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潜地导弹，主要是指从潜艇上发射的导弹。因潜地导弹是在水下核潜艇上发射，很多技术问题都不同于陆地发射的导弹，譬如导弹如何克服水中阻力、弹体如何密封等难题，都是黄纬禄他们首先必须要攻克的。 作为总设计师的黄纬禄，其心上的压力是相当大的；但黄纬禄当时真正的压力，还不是来自技术，而是源自政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热潮如火如荼，殃及全国，身处导弹秘密研究机构的黄纬禄自然也在劫难逃。由于黄纬禄是在英国“喝过洋墨水”的专家，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就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很快“靠边站”了；他的三个孩子，因此受到牵连，被迫离开北京，一个去了东北，两个去了云南；而他本来就体弱多病的老伴，更是雪上加霜，身体每况愈下，精神备受煎熬。所以年过半百的黄纬禄每天不仅要照顾担惊受怕的老伴，还要牵挂远在天边的三个孩子。 但是，在那段灰暗的日子里，黄纬禄无法割舍、最最牵挂的还是导弹。为了激励自己坚持把导弹搞下去，他把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偷偷抄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纵使世界给我珍宝和荣誉， 我也不愿离开我的祖国。 纵使我的祖国在耻辱中， 我还是热爱、祝福我的祖国。 为了让 为了让导弹的研制工作少走一点弯路，尽可能避免和减少国家的损失，黄纬禄忍辱负重，强装笑脸，每天坚持到试验现场，给同事们打开水，送报纸；或者清理现场，打扫卫生；一旦遇有机会，他就帮着送些仪器，做点记录，或者提点工作上的建议，谈点技术上的设想；有时还会忍不住把当天觉得不妥的问题带回家去，晚上偷偷计算好之后，第二天再把结果告诉有发言权的人。 因此，经历四年“文革”磨难的黄纬禄突然被任命为总设计师后，一方面感到责任重大，一方面又感到诚惶诚恐。 “巨浪一号”导弹研制初期，研制单位涉及全国19个省市、10个工业部门，横跨5个研究院、3个研制基地，承担任务的单位多达109个！而黄纬禄的工作单位地处郊区，交通非常不便。为了尽快搞出“巨浪一号”导弹，他每天坚持骑自行车，往返50多公里，风里雨里，披星戴月，上班下班，从不迟到早退。有一年冬天，北京下雪，路上结了冰，他在骑车上班途中拐弯时不小心，摔了个大跟头，胳膊摔伤了，吃饭时连筷子都拿不住。但第二天一大早，他竟爬起来去挤公共汽车！尽管路上来回要折腾三四个小时，但他依然坚持每天挤公共汽车上班。 在那段时间里，黄纬禄带着年轻的“巨浪一号”研制团队，几乎走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大漠荒原和戈壁深处，而后大胆提出了“台、筒、艇”三步发射的研制程序，即：第一步在发射台上做试验，第二步在陆上发射筒中打导弹，第三步在舰艇上打遥测弹。 但潜艇在几十米深的水下发射导弹，如何确保潜艇的绝对安全，是个大难题。在这个问题上，某国的潜艇就曾经发生过一次严重事故：导弹射出水面后没点着火，结果导弹落下来后把潜艇给砸扁了，导致艇毁人亡！所以，搞潜地导弹，一般都要做“陆上水基试验”。此前，中国计划在西部挖建一个大池子，然后把黄河的水引出来，再做水下试验。当时，这个坑已经挖了一半，挖坑的工程费已花了约200万。如果这个坑全部弄好，估计国家得投入上亿元！ 黄纬禄和同事们经过认真研究之后，觉得这个挖坑的办法既费时、费力、还费钱，于是大胆提出一个方案：在南京长江大桥上做弹体落水试验！ 在南京长江大桥做试验非常艰苦。晚上睡觉不挂蚊帐，会被蚊子咬；挂了蚊帐，里面又热得很厉害，一觉醒来，底下垫的席子汗水都能印出人影来。用于实验的弹体直径只有1.4米，人进去的时候要弯着腰，甚至要爬着才进得去。