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技法十一章》 文/吴晨骏
二、小说的题材
一般来说，在小说家动笔写作某一篇小说之前，他需要选择一个可以写下去的题材。所谓选择“小说的题材”，通俗一点说，就是“我要写什么？”再换个角度说，就是“有什么值得我去写？”无论是小说，还是其它门类的艺术，在将不可见的思想转化成具体可见的作品之前，都会面临着题材的选取这样的问题。
巴尔加斯·略萨在他谈论小说创作的《中国套盒》一书里，说过这样的话：“小说家不选择题材，是他被题材所选择。他之所以写某些事情，是因为某些事情出现在他脑海里。”
这话固然没错，一个小说家的生活阅历、他受到的教育、他的性格、他的兴趣、他的个人历史、家庭背景、他与人或人群的交往、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所有这一切都影响着他对于写作题材的选取。所以这个看似主动的“选择题材”的过程，往往是在小说家的潜意识中就完成了。
一个小说家，如果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他会尊重他个人内心的兴趣和良知，去选择他即将要写的小说的题材，或者说被那些浸润了他个人思考的题材所选择。反之，一个平庸的小说家，在选择题材时，往往更多地关注当时、当地的外部环境的需要。
我并非是提倡那种完全凭主观臆想写出来的小说作品，尽管仅凭主观臆想并不一定就写不出好作品，但这不是我本人乐于去接受的从事小说写作的方法。我之所以将优秀小说家和平庸小说家区别开来，只是为了说明我对于平庸小说家所持的那套选择题材的方式的厌弃。
打个比方，当社会上喜欢吃萝卜的人比较多，于是种植萝卜的农户也就增多了，当喜欢吃青菜的人多于喜欢吃萝卜的人，那么种植青菜的农户就会多于种植萝卜的农户。这是由商品的供求关系所决定的。
可是小说作品的产生，与商业的机制，与青菜和萝卜，完全是两码事情。真正优秀的小说作品，是一个带有理想色彩的精神活动的结晶，它是与小说家对人性的固执的探索分不开的。更主要的是，优秀小说家对于题材的选择，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带有个人尊严的决定，是对于某些事物他想说、他必须说、他不得不说。而不是审时度势－－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说了听众多，什么说了听众少－－的结果。唯其如此，“小说”才有可能作为一个强有力的艺术形式继续存在下去。
以列夫·托尔斯泰评论一个我以前从没听说过的作家维·冯·波伦茨的话来结束本文：“这部小说（指后者的小说《农民》）不属于彼，不属于此，也不属于第三种，而是真正的艺术作品，其中作者所说的是他所需要说出来的，因为他爱他所说的事物……。”
三、小说的虚构
有一段时间，我总听到这样的话，“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据说这是德国哲学家泰奥多·阿多诺的名言。我并不以为这句话说得多么漂亮。因为我觉得这句话本身就是诗，用写诗来反对写诗，就像人不依靠其它的支点，而想仅仅用自己的手把自己从地球上拎起来一样，做作而又无效。
人们常说的“现实生活”，不外乎工作、吃饭、睡觉、购物、学习、交际等等，也许还包括看书、看电视、看电影。那么看书的部分，可能还包括看小说吧。我们可以分析一个看小说的人的心理，他到底为什么要看小说？那自然因为小说对他构成了吸引力。
他的某些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梦想，小说可以给他圆上；他的生活过于沉闷，小说可以给他精神和情感的支撑；或者他从小说中可以获得某种道德上的教化，并由此产生共鸣；或者他仅仅是想通过看小说满足他私下的什么癖好。总之，小说所描写的一切，应该与他的现实生活有关，但又不仅仅是他现实生活的如实照搬。小说必须带给他思考、梦想、情感、精神力量等等。在他看小说的诸多目的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想给他的现实生活装上类似翅膀一样的东西，让他飞起来。用一句都市姑娘们的名言说，就是“High”一下。而这样的翅膀一样的东西，就是产生于小说对于现实生活的“虚构”。
