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恩怨本难明
他的规划是背靠西方，立足中原，面向东方。首先，他将帝国中心从长安移到了中原洛阳，然后他以洛阳为轴心，通过通济渠、邗沟、江南运河沟通南方，通过永济渠沟通北方，将南北打成一片，形成一个整体。
这当然有好处。原来首都在长安，由于三门峡砥柱的关系，漕运始终是个大问题，现在首都搬到了洛阳，供给问题就不存在了。随着大运河系统的完成，粮食大量涌入帝国中心，数量非常惊人。隋炀帝为了存这些粮食，修了好多粮仓，最大的洛口仓贮藏粮食两千多万石。后来帝国崩溃，瓦岗山的李密抢占了这个粮仓。靠着洛口仓，他聚集了一支庞大力量，几乎四面八方的穷人都来加入他的队伍吃粮食。当然，李密犯了一个战略错误。这个仓实在太好了，老鼠掉进面缸里，李密哪儿都不想去了，就守着这个仓慢慢吃。后来吃光了他也就垮台了。
但是缺点也很明显。首先是民力被用得太多。隋炀帝太喜欢折腾，性子又太急，工程一个又一个，而且定的期限又短，民力实在不堪。有人统计过，隋炀帝在八年间的22项力役共征用人力3012万余人。这个数字实在太庞大了。而且大运河的开通不仅耗费了大量人力，而且运输更方便了，诱使隋炀帝进一步折腾。如果没有永济渠，也许东征高丽就不会发生，即便发生也不会如此大规模。如果没有大运河，囤积在仓库里的粮食也许还散落在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米缸里，让他们不至于沦为饿殍。“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膏脂是此河”，帝王眼中的运河，和普通人眼中的运河，并非一回事。
黄仁宇对此有过一种解释。他认为一个农业帝国，经济没有多元化，过多的粮食很容易成为累赘，因此隋炀帝的大工程，不失为解决过剩问题的一个办法。黄仁宇很尖锐地质问道：不然的话，“难道令大批人民失业不成”？按照他的说法，这种解决方案其实蛮好的，只可惜一旦开动不易控制规模，所以隋炀帝最后吃了亏。这个看法虽然也能自圆其说，但可惜以今度古，和当时的史实记载相差太远。
此外，隋炀帝的政策还产生了一个致命问题。要知道，隋朝脱胎于北周。北周是当年宇文泰裹挟北魏六镇余兵入关所建，关陇军事集团是其力量来源。不仅北周，后来的隋唐也是如此，举个例子就能知其大概：北周、隋朝、唐朝，三代皇室祖上都是来自北魏六镇中的武川镇。隋炀帝最后逃到江都时，身边的卫士还是关中人，可见他何等依赖于关中的武力。但是隋炀帝依托大运河，步步向东开拓，和关陇军事集团渐行渐远，也就一步步走向末路。所以，李世民后来对隋炀帝有一个评价:如果他长处关中，岂有倾败？
大运河的影响所及，当然远非隋炀帝一朝。后来的唐宋，也都和这条河纠缠不清。隋朝倾覆后，唐朝采取了折中策略，放弃洛阳，立足长安，靠隋炀帝的大运河向首都运输物资，以东南财赋养西北甲兵。洛阳到长安那段水道有麻烦，但是李唐把它当成一种必要成本忍了下来。到了唐朝后期，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长安朝廷完全靠江南养活，通济渠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成了皇朝的生命线。
大运河催生出了许多繁华都市，最重要的就是开封。开封位于通济渠的北口，是一个起承转合的关键点。五代时期，朱温的后唐就定都在开封，后来的宋朝几经犹豫后，也选择了这个地方做都城，其原因无非是贪图通济渠的便利而已。被金朝打残后，宋朝又跑到大运河的终点杭州建都，可以说，始终不敢脱离大运河一步。
定都开封，从经济上看是最划算的，宋朝的富庶和这个选择就有关系。但是从政治军事上看它有极大的弱点。各地的物资开始向腹地集中，停止了对西北的大规模输送，加剧了关中的凋敝，结果一个区区的西夏就能让北宋左支右绌，如果大运河依旧是以长安为目的地，西北的情形会好得多。
此后，中国经济进一步向东南移动，外患方向也从传统上的西北移到了东北，大运河的任务进一步发生变化。它不再把物资从东方输送到西方，而是要从南方输送到北方。隋炀帝的大运河系统以洛阳为轴心，现在就显得太偏西了。因此，元朝给运河做了一次大调整，变成了一条从杭州到北京的直线运河，也就是现在的京杭大运河。从此，隋炀帝的运河终告结束。
（本文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6月上，作者：押沙龙）
