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史记》的开篇，《五帝本纪》的黄帝部分，写得阴阳怪气。可能是司马迁所处时代的“正统”观，儒家的“礼”观，渗透到历史书写中的表现。
黄帝所处的时期在考古上大约属于“仰韶文化”，礼乐文明的观念即便有，也只是萌芽期。
从史记叙述来看，黄帝的帝位来得并不“正当”，大约是从“权臣”到“暴君”。而蚩尤与炎帝存在神秘对应关系，有学者考证为同一个人。从史记看，不是同一个人，简直文法不通；是同一个人，那“阴阳怪气”的感觉就减了几分。一人化两名，增加了黄帝取得帝位的正当性的假象。但黄帝本人可能并不需要什么正当性。
黄帝“未尝宁居”，也与后世所谓“黄老之术”的状态相去甚远。远古纵有史料流传，不毁于焚书之祸，也必毁于儒生之手。

2.后世观念对远古史实的逆袭，还体现在“禅让制”的缺失上。
普遍认为，夏以前实行禅让制，自禹起，开始“家天下”。但史记中，尧舜只是夹在中间的个例。
黄帝崩，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
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
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於颛顼为族子。
……
世袭制的逻辑和脉络很明显。禅让制到哪里去了？
而尧舜的禅让也表现出了不得已——特意交代了 “子不肖”。儿子没能力，在大洪水面前，只能让贤。禅让的背后隐藏了“世袭”的观念和逻辑。只是，这个阶段的世袭还不是硬性的，不可逾越的。

看吧主写的就是涨知识啊，我对于炎帝黄帝完全就处于初中历史课本那点东西。

5.夏及之前的历史可信度
这方面资料的可信度，考古发掘大于一切。史书尤其不可信。
如上所说，这是个国家、君主、权力世袭等观念跟后世存在极大差异的阶段。后代的史官很难不用先入的成见改编历史。
神话尚且被儒士消灭了，何况之前可能有所流传的，对他们所推崇的“圣人”，言“多不雅驯”的资料。
从零星的史料，以及常识逻辑的推断来看，禹和启确立世袭制的大王国的过程，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史记》给启继位找的借口无法自圆其说。
“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
太史公太小看读者的记忆力了。这个益，从大禹被任用开始治水的时候，就开始辅佐他了。他在权力阶层混得时间，甚至比大禹还长。何来“日浅”之说？
从黄帝到夏启，我看到的都是史官正统观念对史实的曲写。
而以上，都是在这些曲写基础上，我随便说的梦话。与真实的历史相差极远。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验证——“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
假如史记靠谱，禹与黄帝只隔了四代。黄帝一下子变得好近，而且绝不会在5000年前，除非他们都是250岁才生儿子。

6.雷人的古汉语
阿衡欲奸汤 —— 奸通干
作女鸠、女房 ——女读ru 第三声
于是。。。。。伊尹的形象就这么毁了。

7.礼、乐、祀
礼乐的精神到商代基本完备，到西周最为鼎盛。到”礼崩乐坏“的东周时期，被儒家高调提倡，在汉代以后延续，一直到清。
礼 不是礼貌、礼节，而是令天下各安差异的秩序，即阶层分化，各有秩序、规章。礼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包含资源分配问题。礼节只是一种形式化的象征。
乐 音阶被赋予象征天地间秩序的功能。《礼记》：“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和合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乐的本质是在通感的诗意思维下，附会与联想，夸大其对情绪影响力，使之成为施行“礼”的工具。
今天看来，商纣王不过听了几首情歌，但却被史书反复指责，并成为武王伐纣时列出的纣王最主要的罪状之一。
祭祀 哪个国家不祭祀，被看不惯的大国当成罪状给灭了。这种事似乎很普遍，有时候甚至是发动战争惯常找的借口。就像二战时，某国说本国公民在另国被杀、失踪一般。
国之大事，在祀于戎。祭祀摆在军事的前面。
纣杀比干，太师、少师抱器归周，抱的就是祭、乐器。这件事对商国百姓来讲，觉得就像天塌了一般，而天下诸侯则普遍认定，这是天命已经归周的体现。
拿走几件乐器，几个锅碗瓢盆，真是天大的事。
那个时期，认为天大的事情，现在看起来呢？今天认为天大的事情，3000年后看起来呢？
王夫之《老子衍》：”居以俟者见同矣“当视角超越了时间，就可以”齐物“而”逍遥“了。

因此，国学，不要去施行它，更不要随着权力阶层去提倡它。但必须知道它，了解它。
一是为历史负责，二为能辨毒蔽毒。至于指导人生，付之一笑。
很多盲目提倡的人，正因为不了解。一面大喊国学，一面四书五经都没读过，唐诗宋词只看了个三百首的选集（甚至都没），老庄只看了百家讲坛上的胡扯。
对这些人，我只想说，瞎几把嚷嚷啥。

