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中国古代的史书中，有关“天下”的叙述不胜枚举，一代又一代的儒家学者不厌其烦地构建及完善“天下观”思想体系，一朝又一朝的政府都试图通过意识形态化的“天下观”来进行制度建设，从而巩固王朝的统治。可以说，天下观不但是了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体系的重要问题，更是了解古代中国何以能够维系广阔疆域的关键。
　　 关于天下观，前人研究成果很多，但综合起来，大致有两种观点：“天下”要么对应的是今天意义上的“世界”，即具有空间延展性；要么对应的是今天意义上的“中国”，即具有有限空间性。①日本学者渡边信一郎对中国古代的天下观有一个总结，他认为在日本学者中，也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天下乃是超越了民族、地域并呈同心圆状扩展的世界，或将其理解为世界秩序、帝国概念之类”；另一种观点认为“天下就是中国=九州，将其理解为处于强力统治权下的‘国民国家’概念”。②渡边信一郎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缺陷，即天下等于中国说与天下等于世界。世界帝国说实际上分属于国民国家论与帝国国家论这两大阵营。而“国民国家论，是对欧洲近代所创造的资本主义政治社会进行分析并概念化的产物；而帝国概念则源自欧洲古典时代，是从其与资本主义经济间的关系出发，论述欧洲近代殖民主义扩张的国家论。”他认为，将源于欧洲的国民国家概念与帝国概念用于中国，似乎都不适用。因此他在两种观点的基础上，用“天下型国家”这一概念来分析中国古代的天下观。③另外，李大龙、于逢春、毕奥南、李方、张文等学者还借助辨析“中国”、“天下”等术语在中国历史上的变化，来探讨中国疆域如何形成的问题。④这些文章有助于我们厘清相关概念，是中国疆域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古代“天下观”的研究虽然有这么多的成果，但是多限于在思想观念层面探讨，对于天下观是如何建构为历代王朝的意识形态，以及在制度上是如何实践的似乎关注不多，对天下观的影响似乎也探讨不够。天下观是中国疆域理论研究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试从不同的方面进行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三、中国古代“天下观”的影响
　　 由上所述，中国古代的“天下观”是有限性疆域的观念，而“大一统”和“夷夏”观念则是在“天下观”的基础上，由历代儒学学者根据不同的情势而构建出来的，因此，“天下观”是一体，而“大一统”和“夷夏”观念则是其两面，它们构成了“天下观”的全部认知，缺一不可。而这种一体两面的认知随着儒学成为官方的正统思想而被意识形态化。历代王朝也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指引下，形成了祭天制度、礼法制度以及对边疆统治的官僚制度，这些制度是“天下归一”的有力实践。
　　 这种独特的“天下观”对中国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中国形成了疆域辽阔的统一国家。如上文所述，为了达到“天下归一”的正统合法性，中原王朝尽力维护“大一统”的国家，而边疆民族政权亦以此为目标，以谋求正统地位。在双方合力的情况下，终于在清代形成了北到外兴安岭，西到帕米尔和后藏的阿里地区，东到库页岛，南到南海的广袤的疆域。这是对疆域有限性的体认和有效管辖的结果，也是历代王朝和边疆民族政权共同作用的结果。及至清末，在对边疆有效管理的基础上，“夷”的指向也趋向西方国家，随着西方民族国家思想的深入人心，一个统一的近代民族国家的雏形呼之欲出，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另文探讨。二是使中国形成一种封闭、保守的性格。天下观有限性的体认，是在中国比较封闭的空间结构基础上的认知，具有先天的封闭性。因此，东、南方向，疆域仅限于海中的岛屿沙洲，并不想再向外开拓，因为那不是“天下”的范围，所以中国历代王朝几乎都没有什么海洋意识，只有元朝是个例外。元朝大规模的海外征伐以及漕粮海运，均为历代王朝所未有，日本有学者甚至认为，蒙元帝国已经具备了海洋帝国的性质。(42)但是元朝的开拓精神正如上文分析的那样，是以草原本位为中心的，虽想实现天下一统，但是其开拓的土地并无一定边界，因此其向海外开拓并不奇怪。在中国的西部地区，如上文所述，乾隆皇帝面对哈萨克自愿归附时，以“自古不通中国”，“越在万里之外，荒远寥廓”为由加以拒绝，实际上判定的标准之一是哈萨克自古既与“中国”声教不通，之二是受到了“天下方万里”观念的影响，哈萨克恰是“越在万里之外”，是在“天下”之外的，清朝难以将其纳入版图，只有以藩属国来对待。随后，清朝按照右部哈萨克“照旧安居，不易服色，不授官爵，不责贡赋”(43)之例，把左部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巴达克山、爱乌罕等也作为“外藩属国”来对待，(44)但都要求各藩属国“永守边界”。
　　 这种天下观导致的封闭、保守的性格使得中国古代的王朝对外没有侵略的野心，只是专注于天下观所要求的疆域范围内。而这种性格也影响了近代和现代的中国，因此对于那些鼓吹“中国威胁论”的人，希望他们多读读中国的历史，多了解一下中国古代的天下观。但是另一方面，古代中国这种封闭、保守的性格却是造成近代落后的根源。因为禁海等政策的实施，使得海外贸易无法进一步拓展，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无法及时传入。中国保守主义的天下观与西方强权主义的以国际法为基础的世界观不可避免地在清末遭遇了，结果可想而知，以先进科技为基础的西方列强以武力打败中国，中国一次次签订不平等条约，痛定思痛，中国的有识之士奋起直追，学习西方的科技直至思想，并不断对自己的观念进行反思，就在这一过程中，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中国诞生了。

　　 注释：
　　 ①参见邢义田：《天下一家——中国人的天下观》，刘岱总主编：《中国文化新论·根源篇：永恒的巨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25—478页；罗志田：《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学人》第10辑。
　　 ②〔日〕渡边信一郎著、徐冲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9—10页。
　　 ③〔日〕渡边信一郎著、徐冲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第15页。
　　 ④相关论文参见李大龙：《“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六》，《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于逢春：《疆域视域中的“中国”与“天下”、“中原王朝”与“中央政权”之影像》，《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毕奥南：《历史语境中的王朝中国疆域概念辨析——以天下、四海、中国、疆域、版图为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2期；李方：《试论唐朝的“中国”与“天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2期；张文：《论古代中国的国家观与天下观——边境与边界形成的历史坐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
