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想当“公务员”进仕途，也有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在同等条件下，说北方话的优先。原因也很简单，皇帝长在北方，你一嘴南方话汇报工作，他听不懂怎么办？听差了会错意，会直接导致政策失误。到了清朝，雍正六年，皇帝还特意下旨，大意是：你要当官，说话必须人人通晓，这才能熟悉民情、熟悉地方，办事无误。特别是福建人和广东人，有些人都经过礼部的训练了，和朕说话朕还是听不懂。你们到外省去做官，语言不过关，怎么念圣旨？怎么审案子？和上下级怎么沟通？那还得雇人当翻译代为传递，而这群胥吏肯定添油加醋，不能准确传达，到时候耽误大事儿。所以，命令这两省的督抚，往下传达到各地州府县的官员与教师，一定得让学生说话说明白，不许再沿袭乡音。
瞧，搁在旧社会，要是只会现在时髦的粤语，那完了，就业成了大问题。
清朝书籍《闽杂记》讲，根据这道旨意，各地雨后春笋般办起了普通话辅导班，就叫正音书院。口音这事儿影响前途，谁敢含糊啊？
不过也就是一阵。主要是考试不考，皇帝强调了，大家抓一抓，皇帝忘了，没督促，地方官们就不在意了。到后来，正音书院能坚持下来的，据说只有福建邵武县一家。好多事不都这样嘛。
古代考试和就业密切相关，考到功名了，就意味着就业不难了。不像现在，考大学是一回事，找工作是另外一回事，两道关口。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古代考试就显得尤为重要，没摸准主考官的脉，offer还是拿不到。比如贞观二十年文词享誉京城的张昌龄、王公瑾，就被考官王师旦把文策定为“下等”。《封氏闻见记》说，唐太宗拿到录取名单，没找到这两个人的名字，就问王师旦怎么回事。王师旦答：“他俩文章是好，就是文体轻薄，文笔浮艳，必不成器。要让他俩来，恐生效仿，会改变陛下务实的风气。”
唐太宗啥都没再说。那哥儿俩就真的没机会了——张昌龄后来补了个长安尉，因牵扯贪污解职。王公瑾则一直寂寂无闻。
人倒霉了，没有收入，真是喝口凉水都塞牙。清朝时候，有个叫方观承的书生进京求职，走到江苏宝应县，身上实在是没钱了。当时寒风凛冽，这哥们只身穿一件破袍子，里面连内衣都没有，拿绳子一系，脚上的鞋都露脚趾了。他想起有朋友住在这里，就去他家想借点钱，没想到走到大门口，还在那而犹豫呢，就被看门的认定是小偷，过来轰他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