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同性恋给异性恋的启示】
李银河在《同性恋亚文化》中认为，福柯是阐述同性恋现象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启示最重要的人。
福柯说，我们一直生活于一个“人际关系的可能性极其稀少、极其简单、极其可怜的法律的、社会的和制度的世界中……几千年来，人们在这些基本的婚姻和家庭关系中生活，对它们早就习以为常，从来不会去设计和想象其他种类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甚至没有意识到有建立这些关系的可能性。在这些丰富多彩的人际关系中，就有同性恋这种既不同于一夫一妻制又有感情与性投入的关系。”
正如福柯所说，同性恋文化也许可以给予异性恋文化以重要启示，即“通过同性恋，什么样的关系可以被建立，被发明，被扩展，被调整……”

启示一：无固化角色的伴侣关系
同性伴侣山山和军军的关系就是这样。“因为我细心，比较会做家务，所以很自然地就做了。我和军军在一起，没有觉得在任何事情上一定要固定分工，比如我必须出外挣钱养家，他必须在家照顾家务，我们完全随心所欲跟着内心的感觉走。”山山说。
这或许正是因为同性恋是一种亚文化，游离于主流的爱情模式之外，因此爱情关系才表现得更加随缘，呈现一种相对宽松和自由。
大多数同性恋伴侣并不像异性恋伴侣一样分老公老婆，男同性恋者阿生说：“很多人喜欢问我们俩谁是男人谁是女人，我喜欢他，因为他是男人，我们是把对方当男人来爱，而非把他假想成女人，如果我把他当女人来爱，我们就不是同性恋了。”实际上，在美国，男同性恋伴侣结婚后，多互称呼对方为“husband”，女同性恋伴侣婚后互称对方为“wife”，国内的很多同性恋者则称自己的生活为“夫夫生活”或“妇妇生活”。他们的关系更平等。
异性恋的关系就在这方面显得过于僵化：老公一定要赚钱能力超过老婆，否则就抬不起头来；性角色的支配一方，一定就是得了便宜的一方，所以在现实生活就得多为女人付出；所以，不少女人大量的性冷淡就此产生，因为女人既然觉得自己在性爱上面总是吃亏，主动的男人占了便宜，所以就喜欢用性惩罚。这让男人也很委屈：凭什么女人也享受了高潮，却总是摆出一副女人吃亏只付出的架式？

启示二：女人，可以不向男人要安全感
观察异性恋家庭，一定是男人搬煤气罐——当然了，这只是家里力气活的代称，城市里的丈夫们没谁真搬这重物了。但谁要是让女人干家里的重活，女人哪里还有什么安全感？
“女人到底想要什么？答案还不简单吗？无论她看起来想要什么，她想要的终归只有两样东西：很多的爱和很多的安全感。”张小娴如是说。今天的社会，即使再强大的女人，还是普遍认可一个传统的观念：女人应该依赖男人。她要在两性关系里不厌足地得到爱和安全感。
所以女性在婚姻中渴望完全的平等似乎是困难的事情。很多女性也自我放弃这种平等诉求，由此造成婚姻中大量的抱怨、委屈、失落、自卑、仇视、异化，等等。
女同性恋似乎颠覆了这一点。著名女同性恋者石头曾经直接用拉拉群体里著名的煤气罐理论，来解释女人其实在体力上不一定需要男人：没有男人，女人一样可以搬煤气罐。石头和她的同性伴侣生活在一块儿时，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便。力气活，可以自己干；安全感，两个女人完全可以互相给予。
她们的生活实践，直接证明了女人没有男人时同样过得很好——这当然不是因此鼓励女人离开男人，而是提醒那些一旦失去爱情和男人，便觉得昏天黑地，或者觉得自己再强大终归还是需要依赖男人而活的女人，女人的自立和自我意识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也是婚姻幸福的重要条件。

单机游戏进行中……

启示五：超越爱情的妒忌
马修和他的伴侣斯帝夫已一起生活了32年，他们彼此知道对方有另外的性伴侣，他们开诚公布地讨论过这个问题，结论是，这样更有利于他们的关系稳定。如果选择分开，同性伴侣也比异性伴侣更多地能够建立友谊。一位男同志说：“我们的爱情，和你们（异性恋）一样。”在他们看来，坦诚和忠诚一样是伴侣关系的核心价值。
一对一起生活10年的同性伴侣早已经性趣衰退，关系中的激情慢慢转向一种温和的亲情。没有性，关系还能够维持吗？Jim说：“长久的爱情关系，不是只靠性激情来维持的。我们起初的相爱充满了浪漫和诗情，但是和大多数人的爱情一样，性渐渐不再在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我们相爱。但同时，我们对于对方的隐私持尊重态度。如果一对情侣，因为性激情淡化而分开，那是最没有价值的理由。”
李银河在《同性恋亚文化》中说：“同性恋的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是一种创造，同性恋的性活动具有改变文明面貌的作用。同性恋伴侣能够做到以核心家庭的形式保持一种兴奋强烈的性关系，他们往往还能做到在保持这种关系时避免异性恋中的妒忌、占有欲和不安全感。”
在离婚率节节升高的当下，异性恋伴侣们或许能从同性恋处理爱与自由的方式中，获得有益的启示，让我们的伴侣关系更有生命力。

