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跟你讲理？”
　　43年后，回忆起那段日子，吴永宽感觉到的仍然是恐惧。
　　《光山县志》上说，从1958年开始，县里连旱4年，粮食产量连年减少。吴永宽的记忆却并不相同：光山虽不是江南，却也称得上鱼米之乡。那些年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好年景。 　　也是在那一年，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从此“ 跃进”的号角不断吹响。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爆出小麦亩产2105斤，放了第一颗“高产卫星”，信阳楂岈山人民公社开始将一块亩产小麦四五百斤“浮夸”成3200多斤。
　　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感召下，各地逐渐加码，轮到信阳鸡公山人民公社放卫星时，水稻亩产已达万斤。此后，报上的数字一个比一个惊人，一万、一万五，乃至报出亩产四万三千斤的“奇迹”。 　　吴永宽记得，1959年粮食丰收了，粮仓却是空的。
　　那一年，光山县所在的信阳地区实际粮食产量为二十多亿斤，而各县市报的粮食产量竟高达72亿斤，河南省委“信以为真”，给信阳地区派了上交16亿斤的任务。河南全省上报粮食产量则超出实产一倍。征收任务从省里一级一级压下来，压到生产大队、生产小队，最终压到农民头上，满仓的粮食被一车一车拉了上去。
　　父亲吴德金当时是吴围孜小队的会计，他偷偷跟家里人说：仓库里不到两百斤稻，只够村里下一个月的口粮。 　　村里人都知道，上面检查时，村干部就在粮食垛子下面充上稻草，但没人敢说出去。1959年农历八月，正如父亲所说，村里食堂的“大锅饭” 果真越来越稀，到了农历九月，食堂干脆断了火。
　　此后的几十天里，吴永宽再没听到过食堂打饭的钟声。但信阳的粮食征收任务量还是完成不了。地委认为有人将粮食藏了起来，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时任地委书记路宪文说：“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为思想问题。”
　　和信阳大多数村庄一样，吴围孜的老百姓被逼着交出“私藏”的粮食。吴永宽记得，村干部带人几次挨家挨户“查粮食”。母亲从地里捡了十几斤稻穗，藏在笸箩里，也在大搜查中被搜走。 　　吴永宽后来觉得，如果母亲藏的那些粮食留下来，父亲后来或许就不会死。但村里也有人因为抗交粮食，挨打、挨斗，“最后还是个死”。
　　“那个时代，谁跟你讲理？”吴永宽说。

　　“普天下都这样，逃到哪去呢”
　　吴永宽说，那时候的城镇户口，就像一张免死牌。县城里的人虽然同样吃不饱肚子，但在食堂凭票打饭也可以苟活。村里的长辈吴德琴，本想到县城投奔大儿子，但没走到县城，便饿死在了半路上——至今家人死不见尸。
　　吴永宽也差点成了同一条路上的冤魂。一天，他打算去县里的学校看看有没有吃的，走了十多里路到学校，却发现因为缺粮停课学校没有开门。回来的路上，一阵风吹来，他一下子栽倒路边。不知昏迷了多久，挣扎着爬起来，接着一个踉跄又栽倒在路边。
　　他本该这么饿死，但偏偏“八字”里说他命不该绝。
　　天擦黑的时候，一个路过的城里人发现了他，偷偷帮他叫来了城里的亲戚。那亲戚赶紧跑来给他灌了口稀饭。吴永宽这才算是捡回一条命，身体却从此落下了毛病。
　　大家都知道他那天差点饿死，但谁也不敢明说。在那年月，这样一句“错话”便可能招来大祸。时任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回忆，“光山县某地有个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因此将这个医生逮捕法办了。”
