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主要理由是：
1.现存碑刻为赵宽（明成化年（1481）进士）所书，非岳飞亲笔。
2.此词没有题记，出处，不知所据为何本，见之于何书，来历不明。
3.《满江红》词不题年月，亦不言作于何地，故无破绽可指，然不见于宋元人之书。
4.明人有伪造岳飞诗词的前科。如明朝学者桑悦曾伪造《刻〈送紫岩北伐诗〉碑记》，先造一首据说是岳飞写的诗，然后再刻碑立传。（顺便说一句，此诗意境也很豪放雄浑。）
5.以地理常识说，岳飞伐金要直捣金国上京的黄龙府，黄龙府在今吉林境，而贺兰山在今西北甘肃、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地区。这首词若真出岳飞之手，不应方向乖背如此！
6.南宋人实指宋金边塞的，多用兴元（汉中）之北的大散关，（陆游诗： “铁骑秋风大散关”、“大散关 头又一秋”等等），从来没有人用贺兰山的；因为贺兰山在那时是属西夏国境的兴庆府，它和南宋国境中间还隔着金国泾、渭流域的庆原路、凤翔路一大块地区；假使金人攻西夏，可以说“踏破贺兰山缺”，南宋人是决不会这样说的。……《满江红》词里这样说，正是作这首词的明代人说当时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
7.明朝的北方少数民族是鞑靼族。鞑靼入居河套，骚扰东北西北，从中叶一直 纠缠到明亡。……《明史》 卷一七一《王越传》也说：孝宗弘治十一年，“越以‘寇'‘巢穴'贺兰山后，数扰边，乃分二 路进‘剿'。 ”这是明代汉族在贺兰山抵抗鞑靼族的第一回胜仗。……我们可以设想，“踏破贺兰山缺”，在明代中叶实在 是一句抗战口号，在南宋是决不会有此的。
8.元人杂剧有《宋大将岳飞精忠》一本，四折都是岳飞一人唱，而没有一句引 用这首《满江红》。第一折 “寄生草”云：“堪恨这腥膻丑陋契丹人，我学取那管夷吾直杀过阴山道。云“阴山”而不云“贺兰山”。 ……那时若已见到这首《满江红》，岂会放过不用？可见在元代还不曾流传这首《满江红》。既然贺兰山是明代的汉族与鞑靼族互相争夺的主要地点，而王越又是在贺兰山战胜鞑靼的主将，《满江红》这首词，若非王越所作，便是他幕府中的某个文士所作的。
9. 王越是明代边防名将，贺兰之捷，已七十多岁；就在这年的冬天，因谏官弹奏太监李广，连累及他，忧 恨死于甘州。他是中过进士的文人，积战功至大将；工诗。钱谦益《列朝诗集》丙集之三，录他的作品十五首 ，称他“酒酣命笔，一扫千言，使人有横槊磨盾、悲歌出塞之思”。他弘治十一年这次战功和他不幸的政治遭遇，在当时士大夫中间可能会有相当大的影响；这首词里点出“贺兰山”一辞，也许与此有关。这首词的作者是参与这场斗争或对这场斗争有强烈感受的人，可能会是王越一辈有文学修养的将帅（他们 的身分正和岳飞相同），或者是边防幕府里的文士。
持“明人托伪”意见的还有张政烺先生。他从此词的意境出发，认为“《满江红》词从命意和风格看可能是桑悦的作品。”。。。“像是一个失意文人落魄江湖的情调”。

邓广铭先生进一步推论说： 汤阴之有岳庙，是在明代宗景泰元、二年内（1450、51年），经由徐有贞倡议、汤阴县学谕袁纯负责创建 的。庙宇落成之后，袁纯接着就又“辑庙祀事始末”，选录岳飞的部分诗文，以及后代人纪念和歌颂岳飞的诗 文，编为《精忠录》一书（此据商辂《精忠录·序》），而此书的第三卷即把岳飞的这首《满江红》词收录于 内（据 1769年朝鲜铜活字本）。据书中的几篇序跋文看来，知《精忠录》之付刻虽在景泰六年（1455年），而 其编辑成书却在景泰二、三年（ 1451、52年）内。这与王熙写刻的《满江红》词石碑相较，又早了七、八年。 是则此词的出现，至晚应在十五世纪五十年代的初期。
这里说一下我的看法。
关于《满江红》是否岳飞所做的辩论，关键的一点还是在于能否找到宋元典籍或实物记载。到目前为止，不论哪一方都找不到明以前的记载。而最早的实物（更早于任何现存书籍）就是汤阴岳庙的拓片。
这个拓片的照片我在网上搜到两个版本。
（见文后）
这个碑文相当怪异。首先，抄录者是个庠生（秀才）。汤阴的岳庙是明代宗景泰元、二年内（1450、51年），经由徐有贞倡议、汤阴县学谕（教委主任）袁纯负责创建 的。庙宇落成之后，袁纯接着就又“辑庙祀事始末”，选录岳飞的部分诗文，以及后代人纪念和歌颂岳飞的诗 文，编为《精忠录》一书，而此书的第三卷即把岳飞的这首《满江红》词收录于内。
这样，刻碑者应当是袁纯才比较合理。为何袁纯在建庙时不刻此碑，反而到了七八年后的天顺年间才由一个秀才来完成这个碑刻呢？