里面温度很高，又不通风，再加上有胶水气味，环境非常恶劣。进去的人都是穿着裤衩光着膀子的，每次换一个人出来，都是全身大汗，裤衩都湿透了！二院原副院长王文超回忆说，当时“巨浪一号”导弹壳体内的温度，高达50多摄氏度，在像火一样的太阳烘烤下，弹体一会儿便热得烫手，而且弹体内还弥漫着有毒的化学气体。但快60岁的黄纬禄和同事们每天都要坚持钻进蒸笼般的弹体内。黄纬禄的女儿黄道群也说，试验结束后，父亲回到北京，身上几乎长满了痱子，痒得实在受不了时，就干脆泡在凉水里。 就这样，“巨浪一号”团队在黄纬禄的带领下，通过12年默默无闻的卧薪尝胆，总算取得了中国固体导弹技术和潜射技术的重大突破，为国家节约经费上亿元，并最终迎来了万众期盼、泪湿衣襟的这一天—— 1982年10月，黄纬禄带着他的团队亲临渤海，参加中国第一枚固体导弹的潜艇水下发射试验。此次试验动用舰船近百艘，参试人员上万人！ 然而，试验这天，一级发动机点火后，喷火的“蛟龙”裹着水柱刚刚跃出海面，导弹便失去控制，迅即偏离方向，超出安全控制，瞬间横空爆炸！ 导弹爆炸，让身为总师的黄纬禄痛心疾首无地自容。为了试射这枚导弹，中国此前已向世界各国发出公告：对某公海地区封海两个星期！这其实等于向世界宣布，中国要进行潜艇导弹试验发射！可现在，发射失败了，导弹爆炸了，面对世界，情何以堪！ 当晚，试验队全体队员们滴水不进，一夜无眠。第二天，试验队又传出一个信息：有人要追查这次试验失败的责任！ 关键时刻，黄纬禄挺身而出，及时召开会议。他在会上说的第一句是：“我是总设计师，这次试验失败，我负主要责任！”接着，黄纬禄带领大家，很快找到了第一枚导弹失败的原因。 但第二枚导弹是否发射，何时发射，试验队内部认识不一，只有等待上级的命令。

对此，黄纬禄心急如焚。中国此前向世界发布的禁海时限只剩几天时间了，若就此被动等下去，肯定错过此次发射时机；加上这是在海上发射，海上波涛滚滚风卷浪涌，气候时时刻刻变化多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发射窗口”也不允许等！ 黄纬禄自告奋勇，及时向上级反映了情况，并提出要求：希望尽快发射第二枚导弹！ 但黄纬禄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临近发射的头天晚上，北京一位领导突然给他打来紧急电话，意思说：鉴于此次发射事关重大，是否推迟几天，把相关问题再考虑考虑？ 这位领导的话，不是否定，也不是肯定，而是让黄纬禄自己“考虑考虑”。这让身为总师的黄纬禄感到难上加难。如果不坚持发射，最后受损的不是个人荣誉而是国家利益。倘若坚持发射，万一失败了，谁来承担责任？ 最后，经过再三分析、思考，黄纬禄还是拿起电话，向上级领导报告说：“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已经考虑过了，应该准备的也全准备就绪。我认为发射条件已经具备，不宜推迟，建议按时发射。但如果上级决定推迟，我执行命令。” 很快，北京指示：尊重第一线同志的意见，同意按计划发射。 1982年10月12日，第二枚导弹正式发射。发射这天，全体试验队员列队码头，黄纬禄站在队伍前，只简单说了几句话：“现场如果出了什么问题，少汇报，大胆做主！该做什么做什么，按程序执行，出了问题，我来负责！” 结果，发射成功，举国同庆。 当晚，在试验基地举行的庆功会上，一向情感内敛的黄纬禄豪情激荡，诗兴大发，作诗一首： 龙腾虎啸刺九霄，群情振奋心暗焦。 航程段段传喜讯，忧虑之情渐渐消。 忽闻落区传捷报，万众欢腾齐跳跃。 弹头中靶精度高，胜者心潮如惊涛。 诗中“惊涛”二字，足见此次发射，黄纬禄的内心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严父，慈师，“两弹”元勋 大女儿黄道群说：“当年单位还是部队建制的时候，水电费都不用自己家交。家里有电熨斗，但父亲从来不准我们用，直到后来每家自行交水电费后，才允许我们用电熨斗。” 