吴永宽记得，当时吴围孜也有人想往外逃，但很快被大队干部抓回来批斗，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出去。关键是，“普天下都这样，逃到哪去呢？”
　　到了农历十月下旬，天寒地冻，野草、榆树皮也被吃光的时候，人们也就不再出去找食物了。“何况谁还有力气走出去？”
　　村里剩下的人，就那么瘫在炕上，等着活，等着死。

　　“你说这天能不能等到？”
　村里死去的那七十多条性命，吴永贵始终难以忘却。
　　1960年，被吴永宽称为“休养生息”之年。第二年他结了婚，和父亲一样在村里当会计。1968年，有了大儿子吴晔——这孩子真的如同“八字”里那般出息：1995年，吴晔考到南开大学；4年后，跟妻子一起赴美；此后他常常寄回钱来，给村里挖渠、修路。
　　吴永宽和老伴也被接去天津住了一段时间。出国前，听吴永宽讲起当年村里的惨状，吴晔哭了。他以前并不明白，在父辈们所说的那场‘粮食关’中，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被饿死。开始他和村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是“坏人”马龙山造的孽，后来读到当代史专家丁抒写的《人祸》，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吴永宽时常会担心，“再过20年，1959年的事情，可能村里就没有人知道了。”他觉得，在子女中吴晔最像他，“良心的驱使”令父子二人一拍即合，要为那些死去的人立个碑。
　　2004年，吴永宽从天津回到吴围孜养老，很快就把村里遇难者的名字一一写下来，然后掏了3200块钱，刻碑、做法事，请村里人帮忙操办。
　　那年清明节，吴永宽自家的庄稼地里立起了两块“粮食关纪念碑”。刻碑之前，他记得当时村里死了71人，碑刻好之后又想起来两个，但其中一个已经记不起名字。
　　他写了篇祭文，写上那72个名字，寄给美国的儿子。吴永宽觉得自己不会讲漂亮话，他在祭文中写道：“这些惨剧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是当年批斗右派太过头了，从上而下，治理国家不是实实在在从源头做起，而是利用‘反右派’、‘浮夸风’这样一些方式，给人‘扣帽子’，压得人们抬不起头来，让部分坏人占了上风，使很多人失去了生命。以上这些惨剧是我亲眼所见，望天下人记住这段历史，让历史不再重演。”
　　他也想过，让为官者都来看看这两块碑，“不管大官、小官，都不应该忘记老百姓。 ” 　　碑立起来，麻烦也来了。当地有干部对此有看法，说他这碑“不该搞”，“是跟国家作对。”后来，信阳安全局、县安全大队真就找到家里。对方查了几天，“没说你不该建，也没说你该建。”
　　这些事让吴永宽有些后怕，他想着自己本来是出于一片好心，现在也开始怀疑“是不是办了坏事”。但那些想法他还是坚持，“有丑就不要害羞，有脏东西就好好洗一洗，这样才好”。 　　后来的几年里，吴永宽总觉得，这两块普普通通的纪念碑，立得其实有些“不尽人意”。他本打算立块高两米的大碑，底下堆个高高的土堆子，让人们远远就能看到，再在台子上撒上白灰。
　　如今吴围孜田里的麦子已经微微泛黄，水稻正等着插秧。2012年5月7月，旱了两年的光山总算下了一场痛快雨。
　　吴永宽在家里喝了点酒，琢磨着如果在他有生之年，国家开始反思当年的大饥荒，他就真的掏钱把纪念碑再好好重建一下，“写一副更有意义的对联”。他觉得那时候国家应该不会反对。说着，他又开始顾虑，“你说这天能不能等到？”
　　在68岁这一年，他没有想到为此再给自己算上一卦。

　“那种不积德的事”
　牛犇发现，在那个极端的年代，乡里间相守的规矩都不存在了，更无所谓什么道德，“为了活命，什么也都不讲了。”
　　由于大炼钢铁，村里的树已经被砍光。食堂没有柴火，生产队便安排村民趁夜去扒棺材板来烧。照老理儿，没人愿意干这偷坟掘墓的缺德事，但去扒的人便能领到一碗稀饭吃，缺德也就不算什么了。