再看碑文内容。最末一句作“朝金阙”而不是通行本的“朝天阙”。有些宋词的版本不同。例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有几个版本。其中“乱石穿空，惊涛拍岸”一句也有版本作“乱石崩云，惊涛裂岸”的。这可以理解为作者在不同年代修改自己的作品，不同词句流传出来的时间不一样导致版本不同。但岳飞并不是专业文人。做了一词之后是否有功夫逐字推敲修改很难说。最重要的是《满江红》此前根本不见任何宋元典籍。按照邓广铭先生的说法，岳飞的文稿都很难集齐。那么怎么会在明朝短短几年里就冒出几个不同版本来呢？如此盛事，特爱写野史的明人居然一句不提，岂不怪哉？
再说“金阙”一词。虽说“玉楼金阙”的说法宋之前就有。但“金阙”一词后来多为道家所用。虽然可指帝阙，但岳飞抗击的是金兵，他就不怕被秦桧曲解他要去朝“金国”的帝阙？
而有意思的是，明朝初年由于朱元璋的原因用词颇有忌讳。连老百姓取名，都不能用某些字，如“天、国、君、臣、圣”等等，甚至“博士、大官、太医”也在禁止取名的范围之内。那么用“金阙”而不用“天阙”是不是有这个考量？而到了后来是否又怕一般读者误会“金阙”是金国帝阙而改为“天阙”？
最有意思的最后几行，“右《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看口气，王熙仿佛生怕读者不知道这是岳飞所作。如果这首词在当时是公认的岳飞词作，显然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得写上这些介绍词。落款应当是“痒生王熙恭录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满江红》”之类的。而现在只是“痒生王熙书”五个字，殊无敬意。
从正反双方的辩论来看，其实说到底谁也没有找到明之前的记录。更别说宋朝的原始文件了。后来倒是有人间接考证。例如郭光先生的《岳飞集辑注》中有一篇《岳飞的〈满江红〉是赝品吗？》（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４８９页）认为南宋后期陈郁著有《藏一话腴》一书。这本书中有评论说：
“（武穆）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可以明其心事。”

问题这本书也有好几个版本。通行本中其实并无此句。而郭光先生所本的是清朝沈雄《古今词话》 卷上和康熙《御选历代诗馀》卷１１７中所引的《藏一话腴》文字。那么这段引文到底是不是清朝人窜入很难说了。
此外王增瑜先生在其《岳飞《满江红》词真伪之争辨及其系年》中说： “《全元戏曲》卷１１的《岳飞破虏东窗记》，据编者分析，其中有明人修改的痕迹。其第二出岳飞自唱道：“怒髪冲冠，丹心贯日，仰天怀抱激烈。功成汗马，枕戈 眠月，杀金酋伏首，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言愁绝，待把山河重整，那时朝金阙。”此段文字明显采自《满江红》词，而加以改编。此后可能是在明朝成化时，姚茂 良所撰《精忠记》传奇的第二出也是同样语言，只是将“愁”改为“怨”。由此可知，也不能说元代就必无岳飞《满江红》词的记载，被编入戏曲，证明此词在元代 仍应有相当的流传。”
虽然王增瑜先生说“也不能说元代就必无岳飞《满江红》词的记载”但他还是承认“据编者分析，其中有明人修改的痕迹。”也就是说还是没有超出那个碑刻拓片的原始记录。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作史应该是“宁阙勿滥”或者“立言存疑”。但为什么这首词会一直被认定为岳飞所做呢？这还是要从明朝的国情说起。
明朝武力极盛时期在太祖和成祖两朝。此后就一直走下坡路。明朝虽然把元顺帝赶回大漠，但并未能彻底消灭元朝。元朝的统续一直在漠北传承，史称“北元”。到明英宗时，北元为权臣也先控制。土木堡一战明军全军覆没，明英宗被北元俘虏。此后北元直逼北京。明英宗的弟弟（景泰帝）在于谦等人的支持下登基。打退了北元的进攻。但这也只是打退北元进攻而已。
皇帝被蛮族俘虏，此前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北宋的两位皇帝。而北元虽然后来把明英宗送回，但明朝并没有战略反击的能力。对于明朝人来说当然是奇耻大辱。比之“靖康耻”并不为过。因此景泰初年才会有修建汤阴岳庙之举。朝廷需要树立岳飞这个抗击蛮族的忠孝英雄的形象来激励当代。

