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租的轻重，取决于田租率。据《汉书·食货志》：战国时的田租，行“十一之税”。秦代的田租率，据云梦秦简《效律》规定：“度禾、刍、稾而不备十分一以下，令复其故数；过十分[一]以上，先索以禀人，而以律论其不备。”[5]意思是田租如果没有交足什一之税，必须按规定重新交足。若达到了什一之税，未经效验，而“先索以禀人”，则以其未交足规定的数字论处。假设我们对这条简文理解无误，则这是秦代田租率为“什一之税”的直接证据。

    汉初的田租率曾有波动。史称：汉兴，“民无盖藏……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3](食货志)但后因“俭于周十税一也，中间废”，行“什一之税”。而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以后，又恢复“什五税一”。所谓“减田租，复什五税一”。[3](惠帝纪)史实表明，汉初的田租率，总体上较秦代为轻。不仅多数时间实行“什五税一”，而且时有免除“二岁”、“三岁”田租的规定。显然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及“重农”政策有很大关系。

    (二)刍、稾

    刍与稾有别。“刍”即牧草，“稾”即禾杆。均为供马、牛饲料之用。刍、稾之征，不始秦汉，先秦之时已有。秦代刍、稾的征收办法与数量，在云梦秦简中有记录。如据《秦律十八种·田律》规定：

    入顷刍、稾，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稾二石。刍自黄*[黍+鱼]及苈束以上皆受之。入刍、稾，相输度，可殴(也)。禾、刍、稾彻(撤)木、荐，辄上石数县廷。勿用，复以荐盖。

    《秦律十八种·仓律》规定：

    入禾稼，刍、稾，辄为*[广+会]籍，上内史。刍、稾各万石一积，成阳二万一积，其出入，增积及效如禾。禾、刍、稾积索出日，上赢不备县廷。出之未索而已备者，言县廷，廷令长吏杂封其*[广+会]，与出之，辄上数廷；其少，欲一县之，可殴(也)。*[广+会]才(在)都邑，当□□□□□□□□者与杂出之。

    从这些简文得知：秦代的刍、稾税也是按照“授田”数量征收的，不论垦种与否都得交纳；征收的数量是每顷田交刍三石，稾二石；采用实物交纳，凡干叶和乱草够一束以上者，均可作为“刍”税提交，然上交时必须过秤，以重量计算；租谷及刍、稾征收后，必须入仓并及时向县廷报告粮草的石数，并有严格的“出入仓”规定等。

  汉初的刍、稾税，文献记载不多。唯见《汉书·萧何传》说：“何为民请曰：‘……上林苑中多空弃地，愿令民得入田，毋收稾为兽食”。这里只谈了“稾”，未言及“刍”，更没有提到刍、稾税的征收办法等。此时的刍、稾税是否继承了秦制，如何征收，过去一直不明。现在张家山汉简在这方面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如据《二年律令·田律》规定：

    入顷刍、稾．顷入刍三石；上郡地恶，顷入二石；稾皆二石。令各入其岁所有，毋入陈，不从令者罚黄金四两。收入刍、稾，县各度一岁用刍、稾，足其县用，其余令顷入五十五钱以当刍、稾。刍一石当十五钱，稾一石当五钱。

