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爱德华·W．赛义德 转贴自：当代文化研究网 点击数：129
V．C．基尔南说：“帝国必定有它们依从的思想模式或条件反射，朝气蓬勃的民族梦想称雄世界，犹如年轻人梦想功名和财富。”*
基尔南的说法很有道理。然而我相信，如果因此认为欧美文化里的一切都促成或巩固了那个宏大的帝国观念，即帝国是在1870年之后的
“帝国时代”里才接管了那些社会，那就是一个过于简单和简化的命题。但是反过来说，也绝不能忽视19世纪早期的叙事中、政治理论中或图画技术中鼓励乃至确保西方能够随时感受帝国经验的那些倾向。我们还必须指出，文化也许对帝国使命观念进行了抵抗，但是主要的文化思想部门并没有大力支持这种抵抗。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这个自由主义者竟然说：“文明民族对各自的独立和民族性互相负有神圣的职责，但是这样的职责并不针对那些独立和民族性带来坏处或顶多是成问题的好处的民族。”
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这里的神圣义务到了那里就不再是神圣义务?这些问题只有从牢固建立在一整套特殊的道德、经济以及形上学规范之上的文化角度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这一套规范赞同在本土或欧洲建立良好的秩序，但是否认域外有建立同样秩序的权利。这样说也许显得乖谬或极端，可是我认为道出了欧洲的某种福祉和文化身份与帝国对海外番邦的苛刻而审慎的征服之间的联系。今天要理解任何类型的联系都是非常困难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往往把整个复杂的事情弄成简单得让人无法接受的因果关系，并由此制造出谴责和辩解之辞。我不是说19世纪早期欧洲文化的主要事情是它引起了19世纪后期的帝国主义，我也并不是暗示欧洲的前殖民地世界的所有当代问题都应该谴责欧洲。我是说，欧洲文化的特点至少是：经常认为只有自己的好恶才是有效的，并且把自己的好恶推及帝国统治的遥远属地。密尔就是这样做的：他一直建议不要让印度独立。由于各种原因，帝国统治在1880年之后更加迅猛地席卷了欧洲，这种精神分裂症的表现便也成了一种很有用的习惯。
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丢弃那种以欧洲与非欧洲世界关系为中心的简单的因果思维模式。这也要求我们适当放松那种关于时间连续性的同样简单的时序观念。例如，我们绝不会同意有人因为华兹华斯、简·奥斯丁和哈兹利特是在1857年之前写作的而把英国对印度的正式管辖归因于他们。我们真正应该努力辨明的是关于不列颠的不列颠作品的公开模式与关于不列颠群岛之外世界的再现之间的对位关系。对位的本来模式并非时间性的，而是空间性的。在19世纪晚期全面系统的殖民大扩张之前，比如说在争夺非洲之前的那段时间里，作家们如何看待自身和作品在那个更大世界中的位置?原来，他们使用了一些惊人而谨慎的策略，使用了关于本土、民族及其语言和关于合适的制度、良好的行为以及道德价值等肯定性的观念；这些策略的来源大都是可以想见的。

时运不佳的普莱斯姐妹看中了贝特莱姆兄弟。尽管范妮年龄最小，但是她被送到曼斯菲尔德庄园后，逐渐成了注意的焦点，她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同样，贝特莱姆兄弟也放弃了伦敦的生活(由于“贝特莱姆太太身体欠安，十分慵懒”)，干脆过来住在乡下。
维系这种生活的物质来源是他们在安提瓜岛的经营不佳的贝特莱姆地产。奥斯丁颇为吃力地向我们展示了两个看似分离、实则交汇的过程：范妮对于包括安提瓜岛地产在内的贝特莱姆家的经济越来越重要，范妮本人在无数的挑战、威胁和惊变面前变得更加沉着坚定。然而在这两个过程中，奥斯丁的想像力表现出一种无比强劲的势头，我们可以称之为地理和空间大清理。范妮10岁时初到曼斯菲尔德庄园，那时还是一个战战兢兢的无知的小女孩，她还不会把“欧洲地图拼凑在一起”(《曼斯菲尔德庄园》，第54页)；小说前半部的行动基本上都与空间有关，一般都根据空间指称、误用或误解事物。不仅身在安提瓜岛的托玛斯爵士要把那里的事情和家里的事情处理好，而且曼斯菲尔德庄园里的范妮、埃德蒙和姑姑诺里斯也在商讨她应该在什么地方起居，什么地方读书，什么地方工作，什么地方生火，朋友们和表亲们则关心如何改进地产，展望和争论礼拜堂(宗教权威)对于家庭生活的重要性。为了添乱，克罗福特一家(他们的家庭背景中有很明显的法国色彩)建议上演一出戏，范妮感到非常困惑，她不能参与此事。尽管柯茨布的《情人们的誓言》中的角色和目的非常混乱，但是演出准备工作照常进行。