　　马春清和马昌贵当年都去扒过棺材板，每次至少得给“人家”留一个棺材底儿。他们觉得，其实村民们还坚守着一个最后的底线，“谁也不会去扒自家的坟”；但大家又都心知肚明，即使自己不去，自家的坟也难以幸免。只是没人说，也没人敢去制止。
　　58岁的鹿振斌至今不愿提起父亲鹿少致，他认为父亲当年干了“那种不积德的事”，是村里的“罪人”。那一年鹿振斌8岁，饿得浑身肿胀淌黄水，连衣服都穿不上；早上被子就会粘在身上，揭不掉。
　　父亲吃人肉的事让鹿振斌在村里一直抬不起头。他娘临死说，不愿意和他父亲葬在一起；而他这么多年，也从没给父亲上过坟。后来鹿振斌对牛犇说，“我理解他，但我不能原谅他。”

　　“大人仨，小孩俩，不如黑侠一大把”
　　在写书的过程中，牛犇发现：在那个年代，为了活下去，再小一点的权力不受制约，都会引起私欲。
　　对于当时食堂里的人来说，“偷吃是肯定的”。马春采当时是牛寨大队马营小队的食堂司务长，小名儿叫侠，人又长得黑，村里人私下给他起了个外号“黑侠”。因为常常中饱私囊，村里人给他编排了童谣：“猪殃殃，爬园子，正月十五炸丸子。大人仨，小孩俩，不如黑侠一大把。”有一次，几个孩子唱着童谣正好让他听到，被他抓着打了一顿。
　　五十多年后，他依然不愿承认童谣里讲的丑事，但在记者追问下也说“私心谁都有”。他觉得自己当年也拿米糊救活过别人的命，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村里人只记得他的坏，不记得他的好。
　　村里的干部常常给食堂的人开会，不准他们多吃，但干部自己也会在食堂私自开灶。 　　一天夜里，徐年庄小队的炊事员王秀琴，不小心撞见几个村干部偷偷蹲在食堂啃红薯，她被叫去与他们一起分享。从那以后，经常有人因偷吃被轰回家，她偷吃却再也没有被处分过。
　　采访过程中，牛犇在当地档案馆发现了一份行流公社写于1960年3月24日的《检查牛寨大队工作情况汇报》，上面写道：“从这个队里拖（脱）产干部来说，坐不‘下去’，同时还偷吃偷喝，如周大队长（周培云，时任牛寨大队大队长）在晚黑不断回去做私饭吃……又如大队张书记（张效林，时任牛寨大队党总支书记），其他的干部都下去了，他和潘书记（潘桂师，时任腰庄支部书记）还有一会计吃白面莫（馍，馒头）和牛肉，并且还弄的酒喝。”
　　大队的粮食会计闫学俭则记得，大队书记张效林用公家的东西养猪。其实，作为粮食会计的闫学俭，自己也掌握着批粮大权。他不愿说当年是否动过私心。

　　“哎，说这些对毛主席可不是很有利”
　　牛犇从小受的教育，那三年饿死人是因为“自然灾害”，但随着与一个个老人对话，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吴元仲是当时大队的文统会计，他记得当年亩产不到100斤的麦田，最终被吹到了亩产2000斤。他常常为大队书记张效林准备材料，“你要是写少了，他当时就熊（骂）你！谁不怕？所以就闭着眼睛吹。”
　　为了完成交粮任务，地里的粮食被十万火急地运走。一车一车的红薯片由于没晾干就交了上去，最终发霉烂在了粮站，老百姓却没得吃。在那场饥荒中，吴元仲饿得右腿浮肿，但他觉得，这也不怪张效林，都是“环境逼的”。
　　一旦将人性中所有的“恶”都归咎于一个时代，也就无所谓忏悔、无所谓救赎。当年的村干部没有一个人会承认惨剧与自己有关。牛犇问他们：“怎么能说没关系呢？”得到的回答往往是，“上面让我这样搞，我就这样搞。”
　　牛犇觉得，这些老人身上“最可怕的便是麻木”，“那个时代的人似乎没有谁去考虑是谁造成了这样的问题”。
　　牛犇想起自己曾在那本自传体小说里，引用过卡夫卡的那句“你是作业，举目不见学生”，他在后面还接了一句：“但所幸，我看到了那些在我身上信手涂鸦的学生。”这句话放在这本《大饥荒口述实录》上，同样贴切。
