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葛剑雄 《历史学家茶座》第8
《历史学家茶座》约我笔谈“治学之路”，一时不知从何起笔。某日忽然想到“功夫在书外”这句话，觉得不如以此为题。所谓“治学”，无非是指学习或研究自己的专业，我的专业是历史地理，应该讲我如何进入历史地理的研究领域才是。不过我觉得，纯粹的专业范围太窄，具体心得也难免有此局限，对非本专业的朋友未必有用。倒不如讲些专业以外的甘苦，或许能提供些经验或教训，这才想到了这个题目。所谓“书”者，是指本专业。
与今天的学生相比，我进入专业领域实在太晚了——1978年10月才考取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的研究生，还差两个月就满33岁了。而在此之前，我的全部学历是高中毕业加上一年上海外语学院夜大学两年级。报考研究生时我并不知道历史地理专业的确切定义，以为是历史加上地理——都是我喜欢的专业。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新婚成家，不想离开上海，所以只能在上海的大学和导师中选择。到复试阶段，看了当时上海图书馆能找到的有关书籍，包括先师和顾颉刚、侯仁之、史念海等人的一些论著，才知道并非自己所想的那么简单。
研究生入学后，发现四位同门中，两位是本校本专业的毕业生，一位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一位虽非历史或地理专业出身，却也毕业于名牌大学，且有多年的工作经验，我自然最低。我们的年龄排列也很巧——每人差一岁，我也是排在最后。开学时，谭师还是住在华东医院，为我们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在医院的大厅中进行的，以后才转到医院附近辞书出版社的一间会议室。除了政治、英语和我自己加修的日语外，没有其他课程，剩下的时间都是自己找书看。见其他同学都已轻车熟路走上正轨，我却还不知道从何入手，只能按照先师布置，从读《汉书·地理志》入手。看到有的同学确定了研究方向，有的已在撰写论文，心中更感焦急。但一年多后，学校领导决定由我担任先师的助手，使我获得了特殊的机会。当时先师已69岁，由于在1978年初突发脑血栓留下半身不遂的后遗症，左侧手脚行动不便，但他的学术和社会活动相当繁忙，承担着多项重大科研项目。我担任他的助手后，一般每周去一二次，电话联系就更频繁，帮他整理材料，处理信件，安排日常事务，也做些科研和教学的辅助工作。在他外出时，我一般全程陪同。1981年5月13日，我陪先师赴京出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大会，接着又在香山参加民族史讨论会，到6月1日才返回上海。这是我第一次陪先师外出，也是平生第一次乘飞机。此后直到1991年10月他最后一次发病，除了我去美国访问一年外，我一直陪同他外出或住在工作场所，最多的一年有13次之多，最长的一次达半年。
由于朝夕相处，随时可以得到先师的耳提面命，我不仅逐渐熟悉了先师的学术思想和成果，也了解了他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包括他尚未发表的观点和正在探索的问题。例如他对历史上的中国应如何解释，如何界定的探讨经历了很多年，在“文革”期间曾以此为题作学术报告，但当时难免不受到“左”的思潮的影响。1981年在民族史讨论会上他又就此问题作了一次报告，但在整理发言稿时仍有一些地方不满意。多年后此稿发表，但他仍不时与我谈及其中一些观点。《中国历史地图集》出版后，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评价文章，他觉得有些方面没有说清，或者并没有涉及要害。在他的启示下，我也写了一篇，较深入地讨论了一些旁人较少涉及的方面。他觉得有新意，认为有些问题应该在编绘《国家历史地图集》时加以改进。又如他撰写《论〈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一文时，我陪他经历了从确定题目，收集资料，解决难题，到分享完成的喜悦的全过程。与其他同学及同事相比，我不仅增加了很多接受先师言传的机会，更能随时接受他的身教，学到必须通过意会的学问。1981年10月8日，我顺利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该文当年底即在《中国史研究》发表。1982年3月，我被录取为先师的在职博士生，一年多后，我完成了课程和博士论文，经教育部特批提前毕业，于1983年8月通过论文答辩，8月获博士学位，为全国文科首批。1985年提升为副教授，1991年晋升教授，1993年评为博导。1996年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第三任所长，1999年兼任教育部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2004年被聘为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历史学家茶座》约我笔谈“治学之路”，一时不知从何起笔。某日忽然想到“功夫在书外”这句话，觉得不如以此为题。所谓“治学”，无非是指学习或研究自己的专业，我的专业是历史地理，应该讲我如何进入历史地理的研究领域才是。不过我觉得，纯粹的专业范围太窄，具体心得也难免有此局限，对非本专业的朋友未必有用。倒不如讲些专业以外的甘苦，或许能提供些经验或教训，这才想到了这个题目。所谓“书”者，是指本专业。
