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淡：梅尧臣
在建立宋诗独特风貌的过程中，梅尧臣可谓得风气之先者，所以元人龚啸评梅诗曰：“去浮靡之习，超然于昆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卓然于诸大家未其之先。”笔者曾撰文指出，梅尧臣的平淡诗风并不仅仅是对古已有之的平淡风格的继承，而是一种创造，这对宋诗审美规范的确立起了筚路蓝缕的重要作用。平淡美是宋诗的总体美学追求，苏轼等“元祐”诗人对平淡美的追求正是沿着梅尧臣道路走下去的，但是苏轼在这方面取得的造诣则显然后来居上。
梅尧臣作为建立宋诗平淡诗风的最初尝试者，他的探索有两点不成功的地方。一是当他把搜索诗才的目光投向平凡、琐屑的人间生活时，往往误把许多丑陋而缺乏审美价值的事物写进了诗中，例如常为人指责的《师厚云虱古未有诗邀予赋之》、《扪虱得蚤》、《八月九日晨兴如厕有鸦啄蛆》等，粗俗丑陋，堕入恶趣。二是当他洗净诗歌在语言层面上的秾丽丹彩时，往往把诗歌在美学层面上的丰神远韵也消解殆尽了，于是就写出了许多平淡而索然寡味的诗，例如《得欧阳永叔回书云见来客问予动静备详》：“昨日使人回，闻君与之坐。君问我何为，但云思寡过。寡过真未能，得便北窗卧。此趣今已深，世间谁与和。”对这一类诗，朱熹的批评并不过分：“圣俞诗亦不得谓之好……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苏轼在创作中克服了克服了梅诗的这两个缺点。在苏轼笔下，从笔墨纸砚等文化用品、茶酒蜜鲊等生活用品到水车、秧马等农具，凡是日常生活中的物品，无论雅俗，都成了绝妙的诗料。苏轼的视野与梅尧臣同样的广阔，但他决不是有见辄书，而是用审美眼光对外物进行淘洗、选择，从而恰到好处地使平凡乃至琐屑的日常生活内容上升入诗的境界。苏轼诗中偶尔也写到“牛矢”之类的粗鄙之物，但仍能实现审美的升华而诗意盎然：“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同样，在苏轼笔下，许多内容平凡、风格平淡的诗不但无枯槁之病，而且语淡情深，耐人寻味，例如《东府雨中别子由》：“庭下梧桐树，三年三见汝。前年适汝阴，见汝鸣秋雨。去年秋雨时，我自广陵归。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客去莫叹息，主人亦是客。对床定悠悠，夜雨空萧瑟。起折梧桐枝，赠汝千里行。归来知健否？莫忘此时情。”
从表面上看，苏轼对平淡美的追求是与梅尧臣相同的。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苏轼提倡平淡诗风时并不把雕润绮丽当作排斥的对象，而是强调前者需以后者为基础。他教导后辈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色彩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学此样。何不取旧日应举时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当且学此。”苏轼所说的平淡与其说是一种艺术风格，毋宁说是一种美学境界，所以它比梅尧臣所认可的平淡诗风具有更大的包容性。苏轼评陶诗说：“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如论风格的话，陶渊明与曹、刘等人各具特色、各有个性，很难说是孰高孰低。所以苏轼所云多半是指美学境界而言，意即曹、刘等人都未能像陶渊明那样彻底超越绚烂绮丽而臻于自然平淡的极境。既然苏轼高度评价陶诗的“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当然也就不否定“绮”和“腴”，这与梅尧臣的态度显然有较大的区别。正是在这种诗学思想的指导下，苏轼的晚年诗虽然日趋平淡之境，但并不呈现千篇一律的风格，也决无意窘笔枯的缺点。例如作于五十九岁的《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一诗，清丽动人，纪昀批曰：“朱晦庵极恶东坡，独此诗屡和不已，岂晋人所谓‘我见犹怜’也。”再如作于六十四岁的一组诗：
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
父老争看乌角巾，应缘曾现宰官身。溪边古路三叉口，独立斜阳数过人。
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膰吾。（《纵笔三首》）
王文诰案曰：“此三首平淡之极，却有无限作用在内，未易以情景论也。”的确，这三首诗的风格都很平淡，但内蕴却极为丰满，韵味也极隽永。第一首以暂时的酒红冲淡了白须病翁的萧飒之气，且以小儿误喜酒红为朱颜的生活喜剧调节了全诗的悲凉气氛，诗笔活泼有力。第二首以父老争看的热闹场景与独立斜阳的寂寞心境作对比，很好地衬托了诗人被贬南荒的心情，后两句语特酝藉，意味深长。第三首则以风趣之语写出了诗人傲视艰苦生活的情操，也写出了邻人对诗人的情意，语虽直率而意不浅薄。这样的诗尽管风华落尽，毫无绮丽色泽，但它们的审美价值并无减损。奥秘就在于诗人对雕润绮丽的态度不是排斥而是超越，所以具有“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性质。试想白须酒红、古路斜阳，描写是何等生动！“现宰官身”、“只鸡斗酒”，用典是何等深稳！不过这些手段都经过了升华而臻于炉火纯青的境界，所以不见斧凿之痕，读来如观行云流水，感受到一种赏心悦目的平淡自然之美。这样的诗风格平淡而有丰富的审美意蕴，深受读者喜爱，这正是苏轼胜过梅尧臣的地方。