　　不过，并非所有“作业”都“举目不见学生”。镇上的老人刘邵起回忆，大饥荒那年，他正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战友”们被指派到火车站，给各地来的逃荒人送干粮。那些人已经饿得没有人样，其中一个就来自阜阳。他说完这些，似乎有些内疚，非常认真地小声叮嘱，“哎，说这些对毛主席可不是很有利。”
　　另一些老人则对那个时代充满了恐惧。牛犇记得，在他访问的过程中，有个老太太说到反瞒产时自己藏豌豆，说到一半，突然一怔，不再讲了，然后问旁边的人，“我讲这些没事吧？会不会出问题？”

　　“我们成了替罪羊”
　　写书的过程中，牛犇觉得最难的一次，是采访当时的牛寨大队书记张效林。不知是心有愧疚，还是心有余悸，老人似乎已无法面对那段岁月。最后，牛犇找了一位与他亲近的朋友帮忙，才最终说通。
　　虽然大队很多百姓都把矛头指向这位大队书记，当时甚至有人专门写举报材料揭发他吃饭不给钱，牛犇却不忍心再追问这些。张效林的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现在的干部不也一样？”
　　他觉得，张效林其实也是个受害者，“完不成任务上面也熊（骂）他”，“挨饿的时候，其实他的腿也肿。”
　　张效林曾提起和公社队长周培云一起下乡，两人被石头绊倒后便爬不起来，趴在地上，一直睡到了天明。“那时候干部实在是不好当，上边经常来查，食堂没搞好，是你的事；生产没上去，也是你的事。”张效林说。
　　大饥荒发生后，张效林被拉到芜湖集训，下地拉犁、干活，像个犯人。直到后来“甄别平反”，他才被叫到另外一个公社，当了监察主任。
　　他也曾反思。“当时省里不承担责任，县里不承担责任，但上边搞的怎么能怪下边呢？”张效林对牛犇说，“谁敢提意见呢？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况且一两个人也坚持不了，结果我们成了替罪羊。到最后一起处理，说这是一批坏干部。”
牛犇曾试图寻找村里那些时代的烙印，比如当年的食堂、当年的浮肿医院，却一处都没有找到。他小时候，“大跃进”时被砍光的树已经重新种上，每到这个季节，乡间便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大饥荒仿佛只是无情地带走了930条性命，未留下任何痕迹。
　　书写完后，每次回到牛寨，牛犇都会听说书里的某个老人已经离开人世，当年差点死在外面的牛付中、食堂司务长“黑侠”马春采……更多老人，只有在年轻人浪费粮食时，才会语重心长地讲起那个挨饿的1960年。
　　当年的大队书记张效林，如今已经站不起来，每天瘫在椅子里，守在电视前看戏。听到“1960年”和“大饥荒”，老人像个孩子一样，拼命把记者的名片往门外扔，不肯承认自己就是书中的张效林。

　　造成大量死亡的原因是从59年就开始的粮食紧张……关于粮食紧张的原因，人们往往用天灾来解释，这对不事庄稼的人倒完全能对付过去……形成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征购，征购是从测产数来确定的，而测产数字由于浮夸欺骗，以至比实际数高一倍或者还要多。因而扫仓也完不成任务。纵然完成了任务，公共食堂也就断炊了。
　　在割掉私有制尾巴的“理论”指导下，不仅取消了自留地，甚至不让农民利用一锄头泥土来种一棵菜，这点做得最彻底的地区，也就是死人最多的地区。农民不能从事任何个人副业，公共经济又不能满足吃饱肚子的要求，因而盗窃成风……
　　纵使生产完全恢复了，这次劫难在人们心灵中造成的缺陷也是永远弥补不起来了……因而假如对此应该负责的人不受到应有的惩罚，那就会是天理难容，是对理智、良知及一切公正原则的挑战……
　　历史永远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只有事实、真理、理智才会是最后、永恒的胜利者，一切虚伪、矫饰终究会破灭。
　　李盛照1961年5月，于四川隆昌乐只乡

　　“反革命”
　　半个世纪后，李盛照读着当年的书信，烟抽了一支又一支，记忆烟雾般在周围缭绕。他自然知道一个右派分子反映意见的危险，但已经忘记当年的勇气源自何处。他只是朴素地描述了对自我生命的麻木感，以及一种无法自主的力量。
