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尔茨堡的实例可以清楚看出，在巴罗克晚期要明确地区分建筑和雕塑是颇不容易的，因为雕塑起装饰作用，是统一在建筑艺术品的整体范围之内的。有时，它也会反过来起到赋予建筑物审美意义的作用，就像韦尔顿堡修道院教堂那样（图208）。在这里，建筑方案是让圣乔治祭坛处于“适宜的光线之中”。出于这个理由，建筑师科斯米斯·达米安·阿萨姆只让教徒大厅有较暗的光线，而且用一个巨大的上部建筑遮住祭坛，从而使教徒处于神秘的幽暗之中。但是，他在祭坛后面的厅里开了个很大的窗户，让耀眼夺目的光线从窗户涌进来，直达中堂。而他的兄弟埃吉德·奎林·阿萨姆则在这个熠熠闪耀的光源中心安放了圣乔治的骑马立像，从后面间接给塑像以效果显著的光线。这位圣徒在祭坛的台子上就像一个超凡的幻像，周围是神圣的光辉，给处于黑暗中的尘世以救助和光明。一个宗教事件在这里变成了热闹的戏剧表演，恰与当时的剧院相类似，因为剧院也在演出叙述超凡故事的戏剧。

巴罗克晚期雕塑艺术的戏剧特点还可以用当时采用的材料来证明。因为一切都是针对感性效果和令人眼花缭乱的第一印象的，所以不是选用砂岩或大理石，而是采用质地较差的材料，如大理石膏（把碾细的彩色砂岩与石膏混合，再浇制并磨光），或者木头，然后再给木头涂上一层模拟石头的颜色。这种塑像不能仔细观赏，也就是说要起一定的蒙蔽作用，就好像舞台上的布景那样。

无拘无束地尽情戏耍的乐趣，摆脱一切思索而获得感官快乐的乐趣，在这个时期的绘画中得到了或许是最完美的表现，因为它不需要理性的协助就能直接使眼睛感到满意和愉悦。由于有了洛可可潇洒风雅的绘画，早在“为艺术而艺术”这一概念形成很久之前，我们就见到了一种需要由其自身而不是由其内容来评价的艺术。

这种轻松愉快在华托的新画种中表现得最为完美，因而使他获得了学院特意为他创造的“风流庆典大师”的头衔。他的作品主要有《发舟西苔岛》，西苔岛是一个崇拜爱情女神阿佛洛狄忒的希腊岛屿。它就像游园会上的一场超脱尘世的表演，正如当时在贵族府邸里流行的那样。在爱情岛那闪耀着希望之光的远景前面，恋人们的队列在一种饱和的温暖色彩当中移动，使人与自然超出朦胧的轮廓相聚，踏上一只周围有小爱神盘旋的、扬着玫瑰红色船帆的金色小船里。男士们殷勤风雅，女士们身着丝绸衣裙，仪态万方，还有那种求爱、矜持和顺从的表情之妩媚，这一切都赋予周围景致以远离尘嚣的宁静和诗意的气氛，从而体验到人的最温柔的情感。这是一个外表优雅的世界，与宫廷的现实毫无关系，艺术家并不想向观赏者隐讳这点。因为正如他的画面上的演员都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的理想人物一样，景色也是一块只能梦想出来的乐土，正像在温馨、明亮的色调中自然形态失去了其真实性，而化为纯绘画的结构那样。

半个世纪以后，就像华托所了解的那样，在弗拉戈纳尔那里，这永远也唱不完的爱情诗演变成了一场浅显的爱情游戏。秋千上的那位女士——据说是一位富有的男爵的恋人——代表了18世纪的妇女普遍喜爱扮演的一个角色：在与她的多情恋人演出的二重唱中，饰演娇小玲珑、卖弄风情的牧羊女。一幅奇妙的公园景色，在浅淡的色调中像布景似的不真实，是这首田园小诗发生的地点，散发出一种天真游戏的气息，可是又不无刺激。女士是那种既天真又成熟的类型，正是洛可可风格崇尚的类型，善于以巧妙的天真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在这儿，秋千能使她不受直接的纠缠，这种感觉鼓励她极尽卖弄风情之能事。她毫不在意地让她的宽大裙衫飘舞，让恋人见到迷人的情景。依然不大明确的是：那只兴高采烈地高高荡起的鞋到底是对着谁的呢？是那位男士还是那位被牵扯进来的小爱神塑像？在背景上还有第三个演员，他负责推秋千——那么，他是一场三角恋爱的参与者吗？

