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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是2012年3月的《江汉考古》，总第124期。原作者是美国著名的实验考古学家也是打制石器的专家唐 克雷布特里先生，由复旦大学的陈淳教授翻译，文章不常，内容精悍。

【导读】：
美国考古学家唐·克雷布特利是与法国旧石器考古学家弗朗索瓦·博尔德齐名的石器技术和实验考古学巨擘，是他们两位将打制石器实验带入了受人尊敬的科学殿堂。在本文中，克雷布特利回顾了石器技术和实验考古在欧美旧石器学界被广泛重视和推广的过程及对打制石器研究的重要意义。对于他文中提到的1964 年莱塞济会议，博尔德也有如下评论：“这次会议最明显的一个现象是，在克雷布特利、蒂克西亚和我之间很容易交流的信息，很难传递给那些手里从未握过石锤和鹿角的考古学家。我觉得，石器打制实验一定要成为每一个对史前史感兴趣的考古学家所必须受训的一部分”。在我国目前的旧石器研究论文中，我们仍见到大量诸如正向、反向、错向加工，以及素台面、零台面、脊台面和各种器物的分类和描述。虽然这是我国学者对石制品观察的经验总结，但是在读了这篇文章后可以意识到，如果不了解石器打制技术和人类行为方式，这样以特征描述为取向的研究方式并不能增进我们对石制品和人类行为和文化发展的了解。更有甚者，我们常见一些旧石器新手在报告中为其在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组合中鉴定出所谓的雕刻器、端刮器和尖状器等晚期类型而欣喜不已。正如本文所言，如果不了解石器技术的片疤形成原因，对一些零星孤证的鉴别很容易出错，可能将石片破碎过程中偶尔形成的假象误断为史前人类刻意所为。因此，虽然中国旧石器考古学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也应该在石器技术上急起直追，将熟悉和掌握打制和剥片技能作为分析研究的基础。

【正文】：
自1962 年由厄尔·斯旺森博士发起和主持、于爱达荷州立大学召开的西方考古学有关尖状器类型学问题会议以来，对石器技术的兴趣急剧升温。紧随这次会议，玛丽·沃明顿博士促成了一次石器技术会议，在国家科学基金会赞助下，于1964 年11 月在法国的莱塞济（Les Eysies）召开。有来自新旧大陆的14 位人类学家与会，除其他内容外，他们最终一致同意，即技术方法对于评估世界范围的石器工业至关重要。期间沃明顿博士杜撰的“石器技术”一词，现在已经涵盖了石器领域所有的研究和实验方法。
在此之前，许多人徒劳无功地推进对这门学科的关注，收效甚微。我们现在重新评估一些石器技术专家发表的著作，如布歇·德·彼尔特（Boucher de Perthes）、路易斯·菲吉耶（Louis Figuier），约翰·伊文思爵士（Sir John Evans）、利昂·库蒂埃（Leon Coutier）、哈尔沃·斯卡弗勒姆（Halvor Skavelem）、安德烈斯·克雷（Andres Kreigh）、亨利·奥斯朋（Henry Osborn）、霍尔姆斯·艾利斯（H. Holmes Ellis）、霍尔姆斯（W.H. Holmes）、克罗伯（A. L.Kroeber）、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还有一位工作出色但默默无闻的石器专家卢德维格·派弗博士（Ludvig Peiffer）。他们现已被公认和赏识的研究和实验，对我们了解石器工业技术无尽而独立的各种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现在已经充分认识到实验作为一种方法，在更加透彻了解石器工具形成过程和阶段上的潜力。
我曾反复自问：“什么是石器技术和实验考古的目的？它对我们了解石器时代有何影响？”有个答案始终如一：“它对了解和解释史前社会人类行为方式的石化遗存助益良多”。路易斯·利基在奥杜威的发掘，将人类工具制造者的年代推前到200 万年；他的儿子，理查德·利基在埃塞俄比亚的发掘，甚至很可能将这个年代提前。这意味着，人类整个历史至少有99.5%的时间属于石器时代，并将解释石器工具的重任责无旁贷地放在了石器技术专家的肩上。直到粘土烧制的陶器出现，除了石头和鹿角，木头和编织工具只有在极其罕见的自然条件下才能保存下来。因此，为了追溯人类的历史，研究人类生存及其时间长度的学者必须在很大程度上有赖石器工具、破损工具和加工场上的碎屑。
研究石器技术的新手有时会难以分辨人工石器和自然石块。自然力有时会改造石头，以致于我们有时会吃不准它究竟是一件自然物还是人工制品。这是为何制作石制品的具体实验能够提供信息，以深入了解它们在制作过程中产生的成品与废料，以及能够帮助我们来区分自然物和人工制品。实验能够使我们了解各种技法操作过程中无穷的微妙差异，并注意它们在地理上的分布，以便解决技术形态的一致和变异。有些工具的技术显得很简单，有些则是不同技术的结合，而还有一些是由罕见和外来打片方法制作的。
学习哪怕是简单的技法也颇费时日，且没有捷径。操作者必须预想每块石片的剥离，然后思考速度、惯性、后果、锤子体量、破裂区域之比的关系，并将它们与石料的抗力联系起来。用力大小，最佳角度，以及从原料到成品打制过程中千变万化的情况是无法言传的。打制石器在某种程度上堪比打高尔夫球——无法告诉打高尔夫的人如何用力、以何种角度、如何用棒击球，以确保他能得奖。只有实践才能使他成为赢家，学习打制石器的手艺同样如此。
石器技术专家另一探索方面是研究史前人类使用的原料，它们也能告诉我们他们的生活和行为方式。靠岩石专家和有限的学习打片时间，仍不足以了解合适的石料。史前人类的首要关注是为他们石器工具找到合适的原料：因此石器专家必须首先了解他的石料，如果有可能，最好了解其来源。看似理想的原料，通过检测，会发现其质量不能满足有控制剥片的要求。有可能的话，最好能去采石场，在此我们能够观察史前人类的采石方法，并从评估他们不用某些原料来学会如何挑选合适的石料。古尔德曾告诉我，他观察的澳大利亚土著在开始打片之前，要花上好几个小时挑选和琢磨他们的原料。
目前，对原地产黑耀石的运输深受关注。由于易于加工和刃缘锋利，黑耀石作为石器工具的原料深受史前人类的青睐，但是它的自然分布非常有限，在地质上仅限于晚近的火山区。在无火山活动的地方，当地居民会制作很好的其他石质工具，并找到适于剥片的硅质石料。对于矿物考古学家来说，评判古代石器矿物结构的研究范围是没有止境的：原地分布、自然搬运、在水流与冰川以及在冲积与坡积沉积中的磨蚀。当我们在一个地点发现与该区地质条件不合的石头，那么我们就比较有把握认为，这是由人类搬运来的。这是我们研究人类流动的重要方面。在某个遗址中出土的原地加工石料数量，常常取决于石头的质量和它是本地产的、还是搬运而来的。这能为考古学家提供了测算机会来找到已知和未知原料的来源。
用来加工石器工具的石头也是一个广泛的研究领域。这里我是指用来刮擦、打磨和磨光的碾磨石。这些工具对于生产过程也非常重要。同样，工具制作者也会仔细挑选适于敲琢的石头，而大部分这类工具还未被考古学家所关注。