　　当时，他把报告抄了一遍又一遍，从地方到中央领导人，他一封又一封往外寄。没有人知道这些信件的最终命运，虽然，那里面托付着一个人的信念甚至是生命。他给郭沫若的信写道：
　　郭老： 　　现在我把所发现的严重死亡情况向您报告。假如我的报告被认为是污蔑抹黑现实，那我将忍受由此而带来的恶果，而且绝不抱怨。我毫不羞耻地承认，我是吸吮时代的乳汁长大的，将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时代精神。郭老，您自称为蔡文姬，而我却愿意效法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所描述的那个米歇尔？海姆？鲍罗廷，纵然被消灭了，那也死而无怨了。当然我希望有比他更好的命运，因为有了二十大精神的存在……
　　回音寥寥，对他的调查却在悄然进行，他并不知道牢狱之灾即将来临。
　　他收到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和北大校长马寅初的回信，那几乎成了他生命中的精神支柱。马寅初的回信写道： 　　盛照先生： 　　大函敬悉，甚佩先生说真话的勇气并怜先生所遭遇的苦难，我以为这些事实报告理应送给党内高级领袖决定。读完[两集]之后，把它送给最得人心的党员，这是我对“实事求是”的态度。我的爱人和小儿亦犯同样的毛病，幸已得救。附上票洋五元不能说帮助，略表敬佩之忱。不多写了，祝早日康复。 　　马寅初 1961年9月
　　邓子恢则回信表扬他的勇敢。在第二封回信中，邓告知他已将信件转交给西南局书记李井泉。
　　李盛照没想到，这封信成了他入狱的通行证。
　　1962年3月，李盛照手持邓子恢的回信到四川省委反映饥荒情况。他至今记得，一个穿军大衣的人，在大门外对他说：“情况全部了解，你尽快回去。”回去的路上，一辆银灰色小轿车尾随着他，将蹒跚中的他架上车，送到劳教场所——天回镇新生电机厂。
　　他清晰地记得，到了劳教办公室，当胸就挨了一拳，倒地后拳脚相加，那封视为珍宝的回信被搜走后，便开始了牢狱生涯。
　　在电机厂，他见到了各种各样的被劳教及劳改者，其中有许多是流浪汉。通过他们的叙述，李盛照才意识到，饥饿并不是四川独有，存在一个全国性的大饥荒。在他接触的案情中，有“无数饥饿逼良为娼、逼良为盗案例”。
　　情绪长时间被愤怒支配。在一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的空隙里，李盛照开启了另一种独立的叙事。
　　在这本学习材料里，他还写下了许多诗歌，其中一首叫《致狂恋过的人》： 　　在痛苦的日子里，想起了狂恋过的人，几年的悲惨景象，磨灭了我诚挚的爱情。雪莱死得太早，拜伦死得正巧，我热爱过的人啊，你活65岁正好。那就是我们的列宁，永受万世的膜拜、尊敬。在多余的岁月里，你失去了灵感，再没有以往的谦逊，不听清醒的警告，却信谷产八万斤……
　　身体好一些时，他开始强硬地反抗。有一次，他因劳动报酬有异议，用头顶了管理者的胃，结果受到“背铐”的刑罚。为了拒绝“像狗一样吃饭”，他绝食124小时，才得以从背铐中解脱。
　　此后，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研究调查，写成了上万字的《监狱劳改队状况、司法改革及改善劳改队经营管理及大赦建议》，其中包括建议人们应免于因思想问题而入狱。他将报告和信件交给素不相识的外出探亲的刑满者，心里仍怀着一线希望——它们将遇到知音者。
　　许多年后，他在自己的档案里再次看到这些未曾投递出去的信件。它们为他招致了更大的灾难。1964年9月30日，他涉嫌“反革命”，被正式逮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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