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周梦蝶无论在生活态度上,及文学表达方面,都含有深厚的传统知识分子的色彩。他像是一株紧紧扎根在传统文化土地上的未凋的松树”(戴训杨《新时代的采菊人——周梦蝶其诗其人》),的确,对人生悲苦的态度,传统的知识分子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同。著名学者叶嘉莹在为周梦蝶的第二部诗集《还魂草》作序时曾把它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将悲苦消融于智慧的体悟,如陶渊明、李白、杜甫、欧阳修、苏东坡等。于是也就有了“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逸致,也有了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旷达胸襟。第二类则是一味沉溺于悲苦而不能自拔的,如屈原、李商隐。于是屈原发出了“世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感慨,最终落得自沉汨罗的悲剧,留下了千古遗憾。第三类借山水的悠闲来排解内心矛盾,如谢灵运。周梦蝶则似乎与这些古代诗人不同,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占面积,另一种是不占面积的,而他属于后者。这也许是他欲求摆脱而未得摆脱的一种自我调侃吧。看来,尽管现实生活对他来说是孤绝无望的,但他对悲苦的态度还是豁达的。周梦蝶在性格上虽孤独但却又是旷达的,沉静却又是向往自由的,落拓但却又是不自卑的。正如《七十年代诗选》编者说:“从没有一个人像周梦蝶那样赢得更多纯粹心灵的迎拥与向往。周梦蝶是孤绝的,周梦蝶是黯淡的,但是他的内里却是无比的丰盈与执着。”也正是他内心的执着,无论物质生活如何平乏,他也要以一颗怡然平静的心去对待,于是也就有了1959年4月《孤独国》的出版,大部分诗作在红尘之中而又摒红尘于千里之外的孤绝,所以此集一出,奠定了他在台湾诗坛不可动摇的地位,还被入选为“台湾文学经典第一份书单。”尽管周梦蝶不想“赤着脚过他的一生”,但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的性格决定了“不快乐,是他的宿命”。所以,他只好借助梦,在梦中寻找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