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科技大学提前一年毕业的王嘉乐与何明浩，得到了牛津大学等三所著名高校发来的录取通知。新华社记者称，这意味着南科大自主颁发的文凭和毕业证书获得国际认可。
其实，只有17岁的王嘉乐收到牛津大学录取通知的消息，几个月前就有了。在“自授文凭”初露真身时，媒体再以之为核心信息做报道，显示曾陷于再行政化质疑的南科大，依然被人们寄予为高校改革趟出一条路的厚望。即将卸任的朱清时校长也认为，两名学生能进入世界名校是南科大四年教改的成功。他说：“这说明我们自己的文凭，我们的教学质量，国外大学是认可的。”
六七年来，南科大的改革跌宕起伏，成为万众瞩目的重大事件，正是因其在法人自治、设立有决策实权的理事会、自主招生和自授文凭等方面，试图做出实质探索。种种探索指向的方向，其实就是大学自治。
大学自治的核心精神，是让学校成为科研与教学的学术共同体，依照学术和教育的规律，而不是权力命令与行政等级的逻辑，来管理和运转。
大学自治的意蕴是亘古常新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有个设计，极有创造性：“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在这位著名思想家的眼里，学校代表着超越皇权的一维，而且可以作为皇权的有效制约。正是这类制度设计，才可能使皇权维持基本的规范，帮助社会治理跳出治乱循环。传统士大夫和皇权在理念上都基本认可的“道统高于政统”一说，在黄宗羲的思想里，正是通过学校来落定。
今时不同往昔，黄宗羲所担心的问题，已有了法治、分权和民主等一系列更有效的机制来解决。公天子之是非于学校，只是黄宗羲的一种美好理想，但这种理想，却在中国文化的脉络里，高标出了“是非”的根本重要性。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对是非的追求，就是对真理的追求。
站在国族林立的现实角度，在人文、社科和理工领域，能否有这种对“是非”追根究底的精神和机制，是一个国族能否在全球竞争中胜出的核心因素。站在人之为人的角度，关系到人的爱智本性能否充分实现。而自治的大学就是这种对“是非”追根究底的机制。
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人类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团体早已存在。很多自治的大学穿越了国家政权的更迭，在历史的绝大变迁中，承担着延续文明的重任。自治的大学，作为一种传承和拓展人类知识体系的组织，其重要性，至少不低于政府权力。稳定而公正的政治秩序和自由的学术研究，恰如国之两翼，引领着一个国家的国民走向更自由自在和充沛丰满的生存。
只有站在这样的角度来看待大学自治，我们才能更到位地把握中国教育改革的重要性，才能理解为何南科大的试验如此引人注目。正如原南科大筹备办副主任韩蔚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访谈时所说：“南科大改革，大家都输不起。国家输不起，广东输不起，朱校长也输不起。”
无论站在国民的角度，还是站在国族的角度，大学的去官僚化，让学术的归学术，行政的归行政，都已不能拖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里也很明白地提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这种新型关系的重要内容，就是让自治的大学，生长在自主的社会之中，而与政府形成良性互动，给国家和国民带来共同利益。
甚至不止于此。牛津大学等知名大学之所以录取两个非中国教育部授予文凭的学生，正因学术研究乃是一项人类知识分子的共同事业，不同国籍的学者，不同国家的大学，有可以大致沟通的学术标准。一个学者的学术成果是否有价值，一个学生是否有学术研究的潜力，并非一纸文凭所可证明。一个大学是否世界一流，更绝非其行政级别和“项目”数量所可证明。
在中国公立大学官僚化、行政化严重的背景下，南科大探路大学自治，弥足可贵。自筹办以来，港科大三位教授因理念等问题退出，南科大与政府定位仍在磨合，朱清时校长卸任后继任者的理念与能力等等，都在考验着这所大学能在自治的道路上走多远。
但无论如何，我们首先应清晰了解大学自治的重要，应相信大学自治的力量。
其实，只有17岁的王嘉乐收到牛津大学录取通知的消息，几个月前就有了。在“自授文凭”初露真身时，媒体再以之为核心信息做报道，显示曾陷于再行政化质疑的南科大，依然被人们寄予为高校改革趟出一条路的厚望。即将卸任的朱清时校长也认为，两名学生能进入世界名校是南科大四年教改的成功。他说：“这说明我们自己的文凭，我们的教学质量，国外大学是认可的。”
六七年来，南科大的改革跌宕起伏，成为万众瞩目的重大事件，正是因其在法人自治、设立有决策实权的理事会、自主招生和自授文凭等方面，试图做出实质探索。种种探索指向的方向，其实就是大学自治。
大学自治的核心精神，是让学校成为科研与教学的学术共同体，依照学术和教育的规律，而不是权力命令与行政等级的逻辑，来管理和运转。
大学自治的意蕴是亘古常新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有个设计，极有创造性：“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在这位著名思想家的眼里，学校代表着超越皇权的一维，而且可以作为皇权的有效制约。正是这类制度设计，才可能使皇权维持基本的规范，帮助社会治理跳出治乱循环。传统士大夫和皇权在理念上都基本认可的“道统高于政统”一说，在黄宗羲的思想里，正是通过学校来落定。
今时不同往昔，黄宗羲所担心的问题，已有了法治、分权和民主等一系列更有效的机制来解决。公天子之是非于学校，只是黄宗羲的一种美好理想，但这种理想，却在中国文化的脉络里，高标出了“是非”的根本重要性。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对是非的追求，就是对真理的追求。
站在国族林立的现实角度，在人文、社科和理工领域，能否有这种对“是非”追根究底的精神和机制，是一个国族能否在全球竞争中胜出的核心因素。站在人之为人的角度，关系到人的爱智本性能否充分实现。而自治的大学就是这种对“是非”追根究底的机制。
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人类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团体早已存在。很多自治的大学穿越了国家政权的更迭，在历史的绝大变迁中，承担着延续文明的重任。自治的大学，作为一种传承和拓展人类知识体系的组织，其重要性，至少不低于政府权力。稳定而公正的政治秩序和自由的学术研究，恰如国之两翼，引领着一个国家的国民走向更自由自在和充沛丰满的生存。
只有站在这样的角度来看待大学自治，我们才能更到位地把握中国教育改革的重要性，才能理解为何南科大的试验如此引人注目。正如原南科大筹备办副主任韩蔚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访谈时所说：“南科大改革，大家都输不起。国家输不起，广东输不起，朱校长也输不起。”
无论站在国民的角度，还是站在国族的角度，大学的去官僚化，让学术的归学术，行政的归行政，都已不能拖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里也很明白地提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这种新型关系的重要内容，就是让自治的大学，生长在自主的社会之中，而与政府形成良性互动，给国家和国民带来共同利益。
甚至不止于此。牛津大学等知名大学之所以录取两个非中国教育部授予文凭的学生，正因学术研究乃是一项人类知识分子的共同事业，不同国籍的学者，不同国家的大学，有可以大致沟通的学术标准。一个学者的学术成果是否有价值，一个学生是否有学术研究的潜力，并非一纸文凭所可证明。一个大学是否世界一流，更绝非其行政级别和“项目”数量所可证明。
在中国公立大学官僚化、行政化严重的背景下，南科大探路大学自治，弥足可贵。自筹办以来，港科大三位教授因理念等问题退出，南科大与政府定位仍在磨合，朱清时校长卸任后继任者的理念与能力等等，都在考验着这所大学能在自治的道路上走多远。
但无论如何，我们首先应清晰了解大学自治的重要，应相信大学自治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