事功和法制精神。同时，汉高祖来自楚地，本人好楚声、楚舞、楚衣、楚辞，其功臣旧将也多为楚人。楚地的文化遂北上，对汉代精神影响深远。从兼容并包的气度，尚巫尚赤的习俗，铺陈夸张的汉赋，再到政治上一度盛行的黄老之术，都可以看到楚文化的影子。汉初，叔孙通起朝仪，陆贾献《新语》，之后汉武帝尊儒术，山东齐鲁之学又泽被全国。尽管汉代依然存在区域风俗上的差异，但是各地逐渐超越了历史传统、文化传承和血缘基因的差别，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和文化认同感。
汉代把受到华夏文化浸润的、居住于广阔土地上的人民，抟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一直延续到今天。从此，这个民族就以“汉”自称。

在汉代，华夏民族刚刚经历了创造力勃发的轴心时代。他象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有着无限的好奇心和无穷的自信心。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积累了一切它所需要的智慧。同时，他又刚刚走出血与火相涤荡的上古时代，保持着原始的野性和活力。如今四海一统、民生恢复，这个精力旺盛的年轻民族终于摆脱了内部的自相杀伐，内求巩固，外求扩张。中华大地的面貌从此发生了永久的改变，亚洲的格局为之一新，余波一直冲击到遥远的西方世界。正如高祖在《鸿鹄歌》中所唱：“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

二、武功
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需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定天山。
――李益塞下曲
大凡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是在与强敌的殊死搏斗中诞生或崛起的。百年战争胜利的号角，宣告了法兰西民族的兴起，此后几个世纪法国一直是欧洲大陆的中心。打垮了称雄一时的蒙古金帐汗国和瑞典王国之后，俄罗斯民族开始走上建立世界帝国的道路。西班牙无敌舰队折戢沉沙，英国人成为海洋上新的霸主，打开了日不落帝国之门。北美英属殖民地独立战争的胜利，标志着美利坚民族从此屹立于世。而汉民族，则是在与匈奴民族长达四百年的残酷战争中，最终确立了日后2000余年在东亚大陆的轴心地位。
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作战，是世界古代史的永恒主题。一般来说，农耕民族对于游牧民族，可以抵御之，甚至战胜之，却难以彻底征服之。游牧民族居住于广漠的塞北苦寒之地，高纬度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暴风雪、饥饿、疾病、蚊叮虫咬、极艰苦的劳动和无休止的征战，无情地淘汰着弱者。游牧人从小在马背上长大，不需要训练即可作战，“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而且居无定所，飘忽不定，“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晁错给汉文帝的奏折中就点出了这种困境：“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

汉初，匈奴已经发展成为东起辽河、西逾葱岭的统一的游牧帝国。单于为全国最高首领，下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所有部众皆以十进制分为24个万骑，万骑之下，又设千长、百长、什长。古代制约游牧民族强大的最重要因素，分裂和内乱，已经不存在。这样组织严密、地域辽阔的游牧帝国，农耕民族通常难以抵御，更别说消灭了。但是汉军居然把这不可能的事给做成了。虽然曾有平城之围的困顿，和亲的屈辱，但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开始，汉军即展开了史诗般的绝漠远征，连续打了两百多年，终于复九世之仇，彻底拖垮了这个庞大的草原帝国。
时在元朔五年（前124年），汉军发起漠南之战。车骑将军卫青率军出朔方，长途奔袭五百里，把匈奴右贤王打得其措手不及，狼狈北逃。汉军俘敌1万多人，骑兵部队初试锋芒。此战解除了匈奴对京师长安的直接威胁，为汉军建立了向大漠深处进攻的战略基地。
元狩二年（前121年），汉军又发起河西战役。20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甘肃临洮），越过焉支山一千余里，穿过五个匈奴王国，斩匈奴名王以下八千九百余人，俘获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同年，霍去病再出陇西，越过居延海（内蒙古额济纳旗）两千余里，杀虏三万余人。霍去病一年中两次横穿河西走廊，如入无人之境，彻底扫除了匈奴在河西地区的势力。匈奴为此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匈奴被迫撤到大漠以北，靠千里流沙为屏障，惟求自保。