9.朝代颜色与五行
夏尚黑
商尚白
周尚赤
秦尚黑（秦国尚白，秦朝尚黑）
汉尚赤（西汉尚黑，东汉尚赤）
隋唐尚黄
其他的暂时不知道
汉代开始，尚色有些混乱。
颜色对应五行、五德。

“五德”说从一开始就是别扭的。强把尚黑的夏说成木德；形成后，应用起来也乱七八糟。经常用错，比如刘邦。但它形成的实际影响确是不容忽视的。尤其它帮我们知道了很多历史细节。
比如：夏代尚黑，朝会很可能是晚上进行的！
《史记》没记载夏朝的情况，但在写商朝的时候，突然冒出一句：“朝会以昼”，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而周代就是早上朝会了。
（商纣王尚白，能“倒曳九牛，抚梁易柱”，于是：白衣如雪，佩长剑，武力天下第一……想到的是西门吹雪。而周武王的大红色，简直俗得不能忍啊）
秦人本尚白，始皇为克周火，尚黑，是五德说的影响。秦国在西方，祀白帝，尚白也自然而然。（这一条知识点，我不是很确定。）

10. 息夫人，概湘夫人之后乎？今姓陈。

12. 武王伐纣毕，“纵马於华山之阳，放牛於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
《水浒传》王进走华阴，牵出史进；鲁达大闹桃花村。华阴对华阳，桃花对桃林，是反用周典，预示天下将有兵事，还是偶然的巧合？

14. 东周五百年，无中兴之主。
一代一代穷折腾，也算是一种奇观了。
更奇怪的是，这一奇观形成的原因，很少有人去探究。

东周等死500年。能想到的原因大约是：
1.礼的束缚。很难想象，东周的政府机关有多少是浪费在形式性的礼节上的，又能腾出多少手来做点实事。礼仪这玩意儿，是东周赖以生存的根基，废了礼，东周什么都不是。但是维持礼，代价又是高昂的。差了一点半点了，后果很严重。
一个君臣上下个个务虚不务实的王朝，一个本来实力就不大，却要承担繁重的礼仪活动的政权，注定成不了气候。
礼像一根藤蟒，缠绕着东周这棵即将枯死大树，留着它，什么事都干不了了，废掉它，连装饰自己的那仅存的绿色都失去了。东周不愿意失去这点颜色。所以，他出了很多外交官，辩士。但出不了其他人才。
礼直接浪费了人才和资源，直接阻碍了体制革新的可能性，直接断了东周想要中兴的脾气。
2.分封制命定的自我毁灭。夏商，乃至西周初期，条件尚允许天子把周边的土地分封出去，此时，分封既可以彰显天子赏罚分明，又是一种扩张手段。如周武王封太公望于齐，此一举直接将东夷纳入统治范围。但疆域再大，总有分完的时候。东边到了海，西边到了高山与沙漠，北边到了极寒之地，南边被相对独立的楚国占了。这时候，有人的功劳达到了分封的级别，该怎么封？
向外扩张不动的时候，分封制就开始向内蚕食。王几之地被分了出去。因为不封就失信于天下，就有悖于礼。所以，分封制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有个终点。而且是直线奔向终点。到头了，就没了。
当天子骄傲地宣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了自己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了。
3.周代一贯的军事懦弱。从周代的祖宗公刘开始就怕犬戎；武王伐纣后，迫不及待地放马于华山之阳；周穆王伐犬戎，被大臣乃至史官责备。西周最终亡于犬戎之手。周是个军事上极端懦弱的朝代，周天子及大臣几乎都重礼轻兵，甚至厌恶军事。
但是诸侯不然，军事是他们的生存之道。群雄并起，周室衰微，自然而然。

孔子在东周呼吁他的“礼乐”理想国，他真的不是来搞笑的吗？
他所推崇的周公时代，究竟是礼文化达到高峰带来了繁荣，还是周代难得的军事强盛和务实之风带来了天下宾服？
我们理所应当要比孔子看得明白。儒家是崇尚空想的理想主义者，把他的理论经世致用，带来的也只是害世。不过，我们依然要感谢，他宣扬的“仁”的理念。这让历代的帝王不至于太过分，即便太过分了，史官也有理论依据去批判帝王，去约束，去抗争。
儒家最可敬的人物是孟子。因为，他把“仁”摆到了“礼”之上。
先秦诸子中，我独爱孟子。其他诸子加起来也无法与他相比。我不忍痛批儒家，也只因儒家有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