　　 ⑤《尚书正义》卷6《禹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一)》(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版，第323页。
　　 ⑥梁启超：《新民说》，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21页。
　　 ⑦秦焚书之后，汉初经伏生口授的《尚书》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今文)书写，共29篇，以此为基础的《尚书》解释学就是《尚书》今文经学，由此形成了汉代的今文经学学统。它研究的虽然是儒学经典，但阐发的是汉代的观念。
　　 ⑧《古文尚书》是汉宣帝时鲁共王于孔子旧宅中发现的文本，比《今文尚书》多出16篇，因是用先秦时期的古字体(古文)书写而成，故称“古文尚书”。以此为基础的《尚书》解释学就是《尚书》古文经学。
　　 ⑨参见〔日〕渡边信一郎著、徐冲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第43—66页。
　　 ⑩〔日〕渡边信一郎著、徐冲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第55页。
　　 (11)《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12)董仲舒：《春秋繁露》卷15《郊义》第66，钟肇鹏主编：《春秋繁露校释(下)》，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17页。
　　 (13)《汉书》卷56《董仲舒传》。
　　 (14)《汉书》卷56《董仲舒传》。
　　 (15)《朱子语类》卷83，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1页。
　　 (16)《朱子语类》卷105，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第3458页。
　　 (17)《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0《答汪尚书》，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1册，第1299页。
　　 (18)参见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下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19)根据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2010年的草原普查数据显示，内蒙古自治区各类草场平均载畜能力为一个羊单位一年需草原面积27.92亩。简单地说，一只绵羊一年需要近28亩草场的草才能养活。
　　 (20)据《元史》卷4《世祖一》记载，忽必烈在即位诏书中就有“建极体元，与民更始”之语。建元中统后，又诏告天下：“朕获缵旧服，载扩丕图，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取法儒家经典《春秋》之“大一统”观念，以《易经》中阐发宇宙本源的“大哉乾元”为义建立“大元”，不但说明忽必烈在观念上接受了儒家“大一统”思想，而且还充分说明其在实践层面上具有疆域一统的雄心。
　　 (21)《清世宗实录》卷130，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
　　 (22)参见拙著：《历史书写与藩部政治——〈皇朝藩部要略〉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83—195页。
　　 (23)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8—44页。
　　 (24)参见李大龙：《“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六》，《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于逢春亦有此论：“今日之‘中国’观念，是自清代中后期以来，伴随着清王朝最终统一中国并从学理上界定其版图，‘天下’与‘中国’，‘中国’与‘清朝’逐渐重合。”于逢春：《疆域视域中的“中国”与“天下”、“中原王朝”与“中央政权”之影像》，《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25)《清高宗实录》卷543，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丁未。
　　 (26)《清高宗实录》卷1435，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
　　 (27)于逢春：《论中国疆域奠定的时空坐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
　　 (28)参见〔日〕西嵨定生：《皇帝支配の成立》，《中国古代国家と东アジア世界》，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年版。转引自〔日〕渡边信一郎著、徐冲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第128页。
　　 (29)参见〔日〕渡边信一郎著、徐冲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第127—145页。
　　 (30)参见《清高宗实录》卷32，乾隆元年十二月丙寅。
　　 (31)《清高宗实录》卷40，乾隆二年四月壬申。
　　 (32)《清高宗实录》卷41，乾隆二年四月乙亥。
　　 (33)《孝经·圣治章》。
　　 (34)《荀子·成相篇》。
　　 (35)《汉书》卷56《董仲舒传》。
　　 (36)《汉书》卷8《宣帝纪》。
　　 (37)《汉书》卷8《宣帝纪》。
　　 (38)《朱子语类》卷105。
　　 (39)参见刘晓：《〈大元通制〉到〈至正条格〉：论元代的法典编纂体系》，《文史哲》2012年第1期。
　　 (40)关于这些官职的设置情况，李大龙先生有详细研究。参见李大龙：《汉唐藩属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2—53页。
　　 (41)李大龙：《汉唐藩属体制研究》，第389—390页。
　　 (42)参见〔日〕杉山正明：《游牧民から见た世界史—民族も国境もこぇて》，日经商业人文库2003年版，第333—334页。
　　 (43)《清高宗实录》卷555，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丙辰。
　　 (44)参见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
　　 吕文利（1980-　），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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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诸夏而外夷狄。不关清政府如何掩饰，其以中国的占领者自居，自外于中国之心是掩盖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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