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海孔庙
○镇海孔庙
编号为19000343的铜版画《镇海孔庙》，画中魁星阁雕饰繁杂精美，双龙翻舞盘踞屋顶。英国画家托马斯·阿罗姆根据前人留下的原作品画成这幅孔庙图，其形制相当接近各地留存至今的清代孔庙形制，可见原画相当逼真。
清代礼制中，祭祀“至圣先师”孔子的礼仪是比较重要的。早在满人入关之前，他们就在盛京（今沈阳）建立了孔庙，由大学士范文程祭孔，配祭颜子、曾子、子思和孟子。入关后，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代沿用明代建制，在北京重修孔庙，地址选在北城，与国子监并列。清朝统治者比明朝统治者更加依靠正统的儒学思想，来维护官员意识形态。他们不断在孔庙增加配祀“贤人”，最后连黄道周、陆世仪、汤斌等本朝学者也放了进去。这便造成了后人看到清朝孔庙里的牌位比前代多的现象。
孔庙有一定的规制。庙南向，南门前一般设有石桥和池塘，有条件的还配上亭台楼榭园林等，以增加文人学者吟诗作画的雅兴。正门的两面，东西各有一门，通常书“仰高”“望止”等于门额之上。另外配上72个狮子石雕，以象征孔子七十二弟子之意。进大门后，两边有钟楼、鼓楼，为士人聚集时警醒之用。更大规模的孔庙，还在庭院里设左右碑亭，置放建庙碑记、官员题词等。庭院里坐南朝北的最大建筑，就是祭祀孔子的正殿大成殿。殿正中南向设孔子像或牌位，像两边左右昭穆配祀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在东西两边的墙上，又昭穆交错地竖立历代知名儒家学者的牌位。每当科举季节，举子们都到孔庙里焚香敬礼，祈祷孔子保佑他们科场成功。
儒家不立偶像，孔庙里不为孔子塑像，多的是画像，有的只立牌位。但是大成殿里的昭穆祭祀排列和祠堂里的牌位以及大雄宝殿里的菩萨、金刚、罗汉的排列秩序，有相似之处。
17世纪，一些欧洲在华传教士将中国人崇拜“至圣先师”孔子的理念进行了宣扬。后来，18、19世纪陆续有西方人到过镇海，他们包括耶稣会士、马戛尔尼使团、英国阿美士德号调查船，以及鸦片战争后占领宁波和舟山的英国军队。
“孔子是不是神”“儒家是不是教”这个问题，中国人不在乎，外国人却很重视。当时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人，对是否接受相信孔子的中国读书人成为基督徒产生了争议。当时，罗马天主教一度认为：中国士大夫不能入教，因为他们进孔庙，礼拜儒教。
熟知中国国情的传教士利玛窦为中国士大夫辩称：“每当朔望，大臣们以及秀才一级的人们都到孔庙聚会，向他们的先师致敬。这种情况中的礼节包括焚香烧烛和鞠躬跪拜。每年孔子诞辰以及习惯规定的其他日期，都向孔子贡献精美的肴馔，表明他们对他著作中所饱含的学说的感激……儒家不承认自己属于一个教派。”利玛窦强调，读书人的焚香跪拜，和愚夫愚妇的烧香拜佛不同，他们是在“感激”，并不是在“崇拜”和“祈祷”。因此，儒家不是宗教，不同于佛教、道教，这样天主教便可以将儒家包容进来了。

甬江入海口
甬江入海口与宁波口岸的故事
编号413的铜版画《甬江入海口》描绘了甬江口波涛起伏、船只往来的情形。根据考证，画上的情景为鸦片战争之后，各国商船在甬江入海口航行。
甬江是浙江省八大水系之一，被誉为宁波的“母亲河”。甬江是浙东运河入海前的最后一段河道，历史上曾在漕粮海运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也曾沟通内陆和海上丝绸之路。马戛尔尼访华使团的船只曾两次停泊在这里。
在一份西方文献资料中，记载着“从舟山起锚，行驶12英里，到达著名的通商口岸宁波”的文字。19世纪中叶，英国人到达宁波时，发现丘陵平原之中有66条运河，连通了大浃江，整个宁波的土地都能得到充分灌溉，交通又非常方便。
明亮的天空，适宜的气候，各种各样的大树……鸦片战争时英军参战军官宾汉说宁波的风景，是他在中国见过的最漂亮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麦金托什在从舟山到宁波的航行中，也赞美道：“这一段航路上的风景，无法形容出多么优美动人。”
在19世纪，英国人看见的宁波街道比广州的宽，宁波港停泊的船只比广州的漂亮。特别是那些和日本贸易的船只，非常豪华。不过，刻板的英国人也发现，宁波公共建筑简陋平庸，数量很少。大城市常见的书院、戏楼、茶馆、园林、庙宇等，在这里极为少见。他们惊讶地发现，有一座三百年历史的浮桥架在大浃江上，已经老朽。一座砖塔，成为城市唯一值得骄傲的建筑。英国人评价说，“多年来，宁波市民完全沉浸在生意中，把艺术生活全然放弃了。”
