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数本此经题记都是八旬老人所作,这些写本是否出自同一位老人之手呢？颇值寻味的是此数经多与《金刚经》成组合，这些《金刚经》又抄自同一范本、出自四川的印刷品——西川过家真印本。此印本之经文有三十二分，后接三段咒语（大身真言、随身真言、心中心真言）。仅抄写《金刚经》的八旬老人题记更多，从年号干支的排序来看，亦是同一位老人所抄。实际上，白化文、荣新江、陈祚龙已从不同角度注意了这位老人的写经lixiii，太史文已据此老人题记排定了现知《阎罗王授记经》的最早年代。其专著附录12列出了有关老人写8件《金刚经》与3件《十王经》共11件经本的情况，而白化文教授则更多举出了同时写有《金刚经》与《阎罗王授记经》的S.5450与S.5544加以讨论。笔者还发现个别《阎罗王授记》经前有《金刚经》后面的真言咒语，因而也是这种《金刚》、《受记》同抄的情况。以下将这类写经情况列出：

S.5534号《金刚经》题：天复五年乙丑（905）三月一日，信心受持，老人八十有二。S.5444《金刚经》题：天佑二年乙丑（905）四月廿三日，八十二老人手写此经，流传信士。S.5969《金刚经》题：天复（佑）64二年乙丑（906）十二月廿日，八十二老人手写流传lxiv。《金刚经》：天佑三年丙寅（906）正月廿六日，八十（下残）敦煌市博物馆藏053号。S.5451号《金刚经》题：天佑三年丙寅（906）二月二日，八十三老人手自剌血写之（相邻的S.5450写《金刚经》与《阎罗王授记经》）。S.5669号《金刚经》题：天佑三年丙寅（906）二月三日，八十三老人剌左手中指出血，经香墨写此金（经）。P.2876号《金刚经》题：天佑三年丙寅（906）四月五日，八十三老翁剌血和墨，手写此经……。国图敦有9号《金刚经》题：丁卯年（907）三月十二日，八十四老人手写流传lxv。S.4530号《阎罗王授记经》题：戊辰年（908）二月廿四日，八十五（后残）。散0535号《阎罗王授记经》题：戊辰年（908）七月廿八日，八十五囗三写流传。国敦列26《阎罗王授记经》：戊辰年（908）八月一日，八十五老人手写流传，依教不修，生入地狱。S.5544号《金刚经》与《阎罗王授记经》。其后题：奉为老耕牛一头，敬写《金刚》一卷，《受记》一卷，……辛未年（911）正月。
附：散262号为《金刚经》与《阎罗王授记经》经册。S．5585号《金刚经咒语》与《阎罗王授记经》。P．5580号为《金刚经咒语》与《阎罗王授记经》。

上列诸本的《金刚经》后，除敦煌博物馆本、散262号情况未明外，都题有“西川过家真印本”字样，说明是遵从此印刷本样式抄写。从写经字体考察，也确为同一老人所书。杜斗城先生还指出S.5585《阎罗王授记十王经》字体与S.5544一致，笔者则发现此经前面有《金刚经咒》的“心中心真言”。太史文著作附录10中列出的P.5580册子情况也相同，经前有《金刚经咒》真言。这说明这两件原为《金刚》与《阎罗王授记》同抄，《金刚经》亦用来自四川的古印本为准，符合此位老人写经习惯，且所写字体也与老人很相似，因而，《金刚》与《受记》的组合完全可能在908年以前就出现。从各写本与《金刚经》印本的关系、题纪年号与年龄与心绪及字体等因素，都可肯定此是一位老人所作，决非巧合。诸本题记可以清楚地反映其思想变化。如八十二岁时所写是为“受持”与“流传”；八十三岁所写则多刺血和墨而成，从“以死写之，乞早过世、余无所愿”（P.2876），已明显流露出考虑死后问题。八十五岁时有“依教不修，生入地狱”等句，且多写《阎罗王授记》经。八十八岁时则有为怨家债主与老耕牛神生净土之句lxvi。老人多写此经明显是接受了生前预修七七斋、写《阎罗王授记经》可得福报、免入地狱之说。此生人写经预修生七、为已修福，与翟奉达为亡妻修福，共同构成此经为生人、亡人修福观念深入民间的极好例证。
老人所写《金刚》与《受记》经排出序列，其中至少可以肯定时当五代初后梁开平二年（908）年与南汉乾化元年（911）年时有此经抄写之本。这已较纪年写本的同光四年（926）早18年。但老人写经之中是否有更早写本呢？笔者曾推想S.5450是否与S.5451同年所写，因为经号相连，其字体尤其金刚真言部分极为一致。但从老人题记中反映的对年号、干支的纪载越来越趋简之规律与此题记布局及略斜的特点来看，此说论据不够充分，因而笔者同意白化文认为S.5450与S.5544号同时的观点。又抄同本《金刚》的S.6726号题有“写经弟子兵马使汜安宁年可七十二”题记，白化文先生认为此人或为写经八十老人，但其年岁、纪年并未能完全相合。笔者注意到P.2784背面有“兵马使阴员宗（？）、汜囗囗”的题名lxvii。看来写这种写经在兵马使中曾流行，此位八十老人更有可能是这位阴员宗lxviii。

《双观音图》上题出的慈力已为“永安寺老宿”，而S2614是〈沙州诸寺僧尼名簿〉，此卷首部分就是永安寺僧，虽然有残损，但所幸“慈力”之名存焉。此卷年代原有唐乾宁二年（895）说，现又考为略晚的十世纪初lxxv。P.2250V号（约937年之前）《媇状》中永安寺部分lxxvi无慈力之名，定已辞世。慈力既是十世纪初的“老宿”，就不可能在九世纪中期已成“老宿”。这说明此幅唐风颇浓的〈双观音〉绢图时代应较原定晚很多。
以前学术界较多接受董绘《十王经图》在五代乾化辛未年（911）的论点lxxvii，其服装等细节特征确也有些较早的遗风，但我们从董绘三卷来整体考虑，从觉惠头饰出翅与相关图像对比等，特别是永安寺僧慈力题名之证，仍将董绘三卷排为10世纪初，长兴元年（930）与北宋开宝四年（971）为宜（据公历已是972年初）。在图像风格与文字证据与小有牴牾时，仍应服从文献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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