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彧去世后曹操的反应，是史书记载的一个盲点。但综合不同文献的记载，可以发现一个隐藏情节：即荀彧葬礼的规格甚高，以至于逾制。
按《三国会要》丧制：魏武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甘露二年，大将军参军太原王伦卒，偷兄俊作表德论以述遗美云：“只畏王典，不得为铭，乃撰录行事，就刊于墓之阴云尔。”同一章又记载：“建安十年禁厚葬。”可推测从建安十年一直到甘露二年，曹魏都是严格禁止立碑的。
荀彧死于建安十七年，荀彧传裴注、文选和艺文类聚都分别提到了潘勖为荀彧写碑，可见死后是立了碑的，而此举明显违背了曹操的禁令。谁有权利同意荀彧逾制呢？显然只有曹操一人而已。有人说荀彧死后曹操毫无表示，这显然不是事实。曹操至少在这件事上一定是有所表示的，为了服众，也许还要再一次罗列荀彧生前的功绩，当然这一切并不一定由曹操亲口说出，也许是以天子诏书的形式，但所有人都明白这就是曹操的态度。因此曹植为荀彧作诔的事并无突兀，不管荀彧去世的真相如何，生荣死哀，风光大葬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澄清了这一点后，荀彧葬在寿春这个说法就变得相当可疑。
汉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普遍实行归葬制度，哪怕是在死在外地，亲属、门生、友人等也会千方百计扶柩回乡安葬。在汉魏时期，，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如：
《三国志· 魏书· 高柔传》：“柔字文惠, 陈留圉人也, 父为蜀郡都尉, 柔留乡里。……会靖卒于西州, 时道路艰涩, 兵寇纵横。而柔冒艰险, 诣蜀迎丧。辛苦荼毒，无所不尝。三年乃还。”
《通鉴》卷五三东汉桓帝元嘉二年: “ 西域长史赵评在于阗病痈死, 评子迎丧。”
《三国志· 吴书· 虞翻传》：在南十馀年，年七十卒。归葬旧墓，妻子得还。
按高柔、赵评和虞翻三人，分别死在偏远的蜀郡、西域和交州，但仍然得以归葬故里，何况寿春和颖阴之间不过300多公里，且一马平川，扶柩回乡并非难事。曹操既然连逾制的事情都同意了，可见至少在表面上是十分尽心的，并没有理由偏偏在这件事上作梗。
此外，寿春地处前线，曹孙两方在此地反复拉锯，万一为孙方攻破，则荀彧墓将陷于敌手，即使从安全考虑，寿春也并非理想的埋骨之地。

那么，荀彧墓到底在哪里呢？
一个可能当然是归葬故乡颖阴八龙冢附近，这也是当时通行的做法。
另一个可能则是葬在许都附近。《晋书· 羊祜传》：从弟琇等述祜素志，求葬于先人墓次。帝不许，赐去城十里外近陵葬地一顷，谥曰成。可知重臣之丧，帝王为表荣宠，也可以赐葬在国都。许都附近的贾诩、徐晃和毛玠等墓可佐证这一点。作为当时屈指可数的重臣，荀彧也可能循此例。
许都位于现代许昌市东南部的张潘镇，颖阴则位于许昌市魏都区。以常理推测，荀彧的墓地，应该不会出许昌市的范畴。

受教了，忽然觉得曹操自己同意逾制这里边有很多可以想象的空间。归葬的话，如果是八龙冢，后世会没有任何表示么？

学习了，非常感谢！

深沉的爱

这个考据大赞！引文偷兄亮了
搞不好找到曹操墓就真相大白了

赞楼主发微，这个考证很有意思。
薄葬的制度从魏武延续到两晋，其间也不是没有立碑的，例如《三国志》贾逵传里说“豫州吏民追思之，为刻石立祠”，还有明帝时期的曹真残碑，总之，天子特许，或一方民吏怀念（估计也要上级特准），是偶有可以立碑的。
从荀令的碑文和曹植的诔联想一下，其中真是有很多可以想象。
当时的老大们也算以身作则，曹操自己在遗令里说“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后来丕子也说我死了不要在坟上种树，也别在墓里放乱七八糟的陪着，你看尧舜依山而葬，与天地同在，没有给后人留下任何痕迹，多好。（见曹丕的《终制》，柿子真是个对人生无常、朝代更替很有反省的帝王）
大概荀君的墓也是无所表的，后来找不到，亦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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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觉得按两汉时人惯例及大族所看重的“从祔于先人之侧”的观念，荀彧、荀攸都不应该被葬在寿春，否则荀家那么多孩子简直就是不孝。但如果真葬在寿春的话，会不会是荀令生前要求的结果，就比如诸葛亮遗令葬在定军山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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