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
沿海一带包括中国最大的长芦、
江淮等盐场被日军侵占控制，
这是当时中国人口最多、
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
川盐历来“乱世济楚，
咸输九域”。
在1936年时，
川盐共24场，
其中川北9场
“焰力微弱、
炭薪供煎、成本昂贵”，
川南15场中，
“富厂（自流井盐场）于同光时大辟井灶、
火脉大升、
盐产日旺，
驾犍厂而上，
乃称巨擘”。
正是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1938年3月，
国民政府下达“川盐增产赶运”指令，
其中特别提出：
“增加产量首先从富荣（自贡）两场着手”。
历史赋予了自贡以别的地区不可替代的方式未挽救民族危亡的使命。

当时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沿海地区的工厂、
学校纷纷迁移到内地，
粮食和盐的供给成了关系西南大后方人民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湖北省当时处在顽强抵抗日军入侵的第一线。
据时任湖北省主席陈诚的回忆和有关史料记载：
1938年10月武汉弃守后，
保卫战的尾声还在延续，
湖北省府迁至鄂西恩施。
这时，
湖北的食盐问题一天天严重起来，
鄂西、
鄂北交通阻塞，
人民贫苦，
购买力有限。
盐商觉得在这一带销盐利小，
不愿输入盐斤；
鄂南、鄂东地区多已沦陷，
盐商恐遭风险，
多裹足不前。
沦陷区和后方军民相继淡食。
政府采取了“计口售盐”措施，
盐的来源来自富荣盐井、
云阳盐井、
长滩盐井。
当地人称富荣盐井生产的盐叫“富巴盐”，
由于工艺先进，
质量好，
满受欢迎；
称云阳盐井生产的盐叫“云花盐”，
由于质量较差，
人们不喜欢；
长滩盐由于盐质次于云花盐，
所以当地不销售。
因此，
“富巴盐”成为湖北食盐的主要来源。
被称之为“富巴盐”的自贡井盐，
经重庆至奉节安坪转运，
靠人力一篓一篓地背到湖北各县。
据当时湖北省平价物品供应处业务统计，
食盐部1942年7月至1943年6月，
共配进食盐8821152斤。
这些盐除按量供应当地人民外，
还要保证确无军盐供应的过境军队和当地驻军。
“富巴盐”的充足供应，
保证了处在抗日前线军民的需求，
为战略防御的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4月底5月初，
年轻的摄影家孙明经带着“大力宣传井盐”的使命，
来自贡盐场拍摄了《自贡井盐》和《井盐工业》两部纪录片，
1941年他带着影片赴美国宣传，
在明尼苏达大学工程院演讲时说：
抗战爆发后，
中国几乎所有的综合大学、
学院、
技术学校甚至高中都搬到了西南部，
估计有1600多万人，
辽阔富饶的西南部接纳了他们，
没人挨饿。
这是因为，
这里有两项惊人的古老工程杰作，
一项是有两千多年历史的都江堰灌溉系统，
灌溉着50万公顷的稻田，
一项是“盐都”自贡的井盐工业，
生产着人的生命不可缺少的优质食盐。
全面抗战的八年中，
川盐“增产赶运”，
自贡井盐运销湘、赣、鄂、豫、川、康、黔、滇北等地区，
供大后方三分之一的人口食用，
并且对稳定这些地区的战时物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些贡献的历史内含，
远非193万多吨的数字所能函盖。

火前留名

二、在日军实施“盐遮断”大轰炸生死悠关时刻，
自贡军民奋起抵抗，
粉碎了侵略者摧毁我抗战意志的战略图谋。
――――――
1939年 10月10日，
自贡建市刚40天，
就遭到了日机的第一次轰炸，
史称“双十轰炸”。
对这次轰炸，
1939年（昭和十四年）10月11日《朝日新闻》以《对自流井的首次空袭，
痛快轰炸军需大工厂》为标题作了报道：
“浅野中佐、宫崎少佐率领的大部队长途飞行，
在10日午后一时半左右，
对于四川省中央部位的、
作为敌之军需并军事要冲、
同时又以交通要地而闻名的自流井实施了首次空袭，
反复袭击其军需大工厂为首的仓库群，
引起该市内七八个地点发生大火灾。”
这次轰炸，
日军共出动30多架飞机，
轮番在伍家坝、张家沱、双牌坊、上桥、高洞、雨台山、袜子石、缪沟井、海潮寺等地投弹113枚，
破坏制盐锅、晒盐台、簧桶房等十余处，
损毁房屋175间，炸死炸伤居民112人。