但是，洛可可风格这种无忧无虑的、往往显得轻佻的举动，在绘画中不只是得到了钦佩与认可，它有时也引起了对这个社会进行批评的意见。英国人威廉·荷加斯就是这样。他以一系列既是讽刺又是谴责的漫画抨击了他那个时代的伤风败俗。它们得到了公众的喜爱，但并不是由于其社会批评和道德教育的目标，而是由于那种写实的幽默的表现方式。因此，这种抗议对相关的人和事并没有什么效果，只有革命才会对这种谴责作出评判。

 我们从现代的角度审视18世纪的洛可可艺术，应该说蓬帕杜夫人是那些喜欢豪华风格者的代表人和组织者，有“众望所归”的特征。所以，才有洛可可风格作品出现后在贵族引起“共鸣”的时尚。也可以说，贵族们崇尚华丽的风气，诱发了洛可可艺术。当时上层社会的男男女女无不热心并亲自参加工艺活动，以至于这些举动有的达到令人讥笑和荒诞不经的地步。16世纪，当衰败的瓦卢瓦王的国王查理九世答应送给西班牙国王一支他亲自制作的枪时，那位西班牙大使为之惊诧不已。18世纪，路易十六的妻子玛丽成天抱怨他的丈夫沉湎在他的作坊中，甚至无暇顾及妻子，路易十六在他的作坊中潜心钻研的是钟和锁的奥秘。在这两例中我们似乎瞥见了那些把命运强加于他们身上的角色不相适应的悲剧性人们。这些人在体力劳动中发现了一个聊以自慰的世外桃源。但这对于不理朝政的帝王来说却是不祥之兆。 

 风靡一时的奇想多变的洛可可风格随着蓬帕杜夫人的亡故而终止，被路易十五另一情妇杜巴利夫人倡导的新古典主义而取代。但是，洛可可风格的璀璨之处，自有它超时代艺术生命力所在，现代人都公认它是19世纪下叶新艺术运动的前奏。而那些幸存的艺术精品，至今还散发着光芒，并向人们述说着那个岁月的时尚和人们不知道的故事。

洛可可风格的绘画以上流社会男女的享乐生活为对象，描写全裸或半裸的妇女和精美华丽的装饰，配以天堂般的自然景色或异乡风景（如威尼斯、罗马）奇物（向日葵、玉米等）。它一方面不免浮华做作，缺乏对于神圣力量的感受；另一方面却以法国式的轻快优雅使画面完全摆脱了宗教的题材。愉悦亲切、舒适豪华的场景取代了圣徒痛苦的殉难。

 著名画家如：

 华铎（A.Watteau, 1684～1721），路易十五时代的宫廷画家，他的画看来如梦一般的生活情景，令人向往，产生愉快之感，绅士淑女们在森林中嬉戏、野餐，人物表情显得优雅。其风俗画画风即所谓的「野宴」，被誉为「绘画中的莫扎特」。代表作《到西西瑞岛朝圣》（1717，巴黎罗浮宫）、《小丑》（约1718，巴黎罗浮宫）。

 布雪（ Boucher, 1703～1770），专长在「牧歌」和「神话」为题材的绘画，十足的贵族趣味，是随侍国王的首席画家，庞芭杜夫人（路易十五的情妇）的绘画老师。代表作如《戴安娜入浴》（1742，巴黎罗浮宫）、《棕发女奴》（约1743，巴黎罗浮宫）、《庞芭杜夫人》（1756，慕尼黑老绘画馆）。

 弗拉哥纳尔（J.H.Fragonard,1732～1806），以华丽的沙龙生活为乐，以当代风俗为主作画，用轻快的笔触表现抒情、风雅的诱人画面，代表作如《阅读的少女》（1776，华盛顿国家美术馆）、《荡秋千》（1766，伦敦华莱士藏）。

 夏丹（ J.B.S.Chardin, 1699～1779），从静物开始登上画坛，而扩及人物肖像画，非宫廷贵族的场景，仅是传达一般平民单纯而有节制的快乐，善于以沈著、朴素的色彩描绘以市民生活为题材的风俗画。代表作厨房静物画《魟鱼》（1728，巴黎罗浮宫）、《从市场回来》（1739，巴黎罗浮宫）。

 其他：
 弗朗索瓦·布歇（Francois Boucher）
 让·安东尼·华多（Jean-Antoine Watteau）
 让·雷诺雷·费拉戈纳尔（Jean-Honore Fragonard）
 瑞诺兹 （Sir J. Reynolds ）创办皇家美术院“瑞诺兹派” 
 根兹博罗 （Thomas Gainsborough ）“根兹博罗派” 
 隆尼（ G. Romney ）

