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保守派的背景不同于盎格鲁新教徒，天主教会和正统绝对君主制为根基。在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者当中，新教徒和改信新教的犹太人占据了畸高的比例。盎格鲁世界用于巩固即成体制的教义，在他们手中往往只是一种打击天主教多数派的武器。如果将“自由主义者”改成“普鲁士王国”、将“天主教正统派”改成“哈布斯堡帝国”，以上陈述就可以适用于从哈登堡到俾斯麦时代的普奥关系。日耳曼自由主义与普鲁士的诡异情缘就建立在这种歌德式“选择亲和力”上，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单相思体现了这种关系的最高峰。最后，自由主义随着弗里德里希-威廉太子的影子内阁一起没落；将德语世界留作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战场。这条路径打开了战争和革命的大门，最终毁灭了欧洲对世界的统治。
在法国革命最初的蜜月期，以下的蓝图似乎并非不可能实现：将霍亨索伦王朝改造为德语世界的奥兰治家族，实现（北德）新教徒与自由主义的英国式合流，让哈布斯堡王朝和天主教保守派落到斯图亚特王朝的下场。这种希望在德国知识分子当中极为普遍，艾克曼和海涅都对此念兹在兹。他们一再欺骗自己，将普鲁士王国的每一次变法解释为自由主义；但这些改革最终全都演变为强化国家主义的举措。耶拿战败后的改革部分实现了教育世俗化，但主要结果是军事动员体系和文官制度的合理化。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劝进计划由俾斯麦付诸实施，但前提是毁灭“国会通过财政控制权主宰国家”的英国式路径。1880年代的法律改革起步太晚、先天不合时宜，在民族法学和福利国家的两面夹击之下粉身碎骨。威廉二世登基时，形势已经很明朗：政权属于国家主义，民间属于社会主义。同样，国家主义各党和社会主义各党占据魏玛共和国的大半壁江山，自由主义各党势力还不如天主教和少数民族的党派。希特勒将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个怪胎中，结束了这场游戏、证明日耳曼自由主义只有依靠外力才有可能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