这两首诗在背景、内容、风格上有很多相似之处：欧诗作于庆历七年（1047），时欧阳修四十一岁，正在滁州贬所。苏诗作于元丰三年（1080），时苏轼四十五岁，正在黄州贬所。两诗内容都是描写在山野间的一株名花，都是明写惜花之意，暗寓流落之感。两诗的语言风格也都是委婉流畅的。但是细读二诗，却发现它们的艺术造诣相去甚远，试分析如下：第一，欧诗从花开写到花落，从众花写到绯桃，平铺直叙，没有跌宕起伏。而苏诗却开门见山，对海棠的绝艳高标作了淋漓酣畅的描写，然后转入自己邂逅名花的过程，且抒发流落异乡的感叹，章法变幻奇妙。第二，欧诗的文字简单平直，对绯桃的描写也不够细腻生动。苏诗对海棠的描写则成功地运用了拟人手法，“嫣然一笑”，“故遣佳人”二句首先点明拟人之旨，“朱唇”二句则以美人娇姿形容海棠之艳丽，“林深雾暗”二句本已回到海棠自身，却又以“春睡足”再度拟人。“雨中”二句则既似写花，又似写人，笔歌墨舞，兴会淋漓。第三，欧诗写惜花之意，人与花主客分明，构思比较简单。苏诗却“纯以海棠自寓，风姿高秀，兴象深微”，尤其是写自己与海棠都是自西蜀移至黄州，所以“天涯流落俱可念”，真可谓神来之笔。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苏诗既继承了欧诗晓畅平易的基本风格，又避免了欧诗率易、平直、浅露的缺点，从而呈自然流畅、清新俊逸之风调。张戒在《岁寒堂诗话》卷上里指出：“欧阳公诗专以快意为主，苏端明诗专以刻意为主”，如果把此语理解成苏轼以深微奇妙的艺术构思弥补了欧诗率易的缺点，则是相当准确的。

三、雄放：苏舜钦
自从欧阳修用“其于诗最豪，奔放何纵横”和“子美气尤雄，万窃号一噫”的诗句来评说苏舜钦诗以来，“雄放”就成为人们对苏诗风格的定评了。后人或称赞说：“子美雄快，令人见便击节”，或批判说：“而渊涵渟滀之趣，无复存矣”，都是针对这个风格特征而言。与此相映成趣的是，苏轼的诗也得到类似的评价，例如清人贺裳云：“东坡之美不胜言，其病亦不胜摘。大率俊迈而少渊渟，瑰奇而失详慎，故多粗豪处、滑稽处、草率处。”就才性和写作方式的性质而言，在北宋诗坛上与苏轼最相似的诗人就是苏舜钦了。然而由于两人的才力、学识和所处时代的差异，苏轼的诗歌成就远远地超越了苏舜钦，对两人诗歌的比较可以清楚地展示宋诗逐步走向成熟的轨迹。

苏舜钦慷慨有大志，在政治上勇于进言，作诗也勇于反映时政和社会现实，笔锋犀利，无所忌讳。例如《庆州败》对全军覆没惨状的描写和宋将腐化无能丧师辱国罪行的揭露，《城南感怀呈永叔》对灾民饿莩遍野惨状的描绘和对统治者漠视人民苦难的行径的讥刺，都可谓淋漓尽致，入木三分。畅尽的议论、强烈的情感与恣肆的语言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是此类诗歌的成功之因。苏轼的一部分诗也具有同样的特征，如《吴中田妇叹》、《荔枝叹》等就是显例。但是苏舜钦诗能直而不能曲，能露而不能隐，即使在他受政敌排斥、贬为庶民的晚期，诗风也无大变，例如“抖擞尘襟终回首，谤书终不到山溪”，“庶得耳目清，终甘死于虎”，仍是感情愤激，语气直截，与早期诗风无别。这在反映现实、揭露时弊的诗中也许不算缺点，但在咏怀抒情的诗中未免显得粗豪有余而蕴藉不足了。苏轼诗则不然。苏轼不仅在晚年诗风趋于平淡时常常豪气内敛，把满腹牢骚纳入貌似平和的诗句，而且在早年就已有此倾向，例如作于三十七岁的《画鱼歌》云：“岂知白梃闹如雨，搅水觅鱼鱼已疏”，又如作于三十九岁的《捕蝗至浮云岭行疲苶有怀子由弟二首》之一云：“西来烟障塞空虚，洒遍秋田雨不如。新法清平那有此？老身穷苦自招渠！”或声东击西，或正言反说，都是暗含讥刺。黄庭坚说苏轼作诗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我们认为苏轼诗中“嬉笑”多于“怒骂”，因为他常常成功地以“嬉笑”代替“怒骂”。正如柳宗元所云，“嬉笑之怒，甚乎裂眦”，苏轼的这种手法常常使感情经过内敛、凝聚而增加了浓度，并且发人深省，所以其批判的力度反而超过了苏舜钦那些慷慨直言的诗。只要把苏舜钦的《对酒》、《送李冀州诗》分别与苏轼的《戏子由》、《送刘攽倅海陵》对照一下，便可看出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