英国到十八世纪才有独特本国风格的绘画出现，虽然也采用洛可可样式，但不大考虑贵族的需要，无论在风俗画、肖像画或风景画上，都能反映英国现实生活和民族思想感情。

著名画家有：

 霍加斯（W.Hogarth， 1697～1764），平民画家，吸取洛可可艺术潇洒地运用色彩的一面，善于使用近乎讽刺画的技巧，深刻沈痛地钩划出时代的弊病，代表作《流行婚姻：婚后》（1743～45，伦敦国家画廊），讽刺破落的贵族强迫他们的继承人同富商女成婚，却因无感情基础而产生的悲剧；《捕虾女》（1745，伦敦国家画廊），描绘一个性情开朗、富有生气的瘦弱的贫家姑娘，打破传统肖像画以表现庄严、高贵气质为主的样式。其理论著作《美的分析》，阐述曲线是最美的线条，多方面举例说明变化与统一法则在艺术中的运用。

 雷诺兹（Sir J.Reynolds，1723～92），模仿意大利古典大师的精华，关心高尚的题材，如「史画」，人物尊贵动人，但不重质感。除为人制作肖像画外，对神话景象、古代历史插曲有兴趣。他于1768年创立皇家美术学院，要求艺术家如希腊罗马一样，也能创造出理想的人体，表达崇高的原则和纯洁的美。代表作《高尚的奥古斯都》（1753～54）、《尼丽·厄布来恩》（模特儿画像，1760 ～62，伦敦华莱士藏）、《海尔阁下》（1788-89，巴黎罗浮宫）。

 康斯博罗（T.Gainsborough, 1727～88），受范．戴克影响，绘画表现不落俗套，肤色、质感技巧成熟，此点胜过雷诺兹。除画肖像画外，对风景画特别有兴趣。代表作《安德鲁斯夫妇》（1750，伦敦国家画廊）、《何奥公爵夫人玛莉》（1760，Iveagh Bequest Kenwood）。

提埃波罗(G.Tiepolo,1696～1770)，十八世纪威尼斯派最突出的代表画家，他的风格以继承提香和乔尔乔尼明亮的色彩与柔和的效果为特征，其作品最大的魅力是人物形象英资勃勃、色彩明快富有感染力。也是最杰出的壁画家、版画家和漫画家，曾应邀到当时欧洲各国为王室作壁画，最著名的作品是德国费斯堡的天顶壁画（天花板），此画充分反映洛可可艺术的漂亮、风雅和轻松的特点，《圣母与握金翅雀的圣婴》（1760，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也有相同的格调

巴罗克时装跟样式主义和西班牙时装的那种几何形状的严谨相反，深受生气勃勃的生命意识影响，这是与建筑和造型艺术的情况相同的。轮状细褶皱领过去曾跟平展的或者衬垫的衣领形成鲜明的对比，而现在不经浆硬地垂下来，后来又干脆让平披在肩上的花边领取代了。帽子都有宽边，可以按各人的气质制成宽式、高式或斜式，头发自由散披。如果缺少天生的头发，可以用假发。自路易八世起，特别是在法国，假发成了给人印象最深的特征。那种长假发在头顶部位蓬松鬈曲，然后分为两翼垂至肩上和胸前。

男装仍继续采用那种下摆宽松的上衣，也可以紧贴腰身缝制。衣袖为花边袖口，或者是只有胳臂四分之三那么长的短袖，露出里面的镶了花边的衬衫。裤子呈袋状宽松地垂至长袜处，在那儿用玫瑰花饰带子系起来。1675年前后，男装出现了迄今仍然流行的三件套。上衣演变为长至膝盖的坎肩，外面再套装饰颇多的紧贴腰身缝制的外套，裤子是细长至膝的短裤，下面是丝织长袜和带扣襻的鞋子。

巴罗克女装放弃了西班牙钟式裙那种几何形状的严谨，可是保留了宽大的髋部和紧身的胸衣。在一条颜色不同的衬裙外面，套钟形的长裙，大多在前面打褶裥，身后拖着裙裾。洛可可女装变得爱卖弄风情，有褶裥、荷叶边、随意的花边和隆起的衬裙。一种穹顶形的鲸骨圈取代了古老的钟式裙，造成了巴罗克晚期那种典型的女性剪影效果，从过于宽大的裙子到瘦削的肩膀，再到发型高耸的头部，整个人显现出一个圆锥形。