1984年，黄纬禄荣立航天部一等功； 1986年，黄纬禄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91年，黄纬禄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黄纬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最后这个奖项，是黄纬禄一生获得的最高奖赏。这一年，一直隐姓埋名默默无闻的黄纬禄已是一位83岁高龄的老人了。 黄纬禄是技术专家，他时常念叨的一句话却是：“一个人的品德，比技术更重要！”黄纬禄对自己有一个叫“三个三”的要求：在基地工作，要和大家一起排队买饭，一起搞卫生，一起扫厕所；出差时，只要能走出去就行，有饭吃就行，有地方睡觉就行；用公车时，自己办私事不能派车，接送亲友不能用车，家人有事不能搭车。 黄纬禄从1965年起到离开这个世界，一直住在一间并不宽敞的老房子里。本来，其间他有三次搬进将军楼、部长楼和院士楼的机会；但他就是坚持不搬，且一住就是半个世纪。他的大女儿黄道群说：“当年单位还是部队建制的时候，水电费都不用自己家交。那个时候家里有电熨斗，但父亲从来不准我们用，只能用火烙铁，直到后来每家自行交水电费后，才允许我们用电熨斗。” 而黄纬禄对工作的态度，更是远近闻名、有口皆碑。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有一次导弹出了故障，作为总师，黄纬禄焦虑不安，精神非常紧张。于是他在主持召开总师扩大会的时候，头痛发烧，还因长期的胃溃疡而引起胃出血。黄纬禄让秘书弄点止血药回来，自己悄悄做了处理，并再三叮嘱秘书：“不要外泄我的病情！”就这样，他靠着止血药，忍着病痛，直到第五天会议结束才被送进医院。医生检查结果：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输尿管结石，还有心脏病！且因操劳过度，体重还掉了22斤！ 到了晚年，黄纬禄的身体已大不如从前，但不少航天系统的技术专家、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企事业单位的青年学子、试验基地的军官士兵、附近学校的老师学生，都喜欢前来向他讨教，他的家常常成了办公室和课堂。每逢客人来访，黄纬禄都会让女儿帮他穿戴整齐，然后提前坐在沙发上，恭候客人的到来；但凡请教他的人，无论熟悉的还是不认识的，他都满腔热情，诚恳相待，一视同仁，尤其是对青年人，他更是厚爱有加倾力相助。 2011年11月23日20时08分，历经95个风雨春秋的黄纬禄闭上眼睛，永远离开了我们，也永远离开了他默默坚守了一辈子的“战场”——一个没有炮火硝烟、名利金钱、鲜花掌声的“战场”。这个“战场”只属于国家，不属于他个人。 选编自《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13年第1期
航天四老

我国著名的火箭与导弹控制技术专家和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16年12月18日出生于安徽芜湖市。194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1] )电机系，1943年赴英国实习，1945年在伦敦大学帝国学院攻读无线电专业，获硕士学位。建国后，在重工业部电信局上海电工研究所、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院任研究员。1957年转入国防部五院二分院，先后任研究室主任、总工程师、高级技术顾问，曾当选中国共产党“十三大”代表和全国人大第六届、第七届代表。航天科技集团和航天科工集团高级顾问。“巨浪之父”“东风-21之父”。中国“航天四老”之一。