那时的人们，有一种听之见之则征服之的气概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蛮力。《世说新语·言语》中有一段话对比了魏晋人与秦汉人精神气质的巨大差异：“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楼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意；若秦汉之君，必当褰裳濡足”。面对未知的、广阔的、无限的世界，面对艰苦的战斗和艰难的人生，后世的中国人或远观，或麻木，或逃避，或沉溺于奢靡之中。汉人则不同，他们马上就会行动起来。如蒯通所言：“猛虎之犹豫，不若蜂虿之致螫；骐骥之跼躅，不如驽马之安步；孟贲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听说海上有仙人，他们的船队就拔锚起航，连皇帝也数次三番地泛舟于万顷波涛之上。听说遥远的西边有宝马，有财富，有其他的文明，汉朝的使节、军队和商人就源源不断地奔赴无边无际的沙漠和群山。
于是有了博望侯张骞的凿空西域。张骞和他那支小小的队伍，在既无经验，又无补给，强敌拦路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向那茫茫不可测的大漠挺进。他被匈奴扣留了十一年，娶了匈奴妻子，但是一旦逃出，还是继续向西，一直在阿姆河流域找到大月氏国。在汉代，象张骞这样的人，决不是少数。张骞出塞百余人，惟二人得还，可谓九死一生，但是史书记载：“自骞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那个时候，汉人把所有已知的世界上天入地求之遍。听说从四川有道路可以通往身毒（今印度）和西域，汉人就翻越崇山峻岭，冒着热带瘴气节节挺进，灭且兰，降滇国，定七郡，拓地千里。听说西边有个强国叫大秦，甘英就一路跋涉到波斯湾，而汉朝的海船则一直航行到今天的印度和斯里兰卡。
于是有了冠军侯霍去病的“有气敢往”。公元前 123年，年仅18岁的霍去病第一次带兵出征，即“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赴利”，斩首捕虏两千多人，杀死匈奴单于祖父，生擒单于叔父，出奇制胜，勇冠全军。后来，匈奴浑邪王谋降汉，霍去病前往迎接，浑邪王部将看到汉军阵容严整，心存疑惧，许多人不想投降了，纷纷逃遁。霍去病再次显出其“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的剽悍勇猛，当机立断，一马当先，驰入匈奴军中，斩其欲亡者八千人，浑邪王遂降。霍去病一生中的许多战斗，都是不带辎重，在敌人深远的后方寻找、追击、毁灭，这是农耕民族的游牧军队，是冷兵器时代的闪电战。李白称颂道：“天兵照雪下玉关，虏箭如沙射金甲。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长驱直入，摧枯拉朽，是之谓也。