他的规划是背靠西方，立足中原，面向东方。首先，他将帝国中心从长安移到了中原洛阳，然后他以洛阳为轴心，通过通济渠、邗沟、江南运河沟通南方，通过永济渠沟通北方，将南北打成一片，形成一个整体。
这当然有好处。原来首都在长安，由于三门峡砥柱的关系，漕运始终是个大问题，现在首都搬到了洛阳，供给问题就不存在了。随着大运河系统的完成，粮食大量涌入帝国中心，数量非常惊人。隋炀帝为了存这些粮食，修了好多粮仓，最大的洛口仓贮藏粮食两千多万石。后来帝国崩溃，瓦岗山的李密抢占了这个粮仓。靠着洛口仓，他聚集了一支庞大力量，几乎四面八方的穷人都来加入他的队伍吃粮食。当然，李密犯了一个战略错误。这个仓实在太好了，老鼠掉进面缸里，李密哪儿都不想去了，就守着这个仓慢慢吃。后来吃光了他也就垮台了。
但是缺点也很明显。首先是民力被用得太多。隋炀帝太喜欢折腾，性子又太急，工程一个又一个，而且定的期限又短，民力实在不堪。有人统计过，隋炀帝在八年间的22项力役共征用人力3012万余人。这个数字实在太庞大了。而且大运河的开通不仅耗费了大量人力，而且运输更方便了，诱使隋炀帝进一步折腾。如果没有永济渠，也许东征高丽就不会发生，即便发生也不会如此大规模。如果没有大运河，囤积在仓库里的粮食也许还散落在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米缸里，让他们不至于沦为饿殍。“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膏脂是此河”，帝王眼中的运河，和普通人眼中的运河，并非一回事。
黄仁宇对此有过一种解释。他认为一个农业帝国，经济没有多元化，过多的粮食很容易成为累赘，因此隋炀帝的大工程，不失为解决过剩问题的一个办法。黄仁宇很尖锐地质问道：不然的话，“难道令大批人民失业不成”？按照他的说法，这种解决方案其实蛮好的，只可惜一旦开动不易控制规模，所以隋炀帝最后吃了亏。这个看法虽然也能自圆其说，但可惜以今度古，和当时的史实记载相差太远。
此外，隋炀帝的政策还产生了一个致命问题。要知道，隋朝脱胎于北周。北周是当年宇文泰裹挟北魏六镇余兵入关所建，关陇军事集团是其力量来源。不仅北周，后来的隋唐也是如此，举个例子就能知其大概：北周、隋朝、唐朝，三代皇室祖上都是来自北魏六镇中的武川镇。隋炀帝最后逃到江都时，身边的卫士还是关中人，可见他何等依赖于关中的武力。但是隋炀帝依托大运河，步步向东开拓，和关陇军事集团渐行渐远，也就一步步走向末路。所以，李世民后来对隋炀帝有一个评价:如果他长处关中，岂有倾败？
大运河的影响所及，当然远非隋炀帝一朝。后来的唐宋，也都和这条河纠缠不清。隋朝倾覆后，唐朝采取了折中策略，放弃洛阳，立足长安，靠隋炀帝的大运河向首都运输物资，以东南财赋养西北甲兵。洛阳到长安那段水道有麻烦，但是李唐把它当成一种必要成本忍了下来。到了唐朝后期，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长安朝廷完全靠江南养活，通济渠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成了皇朝的生命线。
大运河催生出了许多繁华都市，最重要的就是开封。开封位于通济渠的北口，是一个起承转合的关键点。五代时期，朱温的后唐就定都在开封，后来的宋朝几经犹豫后，也选择了这个地方做都城，其原因无非是贪图通济渠的便利而已。被金朝打残后，宋朝又跑到大运河的终点杭州建都，可以说，始终不敢脱离大运河一步。
定都开封，从经济上看是最划算的，宋朝的富庶和这个选择就有关系。但是从政治军事上看它有极大的弱点。各地的物资开始向腹地集中，停止了对西北的大规模输送，加剧了关中的凋敝，结果一个区区的西夏就能让北宋左支右绌，如果大运河依旧是以长安为目的地，西北的情形会好得多。
此后，中国经济进一步向东南移动，外患方向也从传统上的西北移到了东北，大运河的任务进一步发生变化。它不再把物资从东方输送到西方，而是要从南方输送到北方。隋炀帝的大运河系统以洛阳为轴心，现在就显得太偏西了。因此，元朝给运河做了一次大调整，变成了一条从杭州到北京的直线运河，也就是现在的京杭大运河。从此，隋炀帝的运河终告结束。
（本文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6月上，作者：押沙龙）
之殇
李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