刍、稾(即)贵于律，以入刍、稾时平贾(价)入钱。

卿以下，五月户出赋钱十六钱，十月户出刍一石，足其县用，余以入顷刍律入钱。

    又前引《户律》还有“卿以上所自田户田……不出顷刍、稾”的规定。从这些律条来看，汉初刍稾税的征收情况和秦代相比，既有沿袭，又有发展。既有渊源关系，但又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有不同。这就是说，秦代和汉初的刍、稾税，均“以顷计征”；且征课量均有“顷入刍三石，稾二石”的规定。但是也有不同的变化。主要表现在：(1)汉初征收刍税时注意了土质好坏。如“顷入刍三石”，而“上郡地恶，顷入二石”。秦制却无这一规定。(2)汉初注意了交纳刍、稾的新、旧。征收刍时要求“各入其岁所有，毋入陈，不从令者罚黄金四两”。而秦代乃干叶、乱草凡够一束刍以上的均可交纳。(3)汉初有以钱折纳实物的政策。即征收的刍、稾税，在“足其县用”之后，多俞的刍、稾税“令顷入五十五钱以当刍、稾”。统一按照“刍一石当十五钱，稾一石当五钱”进行折纳。如果折纳中刍稾的价格高于或低于市场价格，则按平价处理。但秦代未见有这一规定。(4)汉初的刍、稾税，出现了按田、按户征收的情况。当时除主要采取按田“以顷计征”外，对“卿”级爵位以下者也有按“户出刍一石”的规定。按户收刍，在“足其县用”的情况下，“余以入顷刍律入钱”，多余的刍税也可折钱交纳。这种情况，在秦代的材料中也未曾有过反映。(5)汉初对“卿以上”的高爵户“自田户田”，不仅不出田租，也不出刍稾，有特殊的优惠政策。这一点秦代也未有具文规定。[6]



需要指出者，汉初这种刍、稾税制度的变化、发展，对文、景以后的税制有很大影响。可以说，文、景之时以钱折纳实物，以及区分“田刍”与“户刍”之制等，均是沿袭了汉初的制度。这从江陵凤凰山汉简可以得到说明，这一方面时贤已有论述，[7]于此不赘。

要之，两汉初期的田税，主要是田租和刍、稾诸项。就其征课办法而言，当时采取“按顷计征”，但又与“人户”有关。田租、刍、稾的征收量，各有不同。汉初的田租率，虽然有过变动，然多数时间乃行“什五税一”。当时的农户若有田一顷，亩产一石，获谷百石。按“什五税一”计算，租谷约7石。汉初粮价较高，今就低不就高，若谷价一石百钱，则7石田租，折成货币700钱。刍、稾税乃为固定税率，“顷入刍三石，稾二石”。按当时价格，刍一石十五钱，稾一石五钱。刍与稾的比例为三比一。有田一顷的刍稾税，若折纳成货币，便交刍四十五钱，稾十钱。刍、稾合计五十五钱。这样，田租与附加税刍、稾的比例是12.7：1。史实表明，就田税征课的总量而言，汉初比秦代为轻乃可确认。

 

二

 

“末业税”是对工商末业经营者征课的税收。西汉建国后，“百业萧条”，社会经济凋敝。在工商政策上，尽管刘邦有过短暂的“抑末”举措，但到惠帝、高后时，以“天下初定”为由，“弛商贾之律”，[4](平淮书)工商政策逐渐放宽。当时不仅在纺织、酿酒、漆器、铜器、舟车等手工业部门有所恢复与发展，而且对“山泽”矿产资源，由于继续实行“包商制”，涌现出了不少冶铁家、煮盐家、矿业主以及囤积商、贩运商、贳贷商等。就是商品市场，也日渐得到初步的复兴。那么，汉初在这些工商领域有哪些税目，税率是多少?过去迷惑不解。1985年笔者在对秦汉末业税进行探讨时，[8]深感汉初资料短缺，有些问题难于展开论述。现在张家山汉简的出土，为我提供了许多新的例证。这里将当时的主要税项和税率呈述如下：

1．工矿税

 战国以降，由于山泽矿产资源实行“包商”政策，即由民间私营，官收其税，故在秦时就有工矿税的征收，如《盐铁论·非鞅篇》说：“商君相秦，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

汉初的山泽矿产税问题，《史记》、《汉书》没有交代。然在张家山汉简的《二年律令·金布律》中乃有具体规定：

诸私为*(卤)盐，煮济、汉及有私盐井煮者，税之，县官取一，主取五。采银租之，县官给橐□十三斗为一石，□石县官税□□三斤。其□也，牢橐，石三钱。租其出金，税二钱。租卖穴者，十钱税一。采铁者五税一；其鼓销以为成器，有(又)五税一。采铅者十税一。采金者租之，人日十五分铢二。民私采丹者租之，男子月六斤九两，女子四斤六两。

