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
李贺：见买若耶溪水剑，明朝归去事猿公。
“陶潜诗喜说荆轲”，文人多有壮士梦。杜诗言“随李广”，有引为同调之意，“李广无功缘数奇”。李贺“事猿公”，不知何谓也。鲁迅说他故作豪迈语，想来不错。李贺用典不及杜甫意境深。

唐代文人多怨，很大程度上是惯出来的。明清文人就自觉得多了。
诗人治国，选官的考试考诗歌，本来就太浪漫主义了，太欠缺逻辑关联性了。
这让会写诗的人个个觉得自己非当宰相不可，官小了就不干，但很少审视自己的政治才能，总是自夸文章好。杜甫就这样。
明清的文人大多把当官作为一种职业，赚够了钱就回家逍遥，去做“文章“这一”千古事”去了，他们认准了文章才是自己的事业。这是进步。当然，也是被体制逼出来的。

唐代远行后，或有翦纸招魂的风俗。
如：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
至今残破胆，应有未招魂。
盖旅途中风餐露宿、时时惊惕也。想到李时珍之类的巫医以“人魂”为药，为古代行人抹一把汗。。。

诗歌的对仗手法在后世曾走入极端，出现了“失半字”的说法。即对仗的句子中，每个字除了音律相反外，词性、词义范围都要相同。稍有偏差即是瑕疵。
这样看，杜诗合要求的都不多了。
观历代“神来之笔”，对仗多只重句法结构，即以词为单位，不苛求到字。至少不苛求到词义范围。
邻对、借对、错综对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对仗的表现空间、极大地增强了对仗手法的表达能力。
胶柱鼓瑟，正是不懂音乐的初学者容易办的事情。
若“诗钟”，文字游戏，则无伤大雅。不可以作为规范。

中国古文人非常普遍、又最让人不能忍受的现象就是——自比女人。屈原得有多恶心才能创出这种手法。

中国的诗人能完全与丹道无涉的少之又少。
像杜甫这样儒家气质浓郁的诗人，也常怀着丹道的梦想。尽管他的气质与丹道相违，却总时不时透出“未就丹砂愧葛洪”“远惭勾漏令，不得问丹砂。”之类的情绪。
至若李白，直以天仙自比，张口“餐紫霞”，闭口“开天关”。

回一楼，你不用可怜他，会写诗就摆出一副非宰相不当的高傲丑姿态，瞧不起纨绔，人家纨绔说不定也很有诗才，只不过日子过得太舒服没发掘出来。

以我到高中为止的文化水平，最烦两个酸逼，一则杜甫，第二个文天祥。
文人嘛，酸不可避免。但是通篇酸，篇篇酸的，就吃不消了。一个人，不管他是俗人雅人诗人贱人，都得先吃饱了饭，再去做梦。杜甫一个大男人，好手好脚，能潦倒到那个地步，肚子饿得呼噜响，还要写诗呼“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然后得到精神上的满足觉得自己在忧国忧民，本身就很不可取。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其自身尚不能善，关心天下寒士，岂不是一句空话，老兄这顿饭还没吃上白浪费了那个写字的力气。穷酸穷酸，说的就是他了

@钩翼夫人 给你看一组诗的标题。
《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凭何十一少府觅桤木栽》《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诣徐卿觅果栽》《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
看出了什么？成都方圆几百里的长官，都被他烦了个遍。开口就是一百颗树，十亩果子。。。好像全都给了。这人摆儒林外史里，不知道多少名士要眼红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