于是有了贰师将军李广利的两征大宛。听说大宛（位于今费尔干纳盆地）有汉血宝马，汉武帝派人以重金求之。大宛欺汉朝遥远，不但不给宝马，反而诛杀汉使。太初元年（公元前103年），大将李广利率汉军出征讨伐。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最远的远征，据《剑桥中国秦汉史》测算，目的地距离长安在5000公里以上。远征军开始出师不利，溃退回玉门关。汉武帝大怒，“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第二年，经过增援的汉军再次咬牙越过茫茫大漠，沿途屠轮台，灭郁成，大宛杀王献马出降。这次胜利，武帝顿全国之力，“损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换来几千匹宝马。汉帝国从此声威大震，西域诸国望风披靡。
于是有了史不绝书的汉使立功绝域的故事。孤悬万里之外，身处敌国之中，汉朝的使节依然能够以单车轻骑，斩名王，定属国，布国威于四方。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傅介子率吏士40人智斩楼兰王，改国名为鄯善国。汉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冯奉世出使西域，听说莎车国发生政变，汉使被杀，当机立断，不待奏闻朝廷即调集各国兵马，一举攻克莎车都城，重立莎车王。建昭三年（前36年），西域副校尉陈汤矫制兴师，越过葱岭，诛杀郅支单于，传首长安。元延二年（前11年），段会宗以轻兵深入乌孙，诛乌孙太子蕃丘。至于定远侯班超，在投笔从戎以后，率三十六人号令诸国，横行西域三十一年，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其人其功，更是震古烁今。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汉军虽然不是职业军队，但是战斗力是惊人的。晁错就指出，如果下马以剑相搏，强悍的匈奴人绝非汉人对手。陈汤说：“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 武帝时期，将巴蜀罪人伐越国，募天下死罪击朝鲜，赦京师亡命攻昆明，发天下谪民和恶少年征大宛，这些都不是正规部队，但征骑一出，无不如志。李陵以五千步卒对抗单于亲自带领的八万铁骑，硬是挺了八天之久，击杀匈奴骑兵上万人。最具有传奇色彩的是东汉将军耿恭的故事。从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到建元初年（公元77年），他带领不到百名士卒，在北匈奴数万骑的围攻下坚守疏勒城(今新疆喀什)达两年之久，杀敌数千百计，凿山为井，煮弩为粮，终无异志。后来酒泉和敦煌的汉朝援军越过深丈余的积雪，历尽艰辛抵达疏勒城下，汉守军见援军相与痛哭，此时城中仅余二十六人。

汉代的政治社会制度，是在吸取了秦王朝教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汉代对此有颇为一致的认识。陆贾认为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息”，“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贾谊说：“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雠，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汉初董仲舒更是明确指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 “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 因此，汉代极为重视礼治和教化。以孝道为核心，以儒术饰吏事，汉代逐渐建立了一个相当完备的教化体系。
一则有以德化民的官吏。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官吏出身儒家的越来越多，他们在儒学思想导引下，自觉追求三代的王道之治。西汉有名的循吏黄霸，他“力行教化而后诛罚”，“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然后为条教，置父老师师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汉宣帝称赞他：“颍川太守霸，宣布诏令，百姓向化，孝子弟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遣，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向于教化，兴于行谊，可谓贤人君子矣。”到东汉，这样的循吏就更多了，寇恂、贾复、伏湛、鲁恭、杨仁、刘宽、杜林、杜诗、张湛、张霸、鲍昱等等，均“教化行而治功立”，不可尽数。
二则有基层的民间组织。在高祖二年，在县、乡设置三老。惠帝四年，在全国推行孝悌力田复其身的政策。汉文帝指出：“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人之师也”。这些人并非朝廷官吏，不受俸禄，但起到了表率作用，教化乡里，调解纠纷，达成基层自治。他们德高望重，地位很高，不但可与地方官吏以事相教，还可直接上书皇帝。汉武帝太子死后，“上怒甚，群下忧惧，不知所出”，此时上书要求给太子恢复名誉、最终使“天子感悟”的就是壶关三老。
三则有国立教育系统。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国家建立太学，作为“教化之本原”。太学生的数量，汉武帝时约五十人，昭帝时一百人，元帝时为一千人，成帝末年增加到三千人。王莽时代继续扩建，一次就曾经兴造校舍“万区”。东汉末年，太学生数量超过三万人，京师形成了大学区。基层的公立学校则设到了聚一级（乡以下），如平帝元始三年诏曰：“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以至“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