日军对自贡盐场为目标的大轰炸，
有着更深层的政治军事阴谋。
据日军战史资料记述，
1940年和1941年，
日军先后发动了以“挫折敌国民战意”为目的的“百一号作战”和“百二号作战”。
其中，
在“百一号作战”轰炸之中，
即纪录有“（1940年）8月自流井一次”。
这是自贡遭受轰炸造成伤亡最为惨重的一次。
被敌机炸死的居民达139人，
炸伤258人。
上桥石滩坝钟森荣祖孙三代13口全部遇难。
在1941年7月日军“百二号作战”
计划中，
明确要求为引发内地军民厌战气氛为目的而切断中国的“盐补给”。
这就是被日军称之为“盐遮断”的专题轰炸。
日军战史记述了轰炸的目标:“该时期的中心课题，
是基于派遣军的指导而切断盐的补给（此时有情报分析中国内地正由于盐生产不足而造成困难）。
四川省的自流井地区使用卤枧井灶数量很多，
在轰炸这一地区的同时，
要大量攻击盐的集散城市”。
“以内地的飞机场、
制盐所（自流井等）为目标”。
据初步统计，
日军对于自贡的“盐遮断”轰炸，
从1939年10月10日至1941年8月19日共进行了7次，
投弹1544枚，
造成死亡622人，
伤365人，
毁损房屋2785间，
损失共约1.24亿元。

在日军实施
“百一号作战”和
“百二号作战”，
对自贡盐场实施的狂轰滥炸的1940、
1941年，
自贡盐场不仅没有减产，
而且创造了历史上产盐量的最高值。
据史料记载：
1939年自贡产盐510.9万担，
1940年为518.9万担，
1941年更是创造了解放前盐产量的最高记录，
高达526.9万担。
在英勇顽强的自贡人民面前，
侵略者的企图被粉碎。
最终日军不得不承认：
“盐遮断”轰炸是
“中国派遣军最初所重视的，
目的是由切断盐的补给而酿成厌战气氛，
依靠航空歼灭战压迫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
然而其成果并不充分”。

三、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
自贡人把自己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其精神境界得到升华。
――――――
1938年5月1日，
应自贡培德中学男女生部的邀请，
孙明经在学校旁边的基督教礼堂给师生做了一次演讲，
对当时自贡最富的盐商王德谦不关心社会公益事的行为提出了批评。
其实，
王德谦的行为在当时不是个别的。
1938年12月23日《新华日报》
登载了记者吴雪写的《四川第一大盐场自流井》的报道：
“自流井并不是有怎样大的一个都市，
热闹的只有一条街，
原先也不是城，
只是一个乡镇的样子。
可是这里却是具备了大都市的一切条件，
有银行，
有旅馆，
有浴室，
有戏园，
有漂亮的理发店和也有荒淫与奢侈。
有个川戏院，
票价五角，
天天客满，
经常演的新南华堂、
白蛇传等。
有钱的太太小姐们需要看南华堂田氏思春，
白蛇传的白娘娘船舟调情。
抗战对他们，
好像仍然没有多大关系。”
文章结尾，
作者发出了这样的呼吁：
“抗战一年多了，
而且敌机已几度光顾
（日军侦察机——笔者注），
然而我们的后方仍然可说是不紧张。
我们当以怎样大的努力来唤醒他们，
纠正他们，
组织他们和动员他们呀！”

与自贡盐商形成反差的是，
江津白沙镇献金大会上，
当地商会代表宣布献金60万元，
现场各界民众认为献少了，
要求增加。
但商会装聋作哑，
不予理睬。
参加大会的学生代表决定到台前向商会跪求。
商会代表不得不宣布再捐10万元。
但在场民众仍感太少，
他们齐声高呼“两百万”的口号。
最后，
全场一万多名学生一齐跪下了！
全场哭声一片！
商会代表终于被感动，
捐献出200万元。

