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木心先生私下写了二十二本书，有哲学书，有诗，有散文，有小说，有论文，等等，不能发表，也无意发表，文革初，全部抄没了。文革中，他被关进监狱，就在狱中——其实是非法囚禁，不是正式监狱，把他关在地下室，有水渗进来——继续偷偷写作。大家想想看，那样的年代，你狱中写作如果被发现，罪加三等。我亲眼见到那些手稿，密密麻麻，正反面写满。写完后，缝在棉裤内层，日后带出来。他为谁而写？不为谁写，更不可能发表，不可能被看见——他为自己写。他写的不是政治论文，也不是政治抗议，而是诗、散文和随笔。他只为写作而写作。在绝望的环境中,他让母语陪他一起玩。当他失去尊严，失去安全，几乎失去一切，他靠母语写作活下来，他说，他是“一个字一个字把自己救出来”。
出国后，他的著作在台湾出版，一时引起轰动，刚才说的那位诗人痖弦面对许多台湾作家，亲自击鼓，念他的散文。他被称为“文学不明飞行物”，因为你去查1949年以后所有作家名单，没有“木心”。
木心先生七十九岁时，2006年，终于等到了他的著作在大陆出版。不明飞行物飞到大陆了，引起小范围惊讶。没想到的是，很多“80后”，“90后”，喜欢阅读他的书。他过世之前，病重之际，上百位完全不认识的小孩从各地赶来，守护他，为他送葬，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很奇怪，问：“你们为什么喜欢木心？”好几位青年说，“我们不懂他，但是愿意读，因为他，我们才知道汉语可以写得这么美。”
木心曾经说，他对翻译是绝望的，屈原无法译成英文，陶渊明无法译成法文。他说，“我活在方块字里，死在方块字里，想想能够和屈原、陶渊明、老子共存亡，心也就渐渐平了。”
他对文字是这样一种态度。这是一个中国人对母语的态度，这种态度是文学的，美学的，内心的，精神的，和诸位在新加坡遭遇到的语言困境，不太一样，但他指向中文，指向汉语，指向我们所有人的母语。
我想说，一个言说母语的人，可能不在母国，可能恐惧他的母国，被他的母国迫害，但他的生命却是母语，他靠母语自救，甚至拯救没落的母语。木心先生，是一个例子。他用母语调整和母国的关系，可能正是凭了母语，在内心和母国分离。在木心的个案中，母语的力量，大于母国，高于母国。他说，“我是翻了脸的爱国主义者”。他回国后，临死前，偷偷写道——我在他的遗稿里面发现的——他说：“向世界出发，流亡，千山万水，天涯海角，一直流亡到祖国、故乡。”
这段话，是我见过对母国问题的最高见解，非常决绝，非常潇洒。他把母国、故乡、老家、祖宅，统统看成流亡之地，而陪他流亡的，是他的母语。
这不是一个中国人的思维，而是西方“人权高于主权”的思维，是尼采“艺术高于一切”的思维。自古以来，故乡、故国、故园，是中国古典诗人的终极乡愁，可是木心把故国、故园视为流亡之地。他用古老、优美、简练的母语——譬如“千山万水”，譬如“天涯海角”——实践了他的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他用母语推开母国，他背离母国的乡愁，对母语表达敬意。
不管新加坡华人面对华语是怎样的情结，但大家愿意同意：一个现代中国人，不会说母语，是屈辱和尴尬；一个现代中国人，不会说英语，另是一种屈辱和尴尬。诸位能说母语，又能说英语，比起海外千千万万不懂英语，只说母语和方言的华侨，我想，新加坡华人免除了双重的屈辱和尴尬。
我说错了吗？
再者，千千万万海外华侨，说着母语，或无法回到母国，或不肯回到母国，或回到母国感到失落……我相信，在座诸位大部分，可能也免除了无法回去，不肯回去，回去失落的苦境。我当过十八年侨民，我羡慕在座各位，为诸位骄傲。我羡慕，因为大家又会华语，又会英语。我骄傲，是因为大家仍然在为免除更深层面的屈辱，而争夺华语在更高层面的尊严。
今天就这样子，可以吗？
（全体鼓掌）
希望没有伤害到哪一位，如果伤害了，别上来打我，怎么都行。
【ｅｎ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