根据瞿同祖的研究，因为萧何制定的汉律多袭秦旧，一经颁布，极难修改，因此虽然有春秋决狱，有章句注释，法律条文基本上还是体现了先秦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精神。到魏晋以后，儒家终于有机会按照自己“亲亲”、“尊尊”的理想订立法律， “八议”入律， “五服”治罪，按照等级和身份的不同区别刑罚轻重，法律的公正和社会的正义荡然无存。而在汉代，王侯大臣犯罪，照样“令与众庶同黥、劓、髡、刖、笞傌、弃市之法”。
以称霸天下为最终目标的法家，具有鲜明的事功精神。秦国“立民所欲，以求其功”，在军功爵制的激励下，全国民众厉行耕战，整个社会彻底导入富国强兵致霸的轨道。赏罚主要看功劳，看斩获的敌人首级，对后世儒家看得高于一切的个人道德操守，可以在所不问。汉代大体延续了秦的赏罚作风，有功则赏，有罪必罚。李广利征大宛事成，虽然其间私罪颇多，但是“万里征伐，不录其过”。李广纵有天大的名声，没有战功就是不封侯。张骞通西域立下了盖世的功劳，后来打匈奴误了期限，立即贬为庶人。大行王恢击匈奴，大司农张成伐东越，畏敌不前，杀无赦。
汉代在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上，同样有鲜明的事功精神。汉代是一个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代，其选官制度，既不像春秋以前纯然从贵族选拔官吏那样狭隘，也不像宋以后单凭四书五经取士的科举制度那样死板。两汉选拔官吏的主要方式有察举和征辟两种。察举就是从乡里到郡国、再从郡国到朝廷由下向上推选人才。察举既重德行，也注重经世致用。除了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等常备科目外，还有明经（通晓经学）、明法（通晓法律）、治剧（治理难治的郡县）、兵法、阴阳灾异等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察举之后，还要经过考试，始能量才录用。征辟则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征聘与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有先秦礼贤下士之遗风。如果被征者坚不应命，不能强制；既征之后，地位不同于一般臣僚，大都待以宾礼。所以，朝廷官员中不全是追名逐利之徒，而多有不阿上意、正直贤良之士。
对于从多种渠道选拔上来的人才，汉代有一个完整的培养和考核程序。通常先在中央做郎官，当皇帝的警卫和秘书，参加朝廷政策的讨论，增长见识，开阔眼界。之后又派到地方政府经受吏事历练，参与实际事务，再论功选拔。所以，汉代官吏是庄重严肃、精明强干的行政官员。汉官威仪，古今艳称。后世那些只会吟诗作赋的官吏，“平日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在汉代的官僚体系中是没有容身之地的。

汉代在征收赋税、役使民力上也毫不留情。武帝一朝，征骑四出，军费浩繁，赋税尤为苛重。如算赋，自十五到五十六岁，每人出钱一百二十。如口赋，自七岁到十四岁，每人出钱二十。如赀算，每人赀万钱。除了赋税，还有徭役。汉制，民年二十三开始服徭役，先是在郡县服役一个月，谓之“卒”；再调至京师服役一年，谓之“正卒”；再屯边一年，谓之“戍卒”。往来徭戍者，衣装自备。更有时常进行的迁民实边之举，动辄十万人，屯田则一直屯到了中亚。故当时以为汉力役之征，“盖三十倍于古”。即使如此，人民少有怨衅。有史学家感叹，汉代百姓是中国历史上最能尽国民义务的。
凡此种种，我们都可以看到当年扫平天下的秦帝国的影子，所以历来秦汉并称，国力强盛，军威赫赫，俱为一世之雄。当然，汉帝国决不是秦帝国的简单重建。除了重视教化，以德辅刑，汉代对秦代制度进行了大幅度的改良，在政治和社会制度上有许多自己的特色，成为一个刚柔相济的帝国。汉代延续四百年，对内能够保持长期的社会稳定，对外能够进行强有力的扩张，绝非偶然。
那时的皇权，远远没有象秦国那样绝对专制，也没有象明清那样笼罩一切。皇帝每有军政大事，多通过朝议决定。参加朝议的除了文武百官，还有“以言语为职，谏诤为官”的大夫、博士、议郎。许倬云先生曾经生动地描述了汉廷朝议的场景：“一开会，殿上面坐的是几百个大官小官，殿底下，庭里边一站，也可以站上两三千人，每个人都可以发言的。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实际的讨论会记录在，讨论盐和铁该不该公卖？《盐铁论》中就有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小官与郎的发言。从汉朝其他零零碎碎的记录里也可见常常有站在庭里面的郎发言，皇帝照样听他的，发言完了大家讨论，如此全国的各种事情都可以传到中央。”