也就是说，小说在现实生活的层面上，又虚构出了另一种生活，或许这可以叫做“小说中的生活”。
正是因为“小说的虚构”的存在，小说对于人来说才显得有了价值。而小说的价值，又使得人的现实生活不要总是显得那么没有价值。――虽然小说是虚构的，但人们读小说（看书）的行为却是实实在在的，是人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说，小说所虚构的一切，及其对人们思想情感的影响，使得人们的现实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和有趣了。奥斯卡·王尔德在《谎言的衰朽》一文中所说的，“生活模仿艺术，胜过艺术模仿生活”，隐隐约约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说到这里，不得不说一说“小说的真实”。诚然，小说的虚构，是小说的生命所在。可是小说虚构的源泉，却是来自某种真实的生活。小说要想对读者产生影响，就必须使读者对小说虚构的一切信以为真，必须使读者认为小说中的“虚构”，是可能的，是真诚的，是真实的。否则，读者那双幻想的翅膀，就永远无法装上，而小说的虚构，也就不成其为虚构，而是虚伪或胡说八道了，小说就会因为显得不真实而无法施展它那震撼人心的魔力了。
回到那句“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话的意思，据我理解，其中有一层大概是指人类的残酷程度已经远甚于艺术作品所能描写的残酷程度，而此时再从事艺术活动（比如写小说），那么就不可能真实地反映人类的状况，就失去了必要性。说这话的人，他的出发点和用意是好的，他提醒我们注意，艺术中的虚构，最终只有与人的现实生活达成默契，才能对人的生存构成意义。无论用文字、还是用颜料、还是用其它媒介所“虚构”的一切，只有被“真实”之光照亮，才算得上艺术。――可是他忽略了一点，就是如果人类的精神萎缩到不再需要那种真诚的、发自肺腑的、以虚构的方式使他的精神意志得到陶冶和激励的优秀艺术作品，如果人类不再幻想一种比现在的生活更为美好的生活，那么奥斯维辛还会再来。‘
二、小说的题材
一般来说，在小说家动笔写作某一篇小说之前，他需要选择一个可以写下去的题材。所谓选择“小说的题材”，通俗一点说，就是“我要写什么？”再换个角度说，就是“有什么值得我去写？”无论是小说，还是其它门类的艺术，在将不可见的思想转化成具体可见的作品之前，都会面临着题材的选取这样的问题。
巴尔加斯·略萨在他谈论小说创作的《中国套盒》一书里，说过这样的话：“小说家不选择题材，是他被题材所选择。他之所以写某些事情，是因为某些事情出现在他脑海里。”
这话固然没错，一个小说家的生活阅历、他受到的教育、他的性格、他的兴趣、他的个人历史、家庭背景、他与人或人群的交往、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所有这一切都影响着他对于写作题材的选取。所以这个看似主动的“选择题材”的过程，往往是在小说家的潜意识中就完成了。
一个小说家，如果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他会尊重他个人内心的兴趣和良知，去选择他即将要写的小说的题材，或者说被那些浸润了他个人思考的题材所选择。反之，一个平庸的小说家，在选择题材时，往往更多地关注当时、当地的外部环境的需要。
我并非是提倡那种完全凭主观臆想写出来的小说作品，尽管仅凭主观臆想并不一定就写不出好作品，但这不是我本人乐于去接受的从事小说写作的方法。我之所以将优秀小说家和平庸小说家区别开来，只是为了说明我对于平庸小说家所持的那套选择题材的方式的厌弃。
打个比方，当社会上喜欢吃萝卜的人比较多，于是种植萝卜的农户也就增多了，当喜欢吃青菜的人多于喜欢吃萝卜的人，那么种植青菜的农户就会多于种植萝卜的农户。这是由商品的供求关系所决定的。
可是小说作品的产生，与商业的机制，与青菜和萝卜，完全是两码事情。真正优秀的小说作品，是一个带有理想色彩的精神活动的结晶，它是与小说家对人性的固执的探索分不开的。更主要的是，优秀小说家对于题材的选择，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带有个人尊严的决定，是对于某些事物他想说、他必须说、他不得不说。而不是审时度势－－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说了听众多，什么说了听众少－－的结果。唯其如此，“小说”才有可能作为一个强有力的艺术形式继续存在下去。
