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大清官方，外国人也不是善碴。行商就成了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在鸦片战争爆发前，伍秉鉴曾经想充当调停人，避免战祸的发生。但林则徐没有听从他的建议。作为行商之首，他的继承人、儿子伍绍荣被逮捕入狱，他则被套上锁链，押往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创办的宝顺洋行，成为催促颠地接受传讯的筹码。林则徐威胁说，如果颠地拒绝前往，伍秉鉴将被处死。颠地则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而置这种威胁于不顾。
鸦片战争结束之日，也是伍氏破财之时。1841年5月，清军战败，被迫向英军交纳600万银元的赎城（广州）费，伍氏交了110万元。《南京条约》签订，要求赔款2100万银元，其中300万是商欠，伍氏交了100万元。
在大清帝国的统治之下，商人不过是官吏敛财的对象，其生命和财产安全都是完全没有保障的，个人尊严就更不用说了。
对于商人伍秉鉴来说，既然无法改变现实，逃避就成了唯一的选择。耄耋之年的伍秉鉴已经看透了世局，所以想到了移居美国。对于伍秉鉴信中流露的心态，台湾学者陈国栋的评论是恰当的：“看来鼎鼎大名的伍浩官（浩官是伍氏怡和行的商名）不但对洋行的工作失望了，对整个中国的社会制度也失望了。”

还真是的,比他晚点的红顶商人就算有宫身最后都被抄家了

现代李嘉诚一样也是这种特许商人。

这真的需要分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