18世纪早期的时候，英国人曾经获准在宁波贸易，他们在这里购进丝绸、茶叶、瓷器和漆器，售出英国的毛纺织品和五金制品。后来，中国政府取消了英国商人的特权，将他们逐回广州和澳门。“回到宁波”，是19世纪中叶英国商人难以忘怀的情结。英国人对宁波寄予希望，他们认为“在帝国自由通商的口岸中，宁波或许会成为最大的外贸港。”
1793年7月，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从广州航行至宁波，当地官员前来拜访，表示民众愿意和英国通商的愿望。官员们带来了一个能说英语的翻译，他是几十年前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做过生意的宁波商人。商人说出了“菲次林”和“贝文’的名字，使团一查，果然是公司驻宁波和舟山的代理人。官员们说，当初停止和英国人的贸易，并不是宁波的责任，广州海关的官员想垄断对外贸易，抢走了宁波的生意。
19世纪30年代，东印度公司的林赛，为打开对华贸易的困境，他乘坐“阿美士德号”曾经三次在中国沿海城市调查，寻找良港。林赛在宁波很受欢迎，人们愿意和英国人打招呼，因为曾经在中英贸易中赚到过钱，“这里的老百姓都急于和‘大英国人’重建友好关系，而英国人仍然被官府称为‘黑鬼’（英国商人从东印度公司带来很多印度籍帮手，印度南方人肤色较黑，故称）、‘红毛’（早期来华的北欧商人有褐色头发者，后常指英国人）。”
宁波就是这样一个很实际的城市。人们不理会对外国人的文化歧视，只要能做生意，无分中外。这也就是鸦片战争以后，宁波人在对外经商中能够先行一步的原因。
上海开埠早期的“三十六通事”(36个登记注册的外贸翻译，上海最早的买办）中，除了远道而来的澳门、广州人，就是临近的宁波人。宁波商人后来能够在上海脱颖而出，在“十里洋场”上和具有悠久外贸经验的广东商人、占据地利优势的江苏商人竞争，除了他们吃苦耐劳的原因外，实在还有比较深远的历史渊源。

宁波万顷棉田
宁波万顷棉田背后的历史
编号为434的铜版画《宁波万顷棉田》描绘了农人在绿油油一片农作物田中劳作的情形。远处有个傍山的小城，城中竖立着一座塔，民居隐约可见，画面的背景是连绵的棉田和山丘。
这幅画作背后讲述了宁波棉田的一段历史。
明清之际，江南地区的棉纺织业十分发达，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明清棉花种植和棉布纺织的主要地区。长江流域的棉布出口到日本、印度和东南亚，欧洲商人称为“南京”。“南京”的成品布都印成蓝色，又称为“南京蓝”。欧洲商人一直在寻找“南京蓝”的故乡。他们被限制在广州贸易，最大限度能进入的中国最北方城市就是宁波。商人们无法进入松江府了解“万户机织，衣被天下”的胜景，只好退而求其次观察宁波规模较小的纺织业。
直到18、19世纪，宁波才开始大量种植棉花，但种植面积比长江和华北平原小得多。宁波的地势是东、西、南三面临山，北面是杭州湾，中间是一片平原。甬江、余姚江和奉化江从不同方向穿越宁波城。面向平原的南部土地比较肥沃，适宜种植水稻，而北部平原靠海湾，多沙土，含盐碱，适宜种植棉花。整个宁波平原上，杭州湾边的镇海、余姚是棉花的主要产地。
近代通商口岸中，宁波和上海是一对竞争对手。宁波处中国沿海的中部，原是明清以来传统的对外贸易城市，而上海本是江南地区的二三流的县城。到了清朝康雍乾等年代以后，宁波面临来自上海的竞争。
早在18世纪，上海的棉花种植就超过了宁波，棉布业执全国之牛耳。所谓“南京蓝”棉布，主要产自松江府。同时，乾隆年以后漕运转为海运，清朝从南方调拨的粮食、物资都从上海起运，上海又代替宁波成为东南沿海最大的运输和贸易港口。渐渐地，许多福建、广东商人也都在经营南北货。大豆、稻米、木材、海鲜等，都转移到上海经营。这样，上海就超越宁波，宁波变成了一个在上海阴影下的城市。
西方商人曾经寄大希望于宁波，指望这个老牌的通商城市成为“北方的广州”。但是，“五口通商”以后，上海异军突起。宁波在种植、贸易、航运和产业方面，都无法和上海竞争。上海本地的土布棉纺织业，在与洋布的不断竞争中，引进欧洲技术，发展成近代机器棉纺织业。偏居一隅的地理格局，使得宁波无法与上海竞争。
除了地理局限，宁波口岸的夭折也有人为原因。开埠初年，宁波和上海执行了不同的政策。上海开辟了专供外国人居住的“租界”，而宁波却指定了一个可以让外国人居住的特别区域，商人和侨民没有市政管理权。这满足了传教士和中国人打成一片的想法，却难以让商人满意。最终，商人在优渥的条件吸引下都跑去上海，留下了传教士们。
公元1855年，宁波22个说英语的人中，包括14名传教士（英国4人，美国10人），3名领事馆人员，商人只有5个。资金、人才和企业外流至上海，后来连传教士也陆续搬到上海开设教堂、学校、报馆、出版社。
宁波，终于成为在华西方人的旧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