我认为不妨可以这样猜测，托玛斯爵士远在异域打理他的殖民地花园，这里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许多处置不当之事(显然与女性的“不懂法度”有关)。人们在庄园里随便走一遭，就会出现这种问题，互相会不期而然地见面，更不用说青年男女的打情骂俏，私托终身。真正的父母权威已经荡然无存，贝特莱姆太太漠不关心，而诺里斯小姐则关心不当。筹备演戏的过程突出了争论辩白、含沙射影、对号入座，最危险的是离淫佚放荡已经不远了(但是从未真正发生)。范妮早期的那种疏离感、距离感和恐惧感都源于她的第一次离家，她现在已经有了一种辨别是非轻重的替代意识。但是她还没有力量处置自己感到不安的事情，直到托玛斯爵士有一天突然从“国外”归来，自己才有了主心骨。
托玛斯一露面，演戏准备工作就停止了，为了表现这种令行禁止的情形，奥斯丁专门用一段文字叙述了托玛斯爵士重新确立本土统治的情景：
这个上午他非常忙碌。找他们谈话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不得不全面恢复自己在曼斯菲尔德的生活和工作：找管家，看代理人，检查，计算，顺便走进马厩、花园和近处的种植场去看看。他精神饱满，有章有法，当他以一家之主的身份重新在餐桌旁落座时，不仅把这一切都摆子了，还让木工拆除最近搭建在弹子房里的玩艺儿，打发了画布景的人，而且非要把画师远远打发到诺坦普顿，才感到快意和放心。画师走了，但是把一个房间的地板弄坏了，把马夫的海绵用坏了，弄得五个侍应他的人无所事事，非常不满。托玛斯爵士满心希望再有一两天就能完全清除让人
想起“情人们的誓言”的东西，要销毁宅子里流散开的所有“情人们的誓言”，只要他碰上，就要烧毁。(《曼斯菲尔德庄园》，第206页)
这一段文字的力量是毋庸置疑的。这不仅是鲁宾逊式的重整河山，而且也是早期清教对所有轻薄行为的剿除。我们可以断定，托玛斯爵士在安提瓜岛上肯定也是这样做的，而且规模更大，这与《曼斯菲尔德庄园》没有丝毫矛盾。华伦·罗伯茨搜集的内部证据表明，不管在那里出了什么差错，无论是经济萎缩，还是奴隶制，抑或与法国的竞争，托玛斯爵士都有能力摆平它们，继续控制自己的殖民属地。

我已经努力表明，道德实际上不能与它的社会基础相分离，因为直到小说的最后一句话，奥斯丁都在肯定和重复贸易、生产和消费的一种地理过程，它们都先于道德，支撑道德，保证道德。大部分批评家往往忘记或忽视了这个过程，似乎不像奥斯丁本人在设计她的小说时那样，认为它对于道德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简•奥斯丁的阐释。要看谁在阐释者，什么时候阐释，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在什么地方阐释。如果是女性主义者，如果是像威廉斯这样对历史和阶级非常敏感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如果是历史和文体学批评家，那么他们提出的问题就会非常敏感，我们就不会把地理看作一个中性的事实，而是看做充满政治意义的问题，看做一个需要注意和阐明的事实。因此问题不仅是如何理解和用什么东西把奥斯丁的道德观与社会基础联系起来，更要紧的是从中读解出什么意义的问题。
以安提瓜岛为例，这个地方往往是在不经意间提及的，托玛斯爵士在英国的需要与在加勒比海地区的逗留往往是不期而遇的，说到安提瓜岛时(或地中海，或印度，贝特莱姆太太在那里觉得烦躁不安，心不在焉，所以威廉应该走开，“这样我就可以戴披肩。我想有两副设肩”——《曼斯菲尔德庄园》，第308页)，往往不加修改、不假思索。这些指涉代表着“域外”的某种重要东西，构成这里的重要行动的框架，但也不是太重要的东西。这些“域外”的表征尽管使人感到压抑，仍然包含着一段复杂而丰富的历史，贝特莱姆一家、普莱斯一家和奥斯丁本人却从未认识到，也不可能认识到这段历史的重要地位。把它称为“第三世界”，意味着开始面对它的现实，但是绝不会穷尽这段功史的政治和文化活动。
