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背景、问题及角度

　　万历至崇祯年间（16世纪末至17世纪上半叶），江苏吴江地区女性有文名者，首推叶绍袁一家，其妻沈宜修、其女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等，于诗词文赋颇有精通。《午梦堂集》便是叶绍袁于崇祯九年（1636）在为其妻女等人精心编辑的一部诗文合集。
　　在叶绍袁所处的那个时代，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呈现出开放、繁盛的面貌，货币经济推动着市民社会的蓬勃发展，同时新的社会思潮和观念也风起云涌。“好货好色”的观念在明中叶李梦阳等人那里开始萌发，经王学左派的推动，至晚明已蔚成风气。冯梦龙对俗世故事的欣赏、李贽的“童心说”、袁宏道对“独舒性灵、不拘格套”的大力标举，都在表明，对人之真性情的张扬成为一些文人哲人反对儒家正统的行为标志。江南也因此而成为一种符号，“一种流行的诗意暗示、想象出的丰富形象、享乐主义和美丽”。

　　小纨的《鸳鸯梦》由舅舅沈自徵亲自作序，序云：
　　若夫词曲一派，最盛于金元，未闻有擅能闺秀者……绸甥（这里指叶小纨，字蕙绸）独出俊才，补从来闺秀所未有，其意欲于无佛处称尊耳。11
　　沈自徵对小纨之俊才的大力赞赏没有丝毫犹豫，似乎足以说明此时女性写作这一事实正在得到广泛的承认，而男性固然是古来树立起的话语权威，但是至少在沈叶这两个上层大家族里，对女性的“才”持有欣赏的态度，并且积极为她们说话，男性可以成为作为女性作者的读者并与之构成对话关系，女性作者和男性读者之间的交流正在公开和明朗化。而小纨的父亲叶绍袁，更是表现出对女子“德、才、色”的全面肯定。
　　叶绍袁在为其妻女所编的《午梦堂集》序中，开宗明义地说到：
　　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妇人亦有三焉，德也，才与色也，几昭昭乎鼎千古矣。12
　　叶绍袁把“德、才、色”看成是妇人与丈夫之“三不朽”相对等的三个特征，究竟仅仅是由于作者的亲人身份而为其张目、辩护呢，还是那个时代男性文人的普遍观点，抑或仅仅是这个家族的特例？叶绍袁认为，女子的才与色是古已有之的事，并一一列举曹大家（班昭）、蔡文姬、徐淑等人，而只是后世有所讳言而已：
　　后世儒者，又必欲摘其偏缪，訾其淫靡，故为置色弗谭……若深讳于士大夫之口，自非椒庭玉颜，不殊众也。
　　自冶容讳谈，折鼎一足，而才与德乃两尊于天下。……夫既两尊于天下，然衡才于今，亦犹色焉，寥寥罕所扬说，则又何也？……红香视草，素粉题签，才亦岂亦言哉！才既不易言，而色又讳于言，士大夫又不肯泯泯，其家之妇人女子，则不得不举二以尽归之于德……13
　　叶绍袁对那些所谓正人君子的儒者对女子之才、色极力回避的做法表示出了轻蔑和厌恶，也对由此而导致的女子之才在青史中尽皆隐匿的事实表示出不满，他自己则积极地行动，从对自己家族中才女的认可和赞扬做起，把女子的才与色推向与德一样崇高的地位，而这与当时一些反对儒家僵化保守的性灵派等人的主张相同，是晚明时期张扬真性情的表现。美国学者艾梅兰通过对明代文学的研究甚至发现，一些男性文人在小说中刻意表现和推崇一种“尚情”的女子气，而“女子气和自然天性作为道德和精神上的真的标志与机械的甚至是虚假的仪式主义相对立。”14
　　作为一家之主，同时在江南文坛又颇负文名，叶绍袁的言行无疑能够影响一批男性文人书生对女性的态度，至少他的几个儿子、他的朋友亲戚也显示出了与他相同的姿态和观念。沈宜修父亲的朋友曹学佺热心地为《午梦堂集》做序，并大力夸赞沈宜修，说她“得性情之正”。15
　　于是，在这样一个对儒家传统以及当时比较僵化的理学的反叛和超越的话语圈里，叶绍袁一家的才女们便被置于了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说话环境里，像小纨这样的女子可以通过对修仙的向往、对情的执著等语言来使自己与她周围的男性文人们处于一个相似的语境和共同的解释团体中。而所谓的男性话语权威，在这时成为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于儒家正统来说，李贽、叶绍袁之辈便是边缘，是非权威的；而对于家中的女性作者来说，这些男性又是权威的，而这权威却是鼓励女性发出自己声音的。是否可以这样说，对于叶绍袁这一家族男性权威来说，女性的叙事并不需要对其进行超越更无须反抗，而是自然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