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YOND在日本鲜为人知的故事!

“我们一开始不会写流行歌曲，打扮得也很奇怪，和当时香港的流行乐坛格格不入。所以我们专辑的销量都很一般。后来我们开始尝试写流行歌曲。” 叶世荣说，“在相继发表了《大地》，《真的爱你》之后，我们突然红起来了，可是我们很矛盾。” Beyond以前可以整天埋头在排练棚里排练。1991年的时候，伴随着知名度的扩大以及对更大影响力的渴望，他们不得不去拍连续剧，上电视玩游戏，做很多和音乐没有什么关系的东西。“虽然红了，但是不开心，要做很多无聊的事情。”
1991年4月，Beyond在香港的事业发展得如日中天，他们第一次踏足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演唱会。日本经纪公司Amuse的老板大里洋吉也在台下。演出后，Beyond和这位老板见了面。大里洋吉称赞Beyond在舞台上很有活力，歌曲的旋律很好，技术也不错。聊的时候，Beyond表达了对香港乐坛一贯的不满，以及对日本音乐环境的向往。“他说他可以带我们到日本发展，让我们做我们喜欢的音乐。”这在叶世荣看来，有种要到外国念书的感觉。

日本的物价高，房子小。黄贯中还记得乐队初到日本时，第一天就一起去找房子。好不容易找到房子，连窗帘都没有，黄贯中躺在地上睡一个晚上，他用报纸铺在窗口上面，外面很冷，挡着阳光。房子很小，黄贯中个头不算高大，但他“可以用脚碰到任何地方，根本不用遥控器。”
那时Beyond的生活基本就是在日本录音，回香港宣传，然后再回日本录歌曲的日文版，在日本继续宣传。他们经常要留在日本两三个月才能回一次香港，最久要半年。而如果没有工作，他们的生活闷得让人发慌，黄贯中躲在家里看电影，每天骑一辆脚踏车，往返于住所与他家附近的录像带出租店，每天以四五套电影的速度看了不少偶尔有日文字幕的欧美电影，以及根本听不懂对白的日本电影。
黄家强有时靠打电动游戏过日子：“你讲英文他们（日本人）不懂，我们又不懂日文，你可以去哪？都是这样过。”
黄贯中形容他们那时是一个完全没有活力的团体：“我们四个住的很近，经常聚，然后每次去排练，‘又是你们几个!’每天的生活好像是印刷出来的一样，睡醒了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自己不停问自己，我来这里干嘛？”黄贯中把这种状态理解为这是在一个新地方的新开始的一部分。但他开始忍不住借酒消愁：“我以前是滴酒不沾的，我在日本的时候就开始喝酒。那时候就是回家，脱鞋，手一摸就是一瓶酒，连杯子都不要，就这样一瓶下去，希望让自己不要想那么多，赶快睡，明天还有很多工作。”

虽然Beyond每一个人都可以创作，但无可否认，黄家驹是Beyond那时绝对的创作主力，“按家驹的创作量他应该是很多很厉害，他一个晚上可以写10首歌出来。”但黄贯中觉得，家驹在日本时的创作量并不大，他自己在日本也没什么兴致弹吉他：“吉他放在那里就不想碰，整个人情绪有一点低落，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
相对而言。叶世荣的性格比较乐观，他说Beyond最擅长的就是“苦中作乐”。不过这依然无法抵制语言不通以及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沉闷感：“也是那时侯，我开始学抽烟，一抽就不能停了。”
日本的生活和他们想象的一样吗？叶世荣思索了两秒钟，坚定的吐出三个字：“不一样。”那不止是异乡生活带给他们对环境的生疏感，他们在录制《继续革命》的时候，发现原来公司对他们的要求和他们自己对音乐的期许，也有很大差距。

叶世荣撵灭了手中的烟，继续说下去：“主要是公司的立场。第一张唱片我们感觉有点不太高兴的是，我们很想做一些重型音乐。可是公司希望我们走流行的路线。”Beyond那时年轻气盛，难免和公司发生一些冲突，“慢慢我们才发现，日本也是一个以流行为主的市场，日本就是一个变大了好几十倍的香港。我们妥协了，为了能在日本学到更多音乐方面的东西，我们就听了公司的话。”
Beyond在日本一共制作了两张专辑，《继续革命》和《乐与怒》，前者的国语版叫《BELIEF信念》，后者因为收录了《海阔天空》这首Beyond的大热作品，国语版干脆就叫《海阔天空》。
《继续革命》的12首作品是从50多首歌里挑出来的，其中大概30首是Beyond在去日本前就写好的，唱片公司觉得不够，Beyond到了日本又创作了大概20首作品，这20首作品里有些歌多多少少能反映他们在日本的生活状态。

