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别中国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的观念基础,就是对天的态度和对祖宗的态度。道教中的“出家”虽然受佛教的影响,佛教中的“师父”、“师祖”、“师兄”、“师弟”、“师叔”、“师伯”又何尝不是接受了传统宗教的说法呢?没有血缘,尚且称兄道弟,出家修行,尚且严禁“欺师灭祖”,以至于后来虽然皇帝被打倒,“老天爷”的呼叫还不绝于耳,“爱厂如家”的标语还随处可见,天祖教的力量不可谓不深厚,天祖教的影响不可谓不久远。 传统文化的转型就是从对老天的态度,对家庭的态度开始的。皇权统治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天坛就成了文物,供人们参观;祭天的仪式虽然在2002年春节重新排演,那也只不过是复制的、演出的文物而已。那些当代的新儒家们,大讲性命之学,“天”在他们那里,也只是一个历史性的名词了。 但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以贯之的东西,在制度上,是宗法;在典籍上,是六(五)经,在宗教上,是天祖教。儒家以“老大”(黄玉顺先生亦有此喻)或“嫡长子”的面目继承和维护这一套宗法制度,讲“亲亲尊尊”;宣扬和发展这一套文化典籍,讲“师道尊严”;承认和利用天命思想,讲“神道设教”。但是,儒家也不是独生子,对这一套制度,这一套典籍,还有一些态度不那么恭敬,或者认识不那么正统的,甚至是“逆臣贰子”的人物,乃至学派。如果把一切都归结为儒家,恐怕是本末倒置的,也是难以服人的。 我们也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以天祖教为土壤,生长出了各种各样的花果,儒家学者的著作中,处处弥漫着天祖教的味道,但我们同样不能把儒学等同于产生它的土壤。更何况,儒学的传承一直依赖于经学。就经学而言,今天我们所讨论的儒学,也可以说是子学中的“老大”,但是,儒学始终没有脱离经学的母体,尽管它常常以经学代言人的面目出现,尽管官方也承认它的统治地位,但如果我们也认为经学就是儒学,那也是本末倒置的。 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来说,它们最容易沟通,哲学作为宗教神学的婢女,在中外历史上都不罕见。但是,即使是哲学依附于宗教,我们也不能说,哲学就是宗教。 笔者也同意:近几年来,已有学者开始注意到,中国古代在佛、道二教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为封建国家作为正统信仰的宗教,这个宗教的地位和意义,远较佛、道二教为高。问题仅仅在于,能不能把这样一个宗教称为儒教。 不能把儿子等同于父亲,即使他是最有出息、最得赏识、势力最大的儿子也不能;不能把这块土壤里的某一种树木或者花草等同于这块土壤本身,不管这种它的枝干多么强壮,不管它的果实多么丰硕。也不能婢女等同于主人,不管她多么没有自由,多么依附于主人或者主人多么的依赖于她。 故而,不能把儒学等同于儒教,更要反对以儒教取代“天祖教” 的地位。“天何言哉!” 儒家学者讲“天理”、“天道”一方面是从“天”的高度去突出“理”和“道”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是从“理”和“道”的角度,赋予“天”哲学的义蕴。毋庸赘言,讲天道的不止儒学一家。 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会说:“儒教,就像一棵大树的主干,其他方面就像是枝叶花果。儒教主干一面生长着自己,一面也把营养汁液输送给枝叶花果;自然,一面也从枝叶花果那里接受滋养。”(李申:《中国儒教史·自序》) “敬鬼神而远之”,其所敬的正是那种无处不在的天祖教的观念,其所以远的,正是那种忽视人自身的力量而迷信于鬼神的态度。更何况,孔子这句话的前提是:“务民之义。”哲学家对于老百姓的宗教信仰大多数情况下是无可奈何的,在日常的生活中,哲学家也是老百姓。 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哲学家,大多都承认上帝的存在,也保持着尊敬的态度,强调“为信仰留下地盘”,我们依旧把他们看成哲学家,那么孔子、朱熹他们承认天的存在和天的力量,我们就可以说他们是宗教家吗? 韩愈把孔、老、释迦均看成圣人,不是要人们像佛教徒、道教徒那样无条件地信奉释迦、老子为教主,而是说,应该像看待孔子的学说那样看待释迦、老子的学说,也就是说,应该把释迦、老子看成思想家的一员,仔细研究他们的思想是不是比孔子高明,而不能把他们当成救世主顶礼膜拜。所谓的儒、释、道并称的时候,也是侧重于他们在学理上的异同,不能说儒学就成了宗教了。同样,佛教、道教之中也有哲学问题,但我们不能说它们就是哲学了。哲学和宗教关注的问题常常是一样的,但提供的答案却是不一样的。 《马太福音》中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么,身体不胜于衣裳么。”“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然后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了。” 《论语·卫灵公》中孔子说:“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一个是面向“上帝的国和它的义”,一个注重“学”和“道”,一个是宗教,一个是哲学,其区别是很明显的。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却有学者以此来证明儒学就是宗教,颇有些匪夷所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