 这条简文表明，西汉之初，经营这些工矿业的基本主体是私人，而且不同矿业部门、不同经营方式的征税办法及税率有别。具体言之：(1)煮盐税(包括卤盐、井盐及在济水、汉水流域的煮盐)，“县官取一，主取五”，税率为六分之一。(2)采银税，由于简文漫漶，税率不明。但规定，若私人采银时官府提供牢橐，每石三钱。若将银矿出租或者出卖，“十钱税一”。另外，还“租其出金，税二钱”等。(3)采铁税，税率为“五税一”，即五分之一。若是“鼓销以为成器”，兼卖铁器者，税率又加五分之一。(4)采铅税，税率为“十税一”，即十分之一。(5)采金税，大概是贵金属，按每人每天计算，税率为“人日十五分铢二”。(6)采丹税，按每人每月征税，且男女有别，“男子六斤九两，女子四斤六两”。

 西汉初期，官府对煮盐、采银、采铁等领域实行开放政策，允许民间私营，官收其税，这对促进当时工矿业的开发、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等起有积极作用。文、景时期，“弛山泽之禁”、[3](文帝纪)“纵民冶铁、煮盐”，[9](错币篇)对山林川泽资源进一步开放经营，当是汉初工矿业政策的沿袭和拓展。

 2．市税

 随着工商业兴起，商品经济发展，先秦之时已有市税的征收。当时有“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之谓。[10](杂事篇一)


西汉初期，在社会经济恢复过程中，有关“市肆”或“列市”日渐增多，商品交易也较频繁。但此时市税如何征收，未见文献记录。而张家山汉简在这方面却有一些法律规定。如据《二年律令·市律》载：

市贩匿不自占租，坐所匿租臧(赃)为盗，没入其所贩卖及贾钱县官，夺之列。列长、伍人弗告，罚金各一斤。啬夫、吏主者弗得，罚金各二两。诸*[讠+作](诈)绐人以有取，及有贩卖贸易而*[讠+作](诈)绐人，皆坐臧(赃)与盗同法，罪耐以下，有(又)*[迁去辶](迁)之。有能捕若*[讠+回]吏，吏捕得一人，为除戍二岁；欲除它人者，许之。

该条律文是汉初有市税之征的实证，也反映了当时征税中的某些做法。简文的大意是说，市贩商人必须如实向官府申报或登记应交市税的税额，不许隐瞒不交，不然，“坐所匿租赃为盗”，官府没收其所贩卖的货物及行商的钱，并剥夺其在“列市”的经营权。列长、伍人对市贩隐瞒市税不予告发者，分别罚金一斤。负责收税的啬夫、吏主失职，分别罚金二两。市贩在买卖过程中，凡以欺诈他人赢利、获赃者，“与盗同法”，要进行严肃处理，等等。于此可见，汉初官府对市税征收和市场管理是比较严格的。

于此要说明者，汉时已形成了不同层级的市场。结合有关史实视之，当时不同的市场有不同的市税，收税的方法亦有别。一般地说，民间的普通市税，有市籍税类型、集市交易税类型、特种交易税类型。这三种类型的市税，在征税方法上各自有些不同。然基本原则往往是因纳税对象、或因买卖成交额、或根据行商性质而定。从上引《二年律令·市律》材料来看，似乎纳税对象主要是“市贩”，而非大的“囤积商”等。因此，要求他们通过自己“占租”的方式向官府纳税，并作出了不得隐瞒税、偷税等等的规定。

 汉初的市税率，在《市律》中未载。但《汉书·食货志》说：“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又《二年律令·金布律》规定：凡出卖铁器者，税率为“五税一”，即五分之一。这些记录尽管没有说明何种类型的市税，然其反映了汉初的市税较重，乃无可疑。

 3．关税

 “关”为关口要道。设“关”之制，非始于汉，早在先秦文献中已有很多记载。设“关”的作用，开初主要是讯察、稽查行旅，后来便逐渐有了关税之征。据《汉书·地理志》：秦汉时期的关卡，主要设在内地的关口要塞和周边各族的交界地区。当时在各地设置关卡，既有其政治、军事上的意义；同时也有其控制商贾、征收关税的经济目的。