以列夫·托尔斯泰评论一个我以前从没听说过的作家维·冯·波伦茨的话来结束本文：“这部小说（指后者的小说《农民》）不属于彼，不属于此，也不属于第三种，而是真正的艺术作品，其中作者所说的是他所需要说出来的，因为他爱他所说的事物……。”
三、小说的虚构
有一段时间，我总听到这样的话，“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据说这是德国哲学家泰奥多·阿多诺的名言。我并不以为这句话说得多么漂亮。因为我觉得这句话本身就是诗，用写诗来反对写诗，就像人不依靠其它的支点，而想仅仅用自己的手把自己从地球上拎起来一样，做作而又无效。
人们常说的“现实生活”，不外乎工作、吃饭、睡觉、购物、学习、交际等等，也许还包括看书、看电视、看电影。那么看书的部分，可能还包括看小说吧。我们可以分析一个看小说的人的心理，他到底为什么要看小说？那自然因为小说对他构成了吸引力。
他的某些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梦想，小说可以给他圆上；他的生活过于沉闷，小说可以给他精神和情感的支撑；或者他从小说中可以获得某种道德上的教化，并由此产生共鸣；或者他仅仅是想通过看小说满足他私下的什么癖好。总之，小说所描写的一切，应该与他的现实生活有关，但又不仅仅是他现实生活的如实照搬。小说必须带给他思考、梦想、情感、精神力量等等。在他看小说的诸多目的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想给他的现实生活装上类似翅膀一样的东西，让他飞起来。用一句都市姑娘们的名言说，就是“High”一下。而这样的翅膀一样的东西，就是产生于小说对于现实生活的“虚构”。
也就是说，小说在现实生活的层面上，又虚构出了另一种生活，或许这可以叫做“小说中的生活”。
正是因为“小说的虚构”的存在，小说对于人来说才显得有了价值。而小说的价值，又使得人的现实生活不要总是显得那么没有价值。――虽然小说是虚构的，但人们读小说（看书）的行为却是实实在在的，是人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说，小说所虚构的一切，及其对人们思想情感的影响，使得人们的现实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和有趣了。奥斯卡·王尔德在《谎言的衰朽》一文中所说的，“生活模仿艺术，胜过艺术模仿生活”，隐隐约约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说到这里，不得不说一说“小说的真实”。诚然，小说的虚构，是小说的生命所在。可是小说虚构的源泉，却是来自某种真实的生活。小说要想对读者产生影响，就必须使读者对小说虚构的一切信以为真，必须使读者认为小说中的“虚构”，是可能的，是真诚的，是真实的。否则，读者那双幻想的翅膀，就永远无法装上，而小说的虚构，也就不成其为虚构，而是虚伪或胡说八道了，小说就会因为显得不真实而无法施展它那震撼人心的魔力了。
回到那句“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话的意思，据我理解，其中有一层大概是指人类的残酷程度已经远甚于艺术作品所能描写的残酷程度，而此时再从事艺术活动（比如写小说），那么就不可能真实地反映人类的状况，就失去了必要性。说这话的人，他的出发点和用意是好的，他提醒我们注意，艺术中的虚构，最终只有与人的现实生活达成默契，才能对人的生存构成意义。无论用文字、还是用颜料、还是用其它媒介所“虚构”的一切，只有被“真实”之光照亮，才算得上艺术。――可是他忽略了一点，就是如果人类的精神萎缩到不再需要那种真诚的、发自肺腑的、以虚构的方式使他的精神意志得到陶冶和激励的优秀艺术作品，如果人类不再幻想一种比现在的生活更为美好的生活，那么奥斯维辛还会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