有论者指出：“希腊罗马的不足使得汉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技术社会。如果一个汉代人想知道时间，他可以看沙漏或水漏（而希腊人基本上是没有时间观念的，其漏具少而简单），他用指南车可以知道确切的方向，如果愿意，他完全可以不用传统的木柴、草杆烧火，而使用煤、石油、天然气这些近代西方文明的能源，他使用的瓷器是世界上最精美的，他的日常用器是先进的铁器，坚硬而形状精巧。更重要的是，他能使用纸作为书写工具，而世界其他地方都还在使用羊皮纸等原始手段．．．一个汉人如果有病，他可以找官立或私人医生，如果想受教育，有官立或私人学校．．．汉代进行了几次全国性户口普查，并有完善的户口制度，一个人很易了解全社会的结构，如果有需要，他还可以翻开地理志，了解全国的行政建制和地理状况。相比之下，世界其它地方的大多数国家对自己的人民和土地只有个模糊的概念。因而，汉代人生活在文明社会的感觉在当时世界的其它地方是见不到的，只有近代欧洲才能产生这种意识，希腊人主要不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他们的自负在精神上是有道理的，但他们的社会原始而且没有条理。”
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其辞曰：“汉地广大，无不容盛。万方来朝, 臣妾使令。边境无事，中国安宁。百姓承德，阴阳和平。风雨时节，莫不滋荣。灾蝗不起，五谷孰成。贤圣并进， 博士先生。长乐无极老复丁。” 这不仅成为汉代最流行的启蒙识字课本，也是对那个疆域辽阔、军威远播、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有耻有格的帝国的颂歌。