接上：
石器技术的学者也必须熟悉热处理对哪些石头会起作用，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古代的工匠会在有控制的条件下对石料进行冷热处理，以便取得更好的打片效果。根据丹尼丝·博尔德的看法，石头热处理一直可以追溯到梭鲁特时期。对原料的肉眼观察还不足以确定石头是否经过热处理。我们必须逐一对每种原料做实验，并注意它们对加热、颜色变化和冷却时间的反应等等。有些原料颜色和质地都会起变化，而有些原料只是改变质地，还有一些原料对加热过程毫无反应。关键温度的范围非常之广，而每种原料对不同温度、加热时间、冷却变化、含水量和其他个性上反应均不相同。有些原料通过加热后甚至会变得结晶更甚。理想的改变方法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过程，确切精准控制的原始办法仍然未被实验解决。某种石英晶体、玄武岩和黑耀石的加工质地绝对会经热处理而改善，但是表面很少或根本没有改变。Tebiwa 杂志1974 年17 卷第1 期刊载了由芭芭拉·帕迪对热处理的全面介绍，并推荐给所有对石器热处理感兴趣的人。
我们现在绝对有可能对人类刻意改造的地表材料进行测年。一位著名的英国原子物理学家约翰·弗雷姆林博士采用新的热释光法在对火塘岩石的测年上取得了出色的成果，但是在进行研究的时候，他还不知道硅质石料是被人刻意改变而来改善它们的打片质量的。
另一项对地表器物和材料进行测年的方法，是认识到被改造过的火石材料具有一种恢复原来质地的倾向。如果恢复原状的过程是持续的，那么就有可能进行测算，以确定石料最初被改造的时间。不管被自然还是人类，改造石料的研究前途无量，在这个领域我们需要更多具有奉献精神的专家。
石器技术需要深入研究的另一方面是加工工具，也即锤子（percussors）、压棍（compressors）、冲杆（punches）、磨石（abrasive stone）、石砧（anvils）和其他固定物。这些工具上常有的磨损会显示其打制的技巧和阶段，而产生的疤痕会显示操作使用的文化偏好。一个遗址往往会出土大量的石头碎屑，但是用来制作石器的工具却很少。人类生产的石器工具，因为其耐久的质地，自然要比鹿角和木棒等工具套更易留存。我们对这类棍棒或棒锤几乎一无所知。除了在极地和少数干燥的洞穴遗址中出土过一些外，在采石场和遗址区很少发现压制工具或压棍。我们对用来剥制石叶的压制工具的尖杆所知甚少，对在石片和石叶上穿孔的冲杆也一无所知。史前人类能够用这类冲杆在石叶、石片和半锥体锥疤的石片上获得直径不足一毫米的孔洞。
当我们考虑一下石器时代所跨越的漫长时间和无数灭绝的社会，我们对于石器技术的了解仍处于初级阶段，这些社会对大量石器工艺的贡献尚未被今天研究者所破解。技术人员可能要花上好几辈子，才有望解决埃及人的某些石器加工法。我们可以持续钻研面对的各种技法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技法是由史前工匠所发明，即便这些工匠留下了蓝图模本和工艺实例，但是不管研究者如何努力，也不可能破解其所有的技法。我们无法从电脑上获得答案。我们必须靠自己来找到解决办法，因此实验是重新发现的乐事。
我们要继续探究火石原料在外力作用下发生破裂的力学机制。福克纳、斯佩思、齐尔克等许多人以有控制的实验室实验做出了重大贡献。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弄清，剥离一块预定尺寸石片所需的最小和最大力。不同石料用力大小各不相同，只有实验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石器制作者也必须知道施力锤子和目的物之间接触瞬间的长短、打击的角度、速度、目的物的必要支撑及惯性、直线或弧线打击、承受锤击表面的情况及许多不胜枚举的因素。每次锤击的施力大小必须与速度、碰击和衰减相匹配——所有这些都是成功制作石器工具的要素。但是，复制考古标本只需其中少数几种恰当要素。复制也可以对石料在受力和受压时的反应提供重要的信息。