1992年初，Beyond到了富士山山中湖的一个录音棚录制这张专辑。叶世荣说那是他这辈子第一次看见雪：“我们在那里呆了三四个月。每天就是在里面录音。因为是冬天，整个酒店就我们一帮人，包括工作人员。一条马路，两边是雪，然后伸出一条小路，通到酒店，挺阴森的。想到一部电影就是《闪灵》（Shining）。”
《继续革命》的录音过程并不如想象中的顺利。在香港的时候，Beyond都是自己搞定编曲，到了日本，公司给他们安排了一个专门负责编曲的制作人：梁邦彦。叶世荣说：“我们第一次和制作人合作。他把我们的很多东西改变了，整个味道都不一样了。有可能是我们经验的问题，后来录音的时候才发现，他做出来的效果也特别好特别美。我们那时候比较年轻，火气比较大，稍微改变一点自己的想法就不接受。后来唱片做完之后仔细地去听，对我们音乐的帮助也挺大的。”

黄家强表达了相似的看法，：“那时我们不太喜欢他帮我们编的东西，太软了，可能是唱片公司的要求，不太适合我们的个性。但我后来自己去听《继续革命》这张唱片的时候，我觉得也很好听，没有太大的问题。刚转变的时候会觉得适应不了，但慢慢觉得只是风格不同，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正如家强所说，梁邦彦的出现，归根结底还是公司的需求。“做《继续革命》时，我们和公司的分歧比较大。公司希望我们做一些软性的摇滚，我们那时是比较硬的，刻意要转变我们的风格，我们是有点难受。”
火气最大的黄贯中一时冲动，居然对老板发了脾气。10余年后，他仍然可以绘声绘色地重现当时的情境：“我肯定发过脾气，我知道，我是第一个发脾气的，对着我们的大老板。他让我们听很多日本的乐队，然后告诉我，我们日本人会这样做，我们日本人会这样想，我们日本的乐队是怎样怎样，结果我就突然忍不住冒出一句，‘你永远告诉我们日本这样这样，你为什么要老远费力气去签一个香港的团回来，把他们都变成日本人，你这样是不是很矛盾呢？’他的脸变黑了，我就知道我说错话了。”当时所有人听到黄贯中这句话，都倒吸了一口气。在日本，艺人从来不敢和他们的老板这样顶撞。

录音完成之后，Beyond就回香港做宣传活动。那时香港的机场还在九龙。接飞机的歌迷来了好几百人，一度在机场造成混乱。毕竟香港的歌迷们已经有三四个月没有见到他们了。叶世荣形容那是“衣锦还乡”的感觉：“就是念书念到假期，回家了。现在有一个完成的产品，就是《继续革命》。很多传媒都问你们在日本学到什么了，我们就给他们听一下专辑。很多人都感觉非常棒。我们的编曲，我们的录音，真的比以前进步不少。”
然而对于初探日本市场的Beyond来说，《继续革命》注定成为一张叫好不叫座的唱片。“没有成绩。”黄贯中努力回想这张唱片在日本的成绩，居然毫无印象：“根本讲不出个成绩来。既然已经来到这了，还可以怎么样。我不可能变成一个日本人嘛。我快分裂出另外一个自己了，另外一个非常摇滚的黄贯中，站起来问自己：‘你现在他妈的在干嘛？’‘我希望把香港的摇滚乐带到日本来啊。’‘你还要把香港的音乐带过来？你现在都快变成日本人了。’然后我就痛苦地大喊：‘我没有！’”
Beyond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乐队。Beyond在1986年自资发行的第一盒磁带《再见理想》，卖了2000张，在当时在地下乐坛是很好的了，但放到整个香港乐坛来看，2000张的销量不过是谭咏麟唱片平均销量的千分之一。到了90年代初，他们的唱片销量已经与流行歌手不相上下。

灰色轨迹 - Beyond

对于成绩的事，叶世荣早就想通了，对他来说，在日本弄出一些成绩，是需要时间的。他更享受的是学习的过程。
1年之后，事情有了好转。1993年的时候，虽然Beyond还是必须写一些流行歌曲交差，但Amuse不仅给了他们更大的投资，也给了他们更大的创作空间。录制《乐与怒》这张唱片的录音棚从富士山的“小木屋”转到了租金昂贵的日本市中心。《海阔天空》动用了2000人的弦乐团，Funk味道的《爸爸妈妈》找来了小号手，港式无厘头搞笑的《无无谓》是乐队对雷鬼(Reggae)音乐的尝试。
有一天，叶世荣去租录像带，店里放的音乐居然是《遥远的梦》（《海阔天空》的日文版）。他意识到，他们在日本成名在望：“在路上偶尔会有人认得我，证明我们在日本的宣传做得不错。那时觉得什么都很有希望。”虽然和《大地》，《真的爱你》等歌曲在香港的影响力毫无可比性，但《遥远的梦》给Beyond带来了相似的后果：公司需要他们上一些和音乐无关的游戏节目，进一步提高知名度。