再看看那画像石。画像石是刻满浮雕的砖石，通常作为建筑装饰，镶嵌在祠堂、陵阙、更多是墓室内。画像石的内容同样包罗万象、铺天盖地，其中有神仙世界，从伏羲、女娲、西王母、嫦娥到雷公、风伯、雨师、牛郎织女；有历史人物，从周公、孔子、管仲、荆轲到项羽、刘邦以及孝子烈女；有飞禽走兽，从神话中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玉兔蟾蜍到现实中的虎、熊、牛、马、鸡、鸭；有日常生活，从耕作、狩猎、纺织、战争到庖厨、车行、歌舞、百戏。而且这么多的内容，往往浓缩在一块画像石上分层描绘，天上人间，浑然一体，人神鸟兽，杂然相处，构成一个琳琅满目、热闹非凡、活力四射的世界。
汉代人不仅摹画了本土的山川、神话和风物，对外来的事物也来之不拒。在一个文明的上升期，人们有无穷的好奇心，奉行彻底的拿来主义。看到匈奴的骑兵优势，汉朝人就开始养马，训练骑兵，最后养了几十万匹马，组建了十万铁骑去远征大漠。看到西域新奇的农作物，汉朝人就开始种植苜蓿、葡萄、胡桃（核桃）、石榴、胡麻（芝麻）、胡豆（蚕豆）、胡瓜（黄瓜）、大蒜、胡萝卜。在艺术上自然也不例外。所以，他们把“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枝之鸟”写进了赋里，也把狮子刻在了画像石上。鲁迅有一次看到几面汉代古镜，满刻着西域的葡萄花纹，不仅感叹：“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不像后世的中国人，怀着“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象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
汉代艺术有一种浑朴之美。明清的瓷器和家具繁琐而俗艳，这是一个文明进入衰亡期、生命力和创造力枯竭之后的雕虫小技，汉代艺术则从来不事雕琢，不求细节。最能体现这种风格的，莫过于霍去病墓前的石雕了。这位一生六次出塞、为汉代立下不朽战功的战将英年早逝之后，武帝命令匈奴归降的士兵为其送葬。黑色的军阵从长安排列到茂陵，旌旗蔽日，绵延数十里。陵墓的形状如祁连山，在陵前则安置了十数雕塑，是汉代雕塑的代表作。著名的马踏匈奴，展现的是一匹骏马把一个垂死挣扎的匈奴士兵踏倒在地的姿态。石马骠悍雄壮，形态轩昂，威风凛凛，展现出不可撼动的气势和一个强盛帝国的豪迈与自信。那伏虎看似在伏卧休息，但是前爪粗壮有力，肌肉紧绷，不怒自威，有着决不可以轻侮的力量。还有那蓄势待发的跃马，后腿蜷曲，前腿弓起，马头高昂，英姿勃发。马腿下部并不凿空，而是与大地连为一体，显示出无与伦比的雄浑与厚重。所有的雕塑，都是在成吨重的整块花岗岩上，删繁求简，一气呵成。
雄浑是一种气势。汉代艺术是典型的气胜于韵，如同枚乘在其《七发》中描绘的曲江之潮：“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云内，日夜不止．．．蹈壁冲津，穷曲随隈，逾岸出追。遇者死，当者坏．．．凌赤岸，彗扶桑，横奔似雷行。诚奋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浑浑，状如奔马。混混庉庉，声如雷鼓。发怒庢沓，清升逾跇，侯波奋振，合战于藉藉之口。鸟不及飞，鱼不及回，兽不及走。纷纷翼翼，波涌云乱，荡取南山，背击北岸，覆亏丘陵，平夷西畔。险险戏戏，崩坏陂池，决胜乃罢。”

对于汉代中国人的整体形象，黄留珠先生曾总结道：“总观秦汉时代人们的精神风貌，其喜歌嗜舞，富于积极的进取精神；具有高度的事业心、责任心和自尊心；西京尚任侠，东都祟名节；时俗重让敬贤，少节烈观，惠怨必雠，评品成风。它给人们留下的基本印象，是可以用“生气勃勃”四个字来加以概括的。”贺昌群先生则在其所著《汉唐精神》一文中指出：“汉唐两代，民族生命力极强，凡生命力强健之民族，乃能明礼法，重服从，守纪律，勇敢活泼，尚礼制而富感情，耻为狡诈虚伪之事，此所谓“野蛮的文明”。今日中国正需此种“野蛮的文明”。
俱往矣。先民们龙腾虎跃、如火烈烈的身影，已经模糊、消失于历史的重重迷雾之中，显得那么的遥远，那么的陌生。
然而，他们却是我们的祖先。