与今天的学生相比，我进入专业领域实在太晚了——1978年10月才考取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的研究生，还差两个月就满33岁了。而在此之前，我的全部学历是高中毕业加上一年上海外语学院夜大学两年级。报考研究生时我并不知道历史地理专业的确切定义，以为是历史加上地理——都是我喜欢的专业。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新婚成家，不想离开上海，所以只能在上海的大学和导师中选择。到复试阶段，看了当时上海图书馆能找到的有关书籍，包括先师和顾颉刚、侯仁之、史念海等人的一些论著，才知道并非自己所想的那么简单。
研究生入学后，发现四位同门中，两位是本校本专业的毕业生，一位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一位虽非历史或地理专业出身，却也毕业于名牌大学，且有多年的工作经验，我自然最低。我们的年龄排列也很巧——每人差一岁，我也是排在最后。开学时，谭师还是住在华东医院，为我们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在医院的大厅中进行的，以后才转到医院附近辞书出版社的一间会议室。除了政治、英语和我自己加修的日语外，没有其他课程，剩下的时间都是自己找书看。见其他同学都已轻车熟路走上正轨，我却还不知道从何入手，只能按照先师布置，从读《汉书·地理志》入手。看到有的同学确定了研究方向，有的已在撰写论文，心中更感焦急。但一年多后，学校领导决定由我担任先师的助手，使我获得了特殊的机会。当时先师已69岁，由于在1978年初突发脑血栓留下半身不遂的后遗症，左侧手脚行动不便，但他的学术和社会活动相当繁忙，承担着多项重大科研项目。我担任他的助手后，一般每周去一二次，电话联系就更频繁，帮他整理材料，处理信件，安排日常事务，也做些科研和教学的辅助工作。在他外出时，我一般全程陪同。1981年5月13日，我陪先师赴京出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大会，接着又在香山参加民族史讨论会，到6月1日才返回上海。这是我第一次陪先师外出，也是平生第一次乘飞机。此后直到1991年10月他最后一次发病，除了我去美国访问一年外，我一直陪同他外出或住在工作场所，最多的一年有13次之多，最长的一次达半年。
由于朝夕相处，随时可以得到先师的耳提面命，我不仅逐渐熟悉了先师的学术思想和成果，也了解了他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包括他尚未发表的观点和正在探索的问题。例如他对历史上的中国应如何解释，如何界定的探讨经历了很多年，在“文革”期间曾以此为题作学术报告，但当时难免不受到“左”的思潮的影响。1981年在民族史讨论会上他又就此问题作了一次报告，但在整理发言稿时仍有一些地方不满意。多年后此稿发表，但他仍不时与我谈及其中一些观点。《中国历史地图集》出版后，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评价文章，他觉得有些方面没有说清，或者并没有涉及要害。在他的启示下，我也写了一篇，较深入地讨论了一些旁人较少涉及的方面。他觉得有新意，认为有些问题应该在编绘《国家历史地图集》时加以改进。又如他撰写《论〈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一文时，我陪他经历了从确定题目，收集资料，解决难题，到分享完成的喜悦的全过程。与其他同学及同事相比，我不仅增加了很多接受先师言传的机会，更能随时接受他的身教，学到必须通过意会的学问。1981年10月8日，我顺利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该文当年底即在《中国史研究》发表。1982年3月，我被录取为先师的在职博士生，一年多后，我完成了课程和博士论文，经教育部特批提前毕业，于1983年8月通过论文答辩，8月获博士学位，为全国文科首批。1985年提升为副教授，1991年晋升教授，1993年评为博导。1996年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第三任所长，1999年兼任教育部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2004年被聘为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