首先，应该评估小说对后来英国历史的某些预示。《曼斯菲尔德压园》中可以使用的贝特莱姆殖民地可以读作《诺斯特罗莫》中查尔斯·戈尔德的圣托姆矿的预示，或福斯特的《霍华德别墅》中威尔科克斯的英帝国橡胶公司的预示，或《远大前程》中某个遥远但方便的藏宝地的预示，或珍·莱斯的《藻海无边》或《黑暗的心脏》的预示，探访贤源，谈论、描述或赞美那些资源，都是为了国内的利益，为了本土宗王国的利益。在《曼斯菲尔德庄园》的书页上隔绝和无言的托玛斯爵士的安提瓜岛稍微增大了密度，而且我们对小说的读解已经开始延展，并揭开了奥斯丁用笔非常经济而批评家们则嘲讽她疏忽了的地方(可以这样说吗?)。因此，她的“安提瓜岛”比较明确地划出了威廉斯所称的提高家政水平的外部界限，或隐约暗指攫取海外支配权的同业冒险，以开辟本土财富的源泉，或指涉一种历史感性，不仅包括礼仪规矩，而且还有观念的竞斗、与拿破仑法国的斗争以及对经济和社会巨变的意识。此外，还有帝国正式登场之前早已显现的惊人预兆，吉卜林和康拉德等人将在近一个世纪之后正式看到这个时代。
第二，我们必须看到“安提瓜岛”在奥斯丁的道德地理和文章中的位置，她的小说沉浮于一系列的历史变迁之中，就像大海上的一叶风帆。如果没有奴隶贸易、糖业和殖民地种植者阶级，就不可能有贝特莱姆一家。托马斯爵士是一种社会类型，18世纪和19世纪的读者对他并不陌生，他们知道阶级在不列颠的国内政治、在戏剧（如卡姆勃兰德的《西印度》）以及其他许多公共领域中的巨大影响。当旧的受保护的垄断体系逐渐消失，当新的移居一种植者阶级取代了旧的不在场者的所有制时，西印度不再是主要的利益所在，棉花加工、公开贸易和废奴运动削弱了贝特莱姆家族式的力量和威望，他们在加勒比海地区逗留的时间便越来越少了。
因此在《曼斯菲尔德庄园》里，托马斯爵士并不经常去安提瓜岛，他是一个经常不在场的种植场业主，非常准确地反映出他那个阶级的力量已经不比往日，洛威尔•拉盖茨的经典著作《英属加勒比海地区种植主阶级的衰落，1763～1833》（出版于1928）的标题就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这种衰落。但是我们必须进一步问，拉盖茨的著作是著作是否足够清楚地展现了奥斯丁小说中隐藏或暗指的东西，即托马斯爵士很少出行的原因？在长达一个世纪之后写成的这部重要的历史研究著作能够充分解释1814年的一部伟大小说的审美沉默或冷漠？如果能，我们可以隐藏断定阐释过程已经充分完成，抑或必须进一步认识到随着新材料的发现，阐释将继续下去？

再说拉盖茨，他尽管学识渊博，仍然会说“黑色人种”有这些特点：“偷盗、撒谎、头脑简单、生性多疑、效率低下、不负责任、懒惰、迷信、性关系放纵。”
这样的“历史”自然会招致艾里克•威廉斯和C.L.R.詹姆士等加勒比历史学家的修正，正如奥斯丁会招致拉盖茨的修正。他们的著作认为，奴隶制和帝国从旧的垄断种植制度中直接扶植和巩固了资本主义及其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体系，意识形态与实际经济利益的原初联系也许已经过去了，但是它的影响延续了几十年：
如果要审视时代的政治和道德观念，就必须把它们与经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
从历史的角度看，一种过时的利益仍然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它能发挥阻碍和破坏的作用，这只有从它曾经表现的强有力的功能和曾经获得的地位得到解释……
建立在这些利益之上的观念在利益已经被摧毁之后还要继续很长时间，还会兴风作浪，而且为害尤烈，因为与它们相对应的那些利益已经不复存在。
这是艾里克·威廉斯在《资本主义与奴隶制》(1961)中说的话。阐释问题乃至写作本身，与利益问题是不可分开的，这在历来的审美作品和历史作品中都已屡见不鲜。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既然《曼斯菲尔德庄园》是一部小说，它就不会紧贴着一段特定的污史，或者说它超越了这样的历史；那样说是不负责任的，而且如果不是存心不良的话，我们深知是不能那样说的。如果把《曼斯菲尔德庄园》读作帝国主义扩张结构的一部分，那就很难再把它简单地看做“伟大的文学名著”(它当然属于这个系列)和经典而不予理论。我认为，这部小说标示出通向康拉德、通向福鲁德和西利等帝国理论家的道路，并且在此过程中拓宽了国内帝国主义文化的天地，否则就不可能拓展后来的疆土。
暮嫣香落转于2005-10-23

好长
You've got a smile that could light up this whole t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