二、【彩虹旗】

彩虹旗的颜色
色彩在同性恋骄傲的表达中一直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绿色一直是和同性恋联系在一起的，而紫色(更确切地说是淡紫色)则在60年代后期成为了一种流行的代表骄傲的标志，“石墙”暴动后一种时髦的说法是“紫色力量”。当然还有粉红三角标志，尽管它最早是被纳粹德国用来在集中营中识别同性恋男子，而在80年代以后才成为一个广为流传的同性恋的标志。然而，代表同性恋最色彩缤纷的标志仍是彩虹旗，它集彩虹的色彩——红、橙、黄、绿、蓝、紫——代表了同性恋社区的多元性。

三、【关于同性恋的历史与文化】

同性恋，在当今社会依然是个敏感的话题，虽然同性恋经历了从疾病到正常现象观念的转变，世界上也有十几个国家承认同性婚姻合法化，但是对同性恋的歧视与误解仍普遍存在，对于同性婚姻合法化在许多国家仍存在激烈的争论与巨大的分歧。目前在中国关于同性恋的调查报告的研究都是基于异性恋眼光怎么看待同性恋的，却缺少同性恋自己的声音，由异性恋决定同性恋婚姻能否合法化是不是有失公允。

同性恋的研究历史
同性恋在很多工业化国家经历了罪行化——病理化取代罪行化——正常化的过程，同性恋研究的演变也与这个过程互为影响。
同性恋罪行化
古希腊崇尚男性美，爱慕同性被视为强烈男子气概的表现，古罗马帝国也宽容同性恋，但基督教的兴起使同性恋开始受到严厉谴责。作为西方文明的重要基础，《圣经》中的生殖崇拜是反对同性恋的最根本理由，至今如此。
目前已经有一些历史学家对《圣经》中反对同性恋的条文提出质疑。耶鲁大学的约翰·波斯威尔博士对17种语言的历史文献进行详尽考证后，得出结论：对于同性恋的强烈道德谴责是17世纪以后才出现的；教会人士反对同性恋的论据其实是基于对《圣经》的误解和误译。但教会的影响根深蒂固，新考据的社会影响相当有限。

病理化取代罪行化
19世纪中期，随着行为科学的产生，一些医学专家开始关注人类性行为。1849年，瑞士医生克洛德·弗朗索瓦·米基亚从对一例恋尸案的分析出发，发表了有史以来第一篇有关性变态的医学论文，他在文中首次提出，同性恋是一种天生的生理缺陷。
奥地利精神病医生理查·冯·克拉夫特一埃宾根据临床经验写成了《性心理疾病》一书，第一部分《性倒错》致力于论述同性恋。此书认为同性恋者来自父母一方或者双方都有疾病的家庭。当时同性恋被列为犯罪或受到道德谴责，而此书独树一帜地坚持道德中立的态度，提倡以治疗来代替监禁，被视为进步。不过克拉夫特一埃宾同时指出：同性恋者被“治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20世纪初，奥地利精神病学家西格蒙·弗洛依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认为，如果男孩来自强母弱父的家庭，他与母亲的关系必然过于亲密，与父亲相对疏远，长大后势必缺乏应有的男性气质，因此他试图寻找一名男性伴侣来做弥补——“恋母情结”是男同性恋的情感起源。虽然弗洛依德步人晚年时倾向于赞同同性恋非病的观点，但此时精神分析学已经在精神卫生行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转变疗法”成为治疗同性恋的盛行方法。

正常性研究的发展
在同性恋病理化的过程中，西欧部分学者断断续续提出过同性恋正常化的倡议。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正常性研究最早始于18世纪的社会改革思想家杰洛米·本森。本森从效用主义的原则出发，将社会福利视为个人福利的总和；同性恋行为互惠双方，且没有对他人造成伤害，因此禁止同性恋只会降低社会福利——同性恋不应该被列为犯罪。虽然本森的这些文稿到20世纪中期才见天日，但效用主义原则成为拿破仑时期法律改革的理论依据，使法国、意大利等国和德意志部分地区率先摈弃了将《圣经》作为立法依据的惯例，在刑法改革中取缔了对同性恋行为的惩罚。
19世纪后期，德国律师卡尔·亨利希·乌尔利克斯借助当时胚胎学的研究成果，认为存在着一个介于男女之间的“第三性”，男同性恋者是“陷于男性身体中的女性”，女同性恋者则正好相反。克拉夫特一埃宾就是受此启发后，开始研究同性恋。
在克拉夫特一埃宾竭力将同性恋病理化的同时，英国心理学家霭理士写就《性倒错》一书，首次在英语世界里提出了同性恋非罪非病的观点。虽然此书被禁止在英国本土发行，但外文译本陆续传人了其它国家（包括中国）。文史学者约翰·艾丁顿·西蒙兹将自己的一生经历写入了《回忆录》，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第一本同性恋自传。同时期的英国学者兼诗人爱德华·卡宾特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开始为妇女和同性恋者的平等权益而呼吁。
德国性学家马格努斯·赫希费尔德于19世纪末成立了科学人道委员会，致力于性健康研究。他在学生和矿工中展开社会调查，结果发现约1%的男性只受到同性的性吸引。这是首次有关同性恋者占人口比例的社会调查。除此之外，赫希费尔德还征集到爱因斯坦、弗洛依德、肖伯纳和托尔斯泰等人的签名，敦促德国政府废除刑法中惩罚同性恋行为的条款。然而，这些努力因纳粹上台而受到阻挠和中止，德国同性恋者被斥“辱没民族”而被关人了集中营，囚徒们佩戴的粉红三角后来成为同性恋权益运动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