中国的原生文明是深沉厚重的。如黄土高原之广阔，如九曲黄河之绵长，如黄钟大吕之铿锵。大禹“凿龙门，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决渟水致之海，而股无胈，胫无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会稽”。周的早期艰苦卓绝，一直在戎狄环伺之中战斗、迁徙、生存。各个主要诸侯国的创业也备极艰辛。姜子牙封于齐国，四方不定，只好“夜衣而行，犁明至国”，总算从莱人手中保住了封地。楚国在南方的湿热瘴疠之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秦人则是被迫离开故土，在西部的荒原上与戎狄殊死搏斗才站稳了脚跟，几代先王战死疆场。这种艰苦的创业史，无疑在华夏先民的精神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加之“天命靡常，惟德是依”，作为一个有深刻历史意识的民族，眼见着多少诸侯方国的兴衰存亡，更使人诚惶诚恐。周灭商以后，没有丝毫胜利者的洋洋自得，反而充满了敬畏和诫惧。翻开一部《尚书》，到处是自省、自责和告诫。《周书·召诰》中，召公向周成王讲：“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周书·康诰》是周公封康叔时的诰词，全文中有六段以“王曰呜呼”为发端之词，最后告诫“惟命不于常，汝念哉！”周公的深忧远虑，可见一斑。汉朝是在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殷鉴不远，天日昭昭，所以汉代皇帝的诏书多惧词，深怕无德不明，唯恐下情不上达，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整个汉代，有庸主而无暴君，皇帝小心谨畏，多能蒙业而安。汉武帝更化改制，劳师远征，在有人看来纯粹出于好大喜功，但是他自己的解释似乎更为合情合理：“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 。他对太子说：“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这种无时不在的忧患意识，使整个民族不崇尚浮华，不流于逸乐，有一种极为深远的眼光，极为质朴的性格和极为坚韧的力量。
中国的原生文明又是刚健进取的。中国的远古神话充满着强烈的英雄气息，有人这样写道：“伏羲、神农、黄帝、炎帝，或创世纪，或创文明，或拓大荒，或开民智，或奋身为天下先，或舍身为天下法。鲧与大禹父死子继，以身济世，拯民黎于水火，蚩尤共工九死不悔，虽失败而壮志不屈，天地为之崩陷。夸父逐日，体现了对于神灵的藐视。而精卫填海，则表现了对宿命的不驯。”商代，商汤在沐浴之盘上刻铭自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至于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灭商之后，即用分封方式，一路沿黄河下游东进，一路沿汉水南下，积极进行军事殖民，国势继续扩张。各个主要诸侯国也有这种精神。楚国从荆山上的小国起步，发扬蹈厉，愈挫愈奋，先是席卷江汉平原，继而囊括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一直到达波涛荡漾的东海。秦国自开国以来，历代君主朝乾夕惕，前赴后继，各级官吏兢兢业业，累日积劳，以富国强兵为目标，连续几个世纪不断向外开拓。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扫平六国、一统四海之后，也丝毫没有懈怠，而是筑长城，修驰道，北逐匈奴，南平百越。到了西汉，中央政权继续保持攻击态势，定都于西北前线，通西域，克朝鲜，伐交趾，征西南夷，在秦的基础上，又将疆域扩大了一倍多。

汉强，唐盛。汉质胜于文，唐文质彬彬。汉雄浑凝重，唐辉煌壮丽。汉如质朴刚健的壮夫，唐如雍容华丽的贵妇。汉是初升的红日，朝气蓬勃；唐是正午的太阳，灿烂炫目。华夏民族在春秋战国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在汉代进入全面开拓时期，气势恢弘。唐代借助外来文化的强烈刺激，再一次显示出勃勃的生机和阔大的气象。可惜，这已经是最后的回光返照了。
在今天西安市西北的咸阳原上，有九座西汉的帝陵。它们东自高陵县，西至兴平市，一线排开，绵延百余里。最东端是景帝阳陵，从东到西依次是高祖长陵、惠帝安陵、哀帝义陵、元帝渭陵、成帝延陵、平帝康陵、昭帝平陵。最西端是汉武帝的茂陵，这是汉陵中最大的一座。陵上密布苍松翠柏，四周有功臣贵戚墓27座，那是一连串流传至今的名字：卫青、霍去病、金日磾、霍光、公孙弘、李延年、李夫人。。。。现在，他们都长眠于地下，连同一个民族曾经拥有的梦想、血性和荣光。
斯人已逝，那盛大的功业、绝代的风华和宏伟的宫殿也随之湮灭。公元237年，魏明帝下令宫官把残存在汉长安城的铜器拆走，移到洛阳，其中包括汉武帝铸造的高二十丈的捧露盘仙人。传说宫官拆盘之后，金铜仙人潸然泪下。唐代诗人李贺为此写下了著名的《金铜仙人辞汉歌》：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
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谨以此文纪念一个逝去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