西汉初期。对“关口”、“关市”把得很严。曾一度对南越有过禁止铁器、铁农具及马牛出关的规定，如《史记·南越尉佗列传》说：“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又《汉书·南粤传》说：惠帝在位时，也令“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今据张家山汉简，当时对其它关要之地，也有相关或近似的规定，如《二年律令·津关令》载：

制诏御史，其令杆关、郧关、武关、函谷关、临晋关，及诸其塞之河津，禁毋出黄金，诸奠黄金器及铜，有犯令。

□，制诏御史。其令诸关，禁毋出私金□□……

□议，禁民毋得私买马以出杆关、郧关、函谷关、武关及诸河塞津关。其买骑、轻车马、吏乘、置传马者，县各以所买。

 这些事例说明：汉初对“关口”高度重视，对有的出口物资是严加控制的。依照汉制，商贾贩卖货物经过关口，或进行关市时必须交纳关税。秦在商鞅变法时，就有“重关市之赋(税)”的规定。据云梦秦简的《秦律十八种》中还有专门的“关市”律。[5]秦代征收关税当已成制度。

 西汉初期是否存在关税之征，关税的税额为多少?以往一直是个疑点，未能得到史料证明。对此，张家山汉简中的《算数书》有助于我们得到参证： 狐出关狐、狸、犬出关，租百一十一钱。犬谓狸，狸谓狐：而皮倍我，出租当倍哉。问出各几何。得曰：犬出十五钱七分钱六，狸出卅一钱七分五，狐出六十三钱七分钱三。术(术)曰：令各相倍也并之七为法，以租各乘之为实，实如法得一。

 狐皮狐皮卅五*[载去车](裁)、狸皮廿五*[载去车](裁)、犬皮十二*[载去车](裁)皆出关，关并租廿五钱，问各出几何。得曰：狐出十二钱七十二分钱十一，狸出八钱七十二分钱*[廿+廿]九，犬出四钱七十二分钱十二。术(街)：并贾为法，以相各乘贾为实。

《算数书》虽是一部数学问题集，且其中有的算题形成于战国晚期。但多数内容似当反映西汉初期情况。上引简文至少可以说明两点：(1)战国至西汉初期存在关税之征。这主要是秦有《关市》律和关税之征，而在当时文献中，未见汉初有“更制”、或不收关税的律文，文帝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年)，下令“除关”，取消关税，表明此前的汉初已有征收关税之制，这与上引《算数书》的律文相合。《汉书·武帝纪》云：太初四年，“徙弘农都尉治武关，税出入者以给关吏卒食”。过去，有论者以此为据，认为“汉代在此以前没有关税，关税的开征是始于武帝太初四年，即公元前101年”。有的甚至说：“汉武帝以后，开通了丝绸之路，随着陆路贸易的扩大，陆路关税制度才开始形成”。这是值得商榷的，明显与上见事实不合。(2)汉初关税有固定的税额。如上引《算数书》简文谓：“狐、狸、犬出关，租百一十一钱”。“狐皮卅五裁、狸皮廿五裁、犬皮十二裁皆出关，并租廿五钱”。表明这些动物出关要交一定的税，而且狐、狸、犬出关，比其皮制品出关，税额要高。要说明的是，《算数书》虽是算数题，其中列举的税额也未必准确，但它毕竟反映了一定的史迹和参考系数。在没有更为直接材料的情况下，仍可作为当时征收关税量的例证。

总之，从张家山汉简来看，西汉初期末业税的税目繁多。如：工矿业领域有煮盐税、采铁税、采银税、采铅税、采金税、采丹税等；在流通领域有市税、关税等等。当时官府在收税的过程中，不仅有专人负责，税率较高，有的矿业税率高达20％以上，而且在管理上也有种种的法律规定。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了汉初对盐、铁等矿产资源实行“包商”政策，听任民间开发，官府通过征税，以增加财政收入的来源；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还有“抑末”的举措，主要体现在对工商主“重租税以困辱之”，加重末业税的征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