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原在印度，释迦佛涅盘后一千年中，无著菩萨由阿逾陀国讲堂夜夜升兜率天，就弥勒菩萨听受“瑜伽论”，昼日宣说《瑜伽师地论》给大众。其后无著之弟世亲，回小向大，造唯识论，助成其义，彼土名为瑜伽宗。
法相宗以唐朝玄奘三藏为始，由其弟子窥基法师宏扬。玄奘三藏曾求经学于中印度那烂陀寺，亲学于戒贤论师，返回中国以后开设译场译经。由于窥基法师大弘法相唯识学于慈恩寺，故此派得名慈恩宗，窥基号称“百部论师”，注作甚多，所及亦广，门下更出慧沼，慧沼更传智周。自唐武宗毁佛之后，此宗传承断绝，仅有少数僧侣研习，经典大部份也散失，相应的释义也隔断。任继愈认为法相宗衰落的原因主要是“这一宗派不适合中国的需要”。
明朝藕益智旭大师，因为感慨后世僧侣多不习唯识，发愿研习，作《相宗八要直解》，是唯识学入门之作，但是研习者仍然不多。唐朝时，此宗传入日本、韩国。在日本，日本僧侣自中国取回大量窥基著作，建立日本唯识宗，为南都六宗之一，历代传承不绝。至清末杨仁山居士至日本，重新将唯识经典带回中国，欧阳竟无居士创建支那内学院宣扬唯识，门下吕澄也是一代佛学大家，北方韩清净也起而倡导唯识学，他们带动了唯识学在现代中国重新复兴。

主要理论
三自性说
三性说，又称三自性说。三性，即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无著、世亲等瑜伽行派认为，诸法实相应有两方面，既不是有自性，如名言诠表所说，也不是一切都无所有，而是远离有无二执以为中道。这样即有虚妄分别与空性两面：依分别的自性说为“依他起性”（相对真实）；依分别的境说为“遍计所执性”（妄想）；又依空性说为“圆成实性”（绝对真实）。法相宗继承此说，且结合唯识说，以为三性也不离识，谓诸识自自证分生起之时，现似见分与相分两分是依他；意根不离相缚，意识从而周遍计度，执为“能”、“所”二取，则是遍计所执。

唯识无境
又用唯识所现来解释世界，认为世界现象都由有情各自本具之第八识即“阿赖耶识--一切种子识”所变现，而前七种识再根据第八识所变现外境影像，缘虑执取，以为实在。又认为在阿赖耶识中蕴藏着变现世界的潜在功能，即所谓种子。其性质有染有净，即有漏无漏两类。有漏种子为世间诸法之因，无漏种子为出世间诸法之因。

五种性说
未来出世者种姓有声闻、独觉与菩萨三乘之别，又有不定为何乘之“不定种姓”与三乘皆不得入之“无种姓”，因而建立五种姓说。这表面上似与教界向来所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之说不同，实则并无冲突；以所谓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者，所谓“理佛性”是也，亦即依于第八识如来藏此法身佛，本来具足一切功能界限特性，故说为皆有佛性；至于五种性之佛性，细说则应名诸“行佛性”，此亦即一切众生依于法身佛第八识修行而证得报化二身佛之可能性是也。此理昭显，非为隐涩，惜乎历来诸家凡有所注，皆以门派管窥自堕私心恶见，己过不见，反诬前贤取舍无据，相违有失一切众生平等无二，皆具如来智慧德相(理佛性)大旨。

五位百法
五位百法，是法相宗对一切万有诸法进行的分类。其分为五类：心法、心所法、色法、心不相应行法、无为法。共计有百种法，所以称为“五位百法”。

因明学说
因明原为瑜伽行派所创。玄奘在印度游学时，曾到处参问因明。临回国前，在戒日王所主持的曲女城大会上，立了一个“真唯识量”，书写在金牌上，经过18天，无一外道小乘能驳倒它，创造了因明光辉的典范。回国后，先后译出商羯罗主的《因明入正理论》和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门人竞作主疏。其中以大庄严寺文轨和慈恩寺窥基所作最为流行。窥基对因明作法，多有发展，主要有：区别论题为“宗体”与“宗依”；为照顾立论发挥自由思想，打破顾虑，提出“寄言简别”的办法；立论者的“生因”与论敌的“了因”，各分出言、智、义而成六因，正意唯取“言生”、“智了”；每一“过类”都分为全分的、一分的，又将全分的一分的分为自、他、俱；推究了有体与无体。

五重观法
五重观法为与唯识说相适应，主张用唯识观。窥基提出从宽至狭、从浅至深、从粗至细的五重唯识观。
遣虚存实：此观有情的遍计所执性法，纯属妄情臆造，毫无事实体用，故应遣除；至于依他性法仗因托缘依他而有事实体用，是“后得智”之境，又圆成性是诸法之理，为“根本智”之境，均不离识而应留存。是为唯识观的初步。
舍滥留纯：虽观事理皆不离识，而此内识有所缘相分和能缘见分。相分为内境，见分心仗以起，摄境从心，并简别有滥于外境，所以只观唯识，为第二步。
摄末归本：摄见相二分之末，归结到自心体分之本。因见相分皆识体所起，识体即为其本。今但观识体，为第三步。
隐劣显胜：隐劣心所，显胜心王。心王起时必隐劣心所，为第四步。
遣相证性：心王犹属识相，今遣相而证唯识性，得圆成实之真，为唯识观最究竟之阶段，即第五步。

影响
法相宗是中国佛教派系中以“法相”立宗的大乘佛法派系，与着眼于佛性的禅宗不同，法相宗着眼于佛法，是研究佛法和实践佛法的佛学宗派。玄奘当年去印度为了搞清楚在当时纠结不清的唯识理论，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实地考察了佛陀的事迹及留存下来的遗迹，全面学习和了解了印度佛教修行的理论及实践方法。玄奘在印度游学18年，学习研究于印度当时最高的佛学殿堂，师从最权威的佛学大师，并就佛学问题在印度各地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和学术探讨活动，在印度佛学界赢得了“解脱天”和“大乘天”的赞誉。玄奘回国后致力于佛教经书的翻译工作，其翻译事业得到皇家支持，翻译了数千卷的经书，并被誉为“正遍知”和“法门领袖”，被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视为“国宝”。玄奘追究唯识论真谛，在理论和实践上影响和意义极其深远，特别是在修证佛法的实践问题上具有指导作用。
此宗所传唯识因明之学对后世影响很大。律宗道宣专事四分律的宣扬，在理论上也吸收了玄奘新译唯识学的观点，以阿赖耶识所含藏的种子（功能）思心所为戒体，称为心法戒体论（戒弟子从师受戒时，在精神上构成一种防非止恶的功能，称戒体）。晚明思想家王夫之对法相宗的基本概念，分析颇精。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曾在其著作中运用因明三支比量。谭嗣同也引用有关唯识思想。章炳麟曾运用因明与西方逻辑、中国墨经作比较研究。近代欧阳竟无、韩清净和太虚等也曾对法相唯识之学竞相研习，并撰有不少专门著作。熊十力曾作《新唯识论》，以新儒家学说重新诠释唯识学。

唯识之教当远绍基师，所实践的，我以《解深密经。分别瑜伽品》为依归。至于近代诸家多不披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