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歆的《上山海经表》中提到东方朔(汉武帝时智者)和父亲刘向,二人依靠《山海经》辨别异鸟和怪尸的事情。后世也有“董仲舒睹重华之鸟,刘子政晓贰负之尸”的说法(见王充《论衡·别通篇》),董仲舒与东方朔同在汉武帝殿下为臣,同是辨别异鸟,不同的是董仲舒识得是重华鸟,而东方朔识得是毕方鸟,琥珀找遍《山海经》内无重华鸟,想必是后人传闻错谬所至,将东方朔说成是董仲舒,将毕方鸟说成是重华鸟吧。刘歆之所以在《上山海经表》中提到这两件事,完成是把《山海经》看做形法之书了。继承刘歆《七略》的《汉书·艺文志》中这样说:“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山海经》是一本供人识物和占卜吉凶之兆的书籍,是一本。“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的“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
汉代的经学家喜欢言灾异,刘向年青时喜欢专研五行学说,好预测吉凶,著有《洪范五行传论》,《汉书·五行志》保存了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约一百五十二条,其中论灾异跟后、妃、君夫人及外戚间的关系的约三十一条,论灾异跟君主失势、国家败亡间关系的约三十九条,《山海经》中也有很多预测吉凶的条目,所以被刘向保留下来,但是由于其与传统经学著作有些迥异,刘向采取了束之高阁的作法。刘向可以说是一个《山海经》的收藏者。刘歆校对《山海经》,将其三十二篇改为十八篇,可以说是《山海经》的编辑者。
让我们回到汉武帝的时期,董仲舒依靠《山海经》辨别重华之鸟(琥珀认为是东方朔辨别毕方鸟的换名流传版本,但是董仲舒和东方朔都是汉武帝下的朝臣,所以这件事应该发生在汉武帝的时期);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中有:“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原本中只提到是《山经》,而不是《山海经》);刘安所主编的《淮南子》一书,有些地方与《山海经》内所言暗中吻合。其中《山海经》一名最早记载就是司马迁的《史记》,难道这一切都只是一个巧合,汉武帝时期《山海经》被董仲舒(或东方朔)、司马迁、刘安三人都阅读过,但是都采取和刘向一样的做法,基本上是束之高阁,只是在文章中提及或引用,又或是辩物中才有提及,看来《山海经》一书在那个时代由于经学的发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当作形法之书,是有很多学者所公认的。
但是《山海经》真的是形法之书吗?刘向所收集的三十二篇《山海经》是谁所著?这两个问题似乎不是刘向、刘歆父子所能回答,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刘歆能够回答的,为什么他要把《山经》《海经》《荒经》(有学者认为刘歆编定《山海经》时没有《荒经》在内,理由不外有三,一是晚于刘歆《上山海经表》的《汉书·艺文志》中《山海经》只有十三篇,二是池州本《山海经》目录中的注释中有“海内经及大荒经本皆逸在外”;三是明道藏本《山海经》目录中的注释中有“海内经及大荒经本皆进在外”,且不说这两条注释是何人所写,难以考证,《汉书·艺文志》中提到的《山海经》只有十三篇,也有可能是简牍的丢失或损毁的原因,琥珀前文提到简牍的制作和保存是很困难的,刘歆死后就有王莽建新,赤眉绿林起义,东汉迁都洛阳,全国面临着十九年的大乱时期,简牍的保存能否完整都是一件不可预测的事情),当然很多人会问,丢失的是哪五篇,为什么后来又找到了,到了郭璞时怎么又出了二十三篇等问题,这属于《山海经》篇目考证的人去动脑筋吧,琥珀只是根据自己的爱好,选取了其中最简单的一种答案。至于其他的答案,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也许这就是琥珀以前提过《山海经》的包容性的问题。

(一句“皆逸在外”,引出多少篇目考啊,琥珀总是认为很多人将问题想的太复杂了)
内有五山,外有四海,在外有四荒,这是编辑者刘歆心目中的宇宙观,那个时候的人们认为天圆地方,人们生活在中心,即《中山》所在的位置,然后外围是四方之山,四方之海,四方之荒,这与《尔雅·释地》中的四海四荒的宇宙观点有暗合之处。《尔雅》做为经学十三经之一,同时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书籍,也是研究其他儒经的重要工具,换句话说,刘歆按照经学的观点,来编撰《山海经》是有很大的可能性,只有这样,《山海经》才能被经学占据主要地位的时代所能够接受。《山海经》作为“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应该自觉的按照儒家经学的观点来阐释当时认知的宇宙观。
今天很晚了,明天论述下为什么《山海经》能够逃脱秦时代“焚书”的劫难,流传到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的手中,随便推论下刘向所收集的三十二篇《山海经》会是什么样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