继续：
今天，我们的类型学用一些功能性名称来鉴定许多石器：例如刮削器、边刮器、端刮器、石片和石叶刮削器、拇指盖形刮削器、单手刮削器、双手刮削器（two hand scrapers，应指用单手或双手把握的较大刮削器）等术语。功能实验很快就能令人相信，用一件拇指盖形刮削器从公牛皮上刮肉不甚合适。然而在林登梅尔遗址，绝灭的大型野牛是福尔萨姆人群的主食，我们发现了大量的这类器物。这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功能性问题。不要忘记，一件所谓的刮削器也是非常有用的切割器。实验也许能显示，刮削器类的工具可以被用来处理各种任务，有些用于专门目的，而有些是多用途工具。理查德·古尔德和诺曼·廷代尔观察到，澳大利亚土著使用与刮削器相似的器物装柄后当作手锛，他们用它来巧妙和精准地加工很硬的木头。这种观察给了我们民族志仅存的石器使用信息。除非功能性过程能够用民族志来说明，否则功能性实验的结果将大体上是个人的理论，因此仍有商榷的余地。这种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验者的技能和手艺。当它被用来对史前文化的努力做功能性解释时，我们实际上很容易出错。例如，今天一位木匠不大会用他自己制作的木刨来建造一座螺旋型楼梯。然而，千百年前司空见惯的这些工具，对于今天的机械工而言可能会倍感困惑。在今天，许多手工操作的技能只需扳动控杆或摁下电钮就能完成任务。确实，要成功模仿用石器工具完成古代作业是一种挑战，然而这也许是为史前加工业提供洞见的唯一途径。
实际上，未来的史前技术具有无可限量的广阔前景。我们只要看看史前人类用水晶岩制作的一具人类头骨和秘鲁古代的巨石建筑，就能意识到我们对史前石器制造技能是多么孤陋寡闻。
石器研究是必须的，但它不应完全自以为是，专断独行。它最好将实验和结果与其他研究石器的技术专家进行交流和对比，以便对某件复制品的技法取得共识。史前人类发明了成千上百种技法，对于我们来说是失传的艺术，没有一个人能够声称自己在这个领域是一个权威或专家。多年来我总结了所有实验者的努力，最终接近我们祖先的技艺。要记住，早期文化仅限于少量的技术，而当代的石器技术专家试图解决从奥杜威到石器时代孑遗的各种技法。这将我们置于一个非常艰巨的地位，我们必须合力涵盖这段漫长的时间跨度。能不断收到来自我们夏季田野课程学员的信件以通报他们实验成败委实令人欣慰。有些人已经将他们的研究转向专门的方向，如石叶制作、压片、热处理等等，但是所有人都想交流体会和成果。这为石器技术奠定了一个健康的未来，并为从他人的成败中学习提供了一个机会。

附记：
本文译自D. Crabtree, The potential of lithic technology. In J.S. Raymond, B. Loveseth,
C. Arnold and G. Reardon eds. Primitive Art and Technology. Calgary, University of Calgary
Archaeological Association, 1976, pp. 1-6.）

转载完毕。顺便度娘这样在别人帖子里贴广告真的没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