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同志的由来和历史
（分为中华篇和海外篇）

　　（中国同性恋发展史）
　　同性恋最早的史料记载
　　中国的同性恋最早可追溯到中华文明的始祖——黄帝。
　　清代文人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称“杂说娈童(男同性恋)始黄帝”。当然，这种说法的依据只是民间传说。而中国同性恋最早的史料记载则来自商朝。《商书·伊训》中谈到“三风十衍”，书中提到这不好的“三风”，它的影响是：“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三风之一的“乱风”中的“一衍”就是“比玩童”，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同性恋。虽然，同性恋在今日尚存的最早记载中以“乱风”这样的受贬面目出现，但这毕竟揭示了同性恋行为在三千年前就已经在中国出现，而且其影响之大可列为一“风”。

　屈原也是同性恋
　　在商代之后，同性恋一直没有从中华文化中消失。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同性之间的交往变得十分活跃，受卫灵公宠幸的弥子瑕和魏王的宠儿 龙阳君分别让同性恋有了“余桃”和“龙阳”的称呼。当时最有影响，最有成就的同性恋者首推楚国伟大诗人屈原，在他的《离骚》、《思美人》等诸多作品中，都流露出诗人对楚怀王的恋情。

　　“断袖之交”的由来
　　到了强盛的汉代，帝王将相的同性恋活动屡见史书。据《史记》和《汉书》记载，前汉皇帝几乎个个都有同性情人。汉代著名人物如汉武帝、汉文帝、大将军卫青和霍去病等，都有过同性恋经历。汉哀帝和他的男宠（情人）董贤关系十分要好，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一天清晨，汉哀帝起床后，发觉宠爱的董贤还在熟睡之中，并且还压住了自己睡衣的长袖。怎么办，自己又要赶紧去早朝，又不忍心推醒董贤把长袖拉出来？汉哀帝一时情急，就用放在床边的佩刀把自己的长袖割断，让董贤继续熟睡。就这样，“断袖之交”从此成了同性相恋史上的一段佳话。
　　汉代之后，男风(男同性恋)时而兴盛，时而衰落。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的男性在履行成家立业，传接香火的责任之后，人们对同性恋情往往宽而待之。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对同性恋所持的态度至多是中性的，也就是不褒不贬，历史记载中没有对同性恋进行颂扬。而同性恋关系多以享乐和猎色为特点，从来不对维系封建社会的家庭伦理构成任何挑战或威胁。

　　明朝出现男妓院——“象姑馆”
　　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边界和平，工商业发达，从而滋长了浮华世风。据当时的记载，文人中科举之后马上纳妾，大兴土木建豪宅一时成风，盛宴歌舞，极尽奢侈铺张。江南地区，上及达官贵人，下至商贾文人，嫖娼成风，使娼妓业方兴未艾。与此同时，男妓卖淫的“象姑馆”也应运而生。明末学者沈德福认为，1429年，宣德皇帝的禁娼令使部份官员转向年轻男性取乐。到了万历年间，男娼业发展其势之盛，直逼他们的女性对手。玄德皇帝意欲重归道德的初衷不但没有实现，反而南辕北辄，适得其反。
　　明朝末年的道德观念冲破了“去人欲，存天理”的宋儒理学的束缚，伸张自然情欲的主张开始萌芽。这种观念的代表是明朝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8)，他崇尚个人表现和个性发展，而他的追随者随后发展了这种哲学。他们提出欲望和情感是人的本性，压抑将会使人性其他方面得不到发展，人应该表达和释放来自内心和本性的情欲。后来的一些清代文人认为，王阳明的纵欲哲学和与之相伴的享乐风气是明朝于1644年被覆灭的原因之一。

　　《红楼梦》中多处描写同性恋
　　道德观念上的开放，导致了同性恋之风在明清两代空前繁盛。今天，我们还可以从那个时代留下来的文学作品中窥见一斑。“男色破财”的故事出现在明代小说集《欢喜冤家》里，明代作家冯梦龙在《情史》里也毫不避讳地收录了同性爱情故事。在中国文学的巅峰之作《红楼梦》里，曹 雪芹不但描写了宝玉和秦钟的恋情，而且宝玉和蒋玉涵的同性恋导致了他和封建秩序的第一次正面冲突——“宝玉挨打”。《红楼梦》中的“众学童闹学”，“薛蟠挨打”，“贾链狎男宠”，“贾珍嫖象姑”等情节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男风的普遍。

　　郑板桥“自暴”同性恋身份
　　清朝乾隆年间的学者袁枚的《子不语》中有大量的同性恋故事，而袁枚本人与吴下秀才郭淳之间就有一段同性恋情。著名诗人兼书画家郑板桥在他的《板桥自叙》中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余好色，尤喜余桃口齿，椒风弄儿之戏。”而他的一系列诗，包括《秋夜怀友》、《板桥竹枝词》等都对同性恋心里有生动刻划。
　　清代同性恋文学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一批专门描写同性恋爱的小说的出现。《宜香春质》、《龙阳逸史》和《品花宝鉴》等作品的出现无疑反映了当时的同性恋风气之兴盛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男风的盛行直接引发了清朝反同性恋法规的出台，导致了持续百年的中国社会的“谈同色变”情绪。

　　中国第一部反对同性恋法令
　　传统礼教主张“正名”，强调严格的社会秩序，女性守妇道，男性坚守父亲和丈夫的职责，而同性恋直接相悖于这些信条。如果同性恋在社会文化中得到足够的反映，统治者也许不会去注意，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至于大动手脚。但当时男风鼎盛，同性恋在文学作品或文人手记中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出现，导致了满清统治者对同性恋的关注，使之成了“社会问题”。
　　雍正死后，年幼的乾隆皇帝继位不久的1740年，延袭雍正加强礼教的精神，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明确反“鸡奸”（同性之间的性活动）的法令出台。该法令将成年人出于自愿的鸡奸行为刑事化，这是清朝严格加强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一系列措施之一。法令出台后的落实程度如何，对男同性恋的控制有何效用，史料上没有记载。但这条法令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将同性恋行为社会化——同性恋不再是个人私事，它被当作一种“社会危害”受到了法律的干预。在这一点上，西方的基督教和中国的礼教在镇压同性恋方面，终于殊途同归。

　　同性恋被压制
　　中国走过康乾盛世之后，经历了中华民族有文明史以来最为惨的衰败。在外强入侵、连年战乱、国家重建等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阶段，国家对占人口少数的同性恋者的压制却总没有被忘记。在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对同性恋、鸡奸等性行为以“伤害风化罪”论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对同性恋、鸡奸等性行为以“流氓罪”论处。与此同时，有关同性恋的任何公开讨论在几百年内都被列为禁忌，同性恋者只能在自发形成的浴室、公厕、公园等“渔场”相互结识。压制的结果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当同性恋话题重新浮出水面时，人们发现，同性恋好像在一夜之间突然冒了出来，以至于许多人认为同性恋是受“西方腐朽思想的影响”和“精神污染”，而对同性恋的不宽容态度则被称为“中国特色”。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文明的进步，今天，中国对待同性恋的态度也越来越宽松和包容了。
　　事实上，同性恋与中国历史共同生存了近三千年——从公元前1600年开始的商朝有史料记载到今天，而中国对同性恋的压制仅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二.动物同性恋现象

上帝给你一根棒，你偏用来当搅屎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