如果此词作于此时而托名岳飞应当是毫不奇怪的。但是汤阴岳庙的碑刻纪年是“天顺二年二月吉日”。那么为什么要在此时刻下岳飞的诗文呢？
明英宗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当过两次皇帝的人。第二次当皇帝是趁自己的弟弟景泰帝病重发动“夺门之变”当上的。政变成功后改年号为“天顺”。明英宗当上皇帝后，支持景泰登基赢得北京保卫战打退北元的于谦被诬陷入狱处死。
对比岳飞的遭遇和于谦的遭遇，怎能让人不生出感慨。
所以这首《满江红》虽然慷慨激昂，但更是满腔愤慨。“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一般解释为岳飞功业。但于谦自入仕至被害凡三十六年，说“三十功名尘与土”并不为过。而碑文中特别注明为岳飞所作恐怕也是为了掩人耳目罢了。
说起来，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虽然这篇词作的作者是谁有种种疑点，但明朝自英宗以下一直处于北方蛮族的威胁中。除了也先入关，后来还有俺达入关，皇太极入关，最后被吴三桂把清兵引进来亡了天下。这种情况下，自然不会有人深究这首词的真正来历。
而余嘉锡先生提出对《满江红》词作者质疑的时候正是三十年代末，正当国家危急存亡之秋，日本侵略如火之时。这时候质疑《满江红》词作者未免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之嫌。其实余嘉锡先生也自辩：

“至《满江红》词，则麦秀实始付刻，其字为宽所 书，非飞之亲笔。 然宽不言所据为何本，见之于何书，来历不明，深为可疑。…… 《满江红》词不题年月，亦不言作于何地，故无破绽可指，然不见于宋元人之书，疑亦明人所伪托。悦《记》中已有“踏破贺兰山缺 ”之语，则其伪当在悦以前，第不知出何人之手。…… 自徐阶收此等诗词入《岳集》，李桢从之，嘉靖间钱如京刻《桯史》，又取而附之卷末。后之 重编武穆文者，若单恂、黄邦宁、梁玉绳等复从《桯史》转录入集，而李桢、单恂更增以伪作，于是传播遍天下，而《满江红》词尤脍炙人口，虽妇人孺子无不能歌之者，不知其为赝本也。 然以伪为真，实自徐阶始。阶不足道也，四库馆诸臣何其一无鉴别也哉！ 或者曰：“《送张紫岩诗》其伪固无可疑，若《满江红》词真伪皆无实据。其中如‘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空悲切'，及‘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等句，足以励迈往之风而作忠义之气，于世道人心，深为有裨，子何必以疑似之词强坐以伪也哉？” 应之曰：“考证之学之于古书也，但欲考其文之真伪，不必问其理之是非。……号称武穆之 《满江红》词 ，虽为人所信，以视“经典”则有间矣。其词莫知所从来，……吾何 为不可疑之哉？疑之而其词不因我而废， 听其流行可矣。至其为岳珂所未见，《鄂王家集》所无有，突出于明之中叶，则学者不可不知也。”
道理虽然是学者要严谨学问的道理，但未免不合时宜。
而邓广铭先生则是另一个极端。据王增瑜先生回忆：
“在大学时代，我怀着好奇心，向邓广铭先生询问《满江红》词的真伪。邓广铭先生说，现在《满江红》就是岳飞，岳飞就是《满江红》。他曾向夏承焘先生劝说，何必写辨伪的文字。他为此发表了两篇文章，特别是《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还特意搜入《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又编入最近出版的《邓广铭全集》中。依我的体会，邓广铭先生当年的谈话，是强调《满江红》词确是充分地体现和抒发了岳飞的爱国情怀”
就我来说，《满江红》最早见于明朝，充分体现了一种爱国情怀，足以激励后人，这就是最大的作用。至于是否岳飞所做其实并不要紧。

我了解岳飞也是通过邓广铭的岳飞新传。。这贴我先收藏了，我去找找资料，
我曾经问个不休
　　　　　　　--来自秦王子婴吧

那我也先收藏了

这还是疑问

好帖，留名

不是他写的 是我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