叶世荣记得1992年他们在日本还成名无望的时候，做的宣传反倒和音乐比较密切相关，他甚至记得日本的记者非常专业，会把他们的资料翻得一清二楚。不过1993年《遥远的梦》在电台播放之后，叶世荣说：“可能因此公司更需要我们多参加宣传，多争取曝光机会，所以我们要上一些流行的电视节目。”
说到这，黄贯中的语调明显提高了不少：“不是说来日本就是因为有大一点的天空吗？大一点的天空不就意味着来这边就不用玩游戏了吗？结果不是的，一来就是玩游戏。为什么会这样？晴天霹雳！原来日本这个市场比我们香港更企业化，原来日本的摇滚是一个假象，原来比香港那一套更烂！我有这种感觉，但不敢讲。我们经纪人当时安慰我们，给我们很多理由。好吧，既然我已经是肉在案板上了，现在抱怨也没什么用了。”
黄家强虽然也很抗拒上娱乐节目，但他信了公司给他们的解释。在香港，他们通过类似的方式让更多人听到了他们的音乐：“在日本，我们是新人，当我们在香港是新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那一套，而且也做了很多，我们心里当然不想做，但是我们能够在香港做，为什么不能在日本做？如果能够成功地宣传我们的音乐的话，为什么不能做？”

黄家强则宁愿出事的是他而不是他的哥哥家驹：“为什么发生在他身上？为什么他那么努力，那么用心去做，却偏偏是他？我宁可去代替他。我不能说后悔，后悔是没用的。但我觉得遗憾，我觉得白白浪费了我们的努力。”
叶世荣：“为什么家驹要走？为什么上天对我们很不公平，要把他带走？”
黄家驹的去世，对其余三人的打击不言而喻。Beyond面临的不仅仅是解散的问题，三位成员还有没有勇气再拿起手中的乐器都是问题。
黄贯中：“这个团不是不能做下去，当然可以做下去，但是，我觉得家驹不在，没有意思，可能有些人会骂我为什么讲这句话，但是是他让我进这个团去弹吉他的，我们有共同的梦想，共同的目标，现在这个人已经不在了。”

那确实可以算是Beyond最艰难的岁月，黄家强说：“我告诉你，1993年发生事情之后，是阿Paul不想玩，是他想解散，可能是他太激动太伤心吧。他这样说我觉得很伤心。当时我也很乱，我说那好，大家先休息一下吧。”虽然家强也不知道自己还可不可以站起来，但他觉得，作为家驹的弟弟，如果他可以先站起来，其他两个人就没理由站不起来。“是我先打电话给他们。其实我到现在也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坚强，基本上是装出来的。我为了他们两个，我说我们要继续下去，虽然你（黄贯中）曾说过要解散，但是我觉得你是太激动才说的。我跟他们说，我们要重新开始，希望你们两个也要振作，我能站起来，为什么你们两个不可以？我不想给他们看到我不行。”
叶世荣：“我们想过这个乐队算了，不做了。每一次在排练中看到他用的乐器，他站的位置，肯定会想到他，很难受的。我们在香港一直都觉得游戏节目不好，我们为了音乐来到日本，结果没想到在日本的游戏节目里，家驹会离开我们。我们有点矛盾。”

给你支持

“《二楼后座》之后，Amuse还想和我们签约，但是条件……”黄家强犹豫了一下，显然不想再去回顾那些不开心的历史：“不要再讲了，就是谈不来吧。”
黄贯中则毫不介意的说了下去：“日本那边在条约上改了一点，希望我们继续签下去，但是条款没有以前好了。因为他们说，你们这个团现在的价值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高了。要是我那时不是情绪那么低落，我相信那天讲出这句话的人已经要受伤了。真的，以我的脾气……告诉我，谁令我们这样？他们说以前给你10块现在一天只给你5块继续签下去，因为你不值钱了。我真的很生气，我说要签你们签，我不签，我宁愿回香港。”
叶世荣也觉得他们再留在日本也没什么意思了。“第一日本当时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伤心的地方，第二因为我们那时很乱，我们应该先回到香港，找到属于三个人共同的方向再往外面跑。”
在谈了几家香港公司之后，台湾滚石唱片出现了。Amuse是个经纪公司，Beyond在和Amuse合作的时候，粤语版唱片交给香港华纳唱片发行，日本版由Fun House唱片发行，而国语版则交由台湾滚石唱片出版。到1994年之后，Beyond正式加盟滚石唱片，成为其旗下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