家具在巴罗克时期增加了沙发床、写字台、壁桌、抽屉柜（老式抽屉柜的一种改进型）和软垫靠背椅等品种。跟当时的所有家具一样，软垫靠背椅既稳且重，有一个向后倾的靠背，在雕花的有棱椅腿（不再旋削成圆形）之间，有桌子上普遍有的那种X形或H形的撑条。市民的巴罗克家具爱用天然木料（实心的或者贴面的），而贵族用的家具则往往要镀金，显得很华贵。

洛可可家具从其装饰形式的新思想出发，特点是把截为弧形发展到平面的拱形。圆角、斜棱和富于想像力的细线纹饰使得家具显得不笨重。各个部分摆脱了历来遵循的结构划分而结合成装饰生动的整体。呆板的栏杆柱式桌腿演变成了“牝鹿腿”。面板上镶嵌了镀金的铜件以及用不同颜色的上等木料加工而成的雕饰，如槭木、桃花心木、乌檀木和花梨木等等。伴随着路易十五时代的终结，这种有史以来最华丽、最风行的家具风格才告结束。

洛可可建筑的外型满足于有节奏的布局、自然的建材或加上一层简单的色调，而内部装潢则五彩缤纷，形式多样。最大特点是明显带有人生的享乐主义思想，它是人生现世享乐生活的舞台，主要体现在王宫贵族为自己修建的宫殿上。

 巴洛克建筑和洛可可建筑比较：前者讲究线条的韵律感、量感、空间感和丰富而有变化的立体感，并带有绘画般的效果。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之上更讲究壁面的形式美，利用繁复多变的曲线和装饰性的绘画布满壁面，甚至利用镜子或烛台等使室内空间变得更为丰富，喜欢用舶来品（如中国瓷器、日本漆器、东方丝绸与挂毯、非洲珠宝、意大利水晶灯等）装饰室内。

 室内装潢通常以白色为底，利用花朵、草茎、棕榈、海浪、泡沫或贝壳等作为装饰的图案，带来一种异常纤巧、活泼的趣味，但却破坏了建筑的均衡、庄重和安定的感觉，尤其是使用金、白、浅绿、粉红等刺眼的色彩，更令人眼花缭乱，这种繁琐、矫揉造作的风格，实在是装饰艺术的极端。
 代表作品:波夫朗（ G.Boffrand , 1667～1754），巴黎《苏比兹宅邸》 (1736-9，例如内部的公主大厅）。德国费斯堡（Wurzburg）住宅内的《凯瑟大听》（Kaisersaal，1749～1754），由建筑师诺曼（B.Neumann,1687～1745）领导兴建，提埃波罗（G.Tiepolo,1696～1770）负责装饰天花板上的绘画（1753）。
洛可可建筑的外型满足于有节奏的布局、自然的建材或加上一层简单的色调，而内部装潢则五彩缤纷，形式多样。最大特点是明显带有人生的享乐主义思想，它是人生现世享乐生活的舞台，主要体现在王宫贵族为自己修建的宫殿上。 

巴洛克建筑和洛可可建筑比较：前者讲究线条的韵律感、量感、空间感和丰富而有变化的立体感，并带有绘画般的效果。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之上更讲究壁面的形式美，利用繁复多变的曲线和装饰性的绘画布满壁面，甚至利用镜子或烛台等使室内空间变得更为丰富，喜欢用舶来品（如中国瓷器、日本漆器、东方丝绸与挂毯、非洲珠宝、意大利水晶灯等）装饰室内。 

室内装潢通常以白色为底，利用花朵、草茎、棕榈、海浪、泡沫或贝壳等作为装饰的图案，带来一种异常纤巧、活泼的趣味，但却破坏了建筑的均衡、庄重和安定的感觉，尤其是使用金、白、浅绿、粉红等刺眼的色彩，更令人眼花缭乱，这种繁琐、矫揉造作的风格，实在是装饰艺术的极端。 

代表作品
 
波夫朗（ G.Boffrand , 1667～1754），巴黎《苏比兹宅邸》 (1736-9，例如内部的公主大厅）。 
德国费斯堡（Wurzburg）住宅内的《凯瑟大听》（Kaisersaal，1749～1754），由建筑师诺曼（B.Neumann,1687～1745）领导兴建，提埃波罗（G.Tiepolo,1696～1770）负责装饰天花板上的绘画（1753）。 丹麦皇宫也是标准的洛可可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