在负责弹道导弹和运载火箭控制分系统的研制工作中，就非常重视关键技术的预先研究，相继解决了从中近程到中程、从中程到远程、从单级到二级导弹的控制技术；解决了从固定式单机发动机到摆动式四机并联发动机，液体晃动和多次振型弹性弹体的姿态稳定问题；还解决了控制系统抗级间分离干扰等多项关键技术。他还组织了多种制导方案的分析研究与讨论工作。这些不仅保证了在研型号控制系统的研制成功，还为后续型号控制系统方案的选择、确定和研制工作奠定了理论与技术基础，贮备了可用的科技成果。对于型号研制中遇到的技术难题，他都身先士卒，亲自进行分析、计算，参加论证和试验。例如：测量加速度计的比例误差问题，他分析了加速度计在离心机上受离心力情况下的质量平衡与受力问题，提出了与加速度计承受平面力场的情况基本相同的见解，其不同点是受离心力时还有一个附加的旋转力矩，但引起的误差很小，解决了加速度计比例误差的测量问题，并撰写了《关于利用离心机测量加速度计的比例误差问题》的科技报告。他还针对舵机输入信号变化率变号时（指正负变号）对控制系统带来的不利影响，经过分析研究，提出在控制绕组内引入一频率稍高、幅值适当交变电流的消除方法，为此，他撰写了“补偿舵机磁滞回线的措施”的科技报告；他还分析研究了数字控制稳定系统、陀螺加速度光栅偏移等新难技术问题，相继于1976年和1978年完成了“关于数控稳定系统一个方案的设想”、“关于陀螺加速度计光栅的偏移对各种信号相位差的影响分析和调整方法”等科技报告。这些研究成果都对我国导弹与航天有关型号的研制和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在型号研制中曾提出一些用简单的原理和方法，解决重大疑难问题的建议。加：采用三台高速摄影机拍摄导弹出地下井时相对井中心轴的位移；用四台高速摄
黄纬禄
影机拍摄导弹在四个方位上的位移，以此推算导弹在井内的漂移量等。这些都为当时的飞行试验测量解决了实际的难题。严谨务实、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黄纬禄在主持型号研制工作中，非常注重深入科研生产第一线，在研制、试验的第一线处理、解决和决策技术问题。他提出并冒盛夏酷暑指挥了利用南京长江大桥进行弹体入水的结构强度试验及入水深度试验，取得了满意的结果。在飞行试验现场的导弹测试中，发现弹上计算机多输出了脉冲，由于他对控制系统纯熟的了解，立即意识到多输出的脉冲将影响落点精度，他根据多的脉冲数与时间成正比的测试结果，准确地判定是由于弹上计算机内的时钟脉冲太窄，有时将加速度计的输出脉冲一分为二所致，他决定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在测试中还有一次出现少脉冲的现象，经过分析，确认是由于弹上电缆与测试电缆状态不同，因而电阻值不同，影响温控电桥平衡，改变了加速度计的温度所造成的，经更换相同阻值的测试电缆后，问题迎刃而解。在一次飞行试验中，导弹出水后自毁，飞行试验失败。作为现场技术总指挥的黄纬禄，尽管心情沉重，但他在挫折和失败面前镇定自若、毫不气馁，同有关的科技人员一起分析遥测数据，对分离插头上的每个接点对应的参数逐一判读，查出是因为分离插头误分离造成的故障。在试验现场采取了有针对性的综合治理措施，使另一发导弹进行了成功的发射。他在研制、试验、生产的第一线，从不放过任何一个质量与可靠性问题，总是查个水落石出，使问题得以彻底解决。他也深知处理、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异常宝贵，根据了解和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倡导并审编了水下发射导弹和陆基固体导弹的《故障汇编》，汇集了研制、试验过程中所发生的质量与可靠性等问题，列举了处理和解决问题的经过与经验教训。这本汇编对后续型号及其他型号的研制都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不能忘记的伟人

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