当年在献金大会会场的蜀光中学大门两侧，挂出了这样一幅对联：
为弦高，为卜式，堂堂正正从头收拾旧山河；
有赤血，有黄金，轰轰烈烈刮目争看朝气象。

学界把自贡盐业历史上的辉煌归于两次战争，
第一次是清咸丰年间太平天国战争中的“川盐济楚”，
第二次是抗日战争中的“增产赶运”。
笔者认为，
二者有本质的不同。
前者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
“川盐济楚”客观上为盐商获取市场创造了条件，
从而刺激了盐业的发展；
后者是中华民族抵御外部侵略的民族战争，
“增产赶运”本质上不是为了获取市场和利润，
而是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
在盐场繁荣的背后，
自贡业盐人的奉献付出了巨大牺牲。
关于这一点，
冯玉祥将军到自贡发动“节约献金运动”
时就感受到了，
他说：“事实上，这里最重要的盐生产，
并非一帆风顺，
盐商盐工都陷在困难之中，
盐商的困难是成本高涨，
原料缺乏（如钢绳），
而盐的价格受着严格管制，
常常不敷成本，
缺乏资金，
往往不得不以高利去借贷。
盐工的困难是除了自己的伙食外，
每人每月工资仅二千余元，
只够买一斗老米，
即一家三口计算，
也不够维持最低的生活。”
正是在这场伟大的民族战争中，
自贡人把自己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起来，
真正凝聚成了“万众一心”的精神力量。

新资源和新技术的开发不仅极大地增加了盐产量，
也使古老盐场步入工业现代化。
、、、、、、
光绪18年（1892年），
自贡盐场开启了中国盐岩开采的历史。
盐岩较之黄卤、
黑卤含盐量高，
接近饱和度，
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至抗战前，
自贡盐场共有盐岩井96眼。
由于岩层倾圯，
木竹棚崩，
铁锉填井，
又由于1929年国民政府对川盐实行“量销定产”，
先后停废了81口井，
仅15眼井实行“轮推”，
月产卤水仅13万担。
抗战“增产赶运”中，
又起复旧井8眼，
加上轮推的15眼，
共23眼，
月产卤水44.5万担。
产量与当时起推的105眼黄、
黑卤井月产卤水44万担相当。

当年《新华日报》这样描写道：
“四川有26个产盐场，
自流井却是最大的一个。
“太平天国”以后，
便开始了它的繁荣，
最初是由水牛推卤，
现在已进展到用机器推卤了。
东西两场共有机推井87口。
在将要走近自流井时，
便远远的看到凉高山大坟堡的耸入云宵的天车。
烟雾漫天，
机车轧轧。
这里已经具备了一个大工场的外貌，
比起尚停留在原始工业时期的犍为五通桥的盐场，
已经是进步和伟大多了。”
到1942年，
自贡电厂正式建成供电，
标志着自贡井盐业开始步入了电力时代。

——交通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不仅提高了盐的运输力，
更是适应了自贡盐业现代化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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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速提高“增产赶运”的能力，
把生产出来的盐尽快地运到各地，
从1940年起，
自贡加快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当时自贡的主要运道是水运，
盐场所需的煤炭要经威远河运来，
而所产的盐又需从釜溪河运出。
釜溪河从自流井至邓井关抵沱江，
河长70公里，
因河床陡流量枯，
运盐船往返一次需时达七周之久，
到枯水期，
还须盘滩过坳，
运费高昂。
1940年在釜溪河上建起了金子凼、
沿滩、
邓井关三个船闸，
将釜溪河分为三段，
逐段蓄水，
提高了水位。
这样，
无论洪水枯水，
运输顺畅，
往返一次仅需一周，
运量较前提高了五倍。
威远河自铺子湾至牛角沱抵自贡计60公里，是威煤运济自贡的唯一通道，也是坡陡水激，船运困难。1941年在高硐、廖家堰、鸭子滩、破滩口、罗家坝、雷家凼建起了七座船闸，每闸可容船50艘，运煤量提高了两倍。
盐产量的大幅度提高，运输条件的根本性改变，不仅有效地实施了“增产赶运”的任务，也使自贡盐业的产运功能适应了工业现代化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