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１楼所言，一切可以是乱的。
乱有什么不好，我喜欢乱，从小就对乱有特别的感觉。
同时我也喜欢整齐，最简洁的整齐，如果我有一个可以完全自己打理的房间，我就想把它弄得非常的简洁，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张椅子，就够了。明亮的光线照进我的房间，对着白色的墙壁，我安静而澄明。（ＯＫ，我就喜欢这样。。嗯，为什么写到这里时有种蹲在牢房里面的即视感，铁窗下赏月么。。别整我啦，这是人家的精致简洁范儿好不好）
当然，一切可以是乱的，乱是实际的需要，如同我现在的屋子，堆满了各种杂物。它们陪伴我，我并不会排斥它们。如果现在有一位正好是我喜欢的，爱好干净整洁的人儿期望我可以把这个环境收拾得焕然一新，我一样是乐意的，这种“新”对应一种“旧”，在原本的沉淀中产生一片光彩，这意味着生活的流动，流动的生活就像是流动的旋律，很好。

现在让我来做一篇简单的笔记吧，是心绪的整理。
这些整理，首先来源于我发现的诸多问题。问题是关于自己的，我感觉自己是比较乐于自我反省的。反省的时候，总会有各种问题跑出来。
既然是问题，就解决它，所以，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当然，有很多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解决不了就解决不了吧，天地本来如此，随它吧。所以，依然不是问题。
有一个特别不好的现象让人不舒服。这可以表达成这样一个命题：为什么有时候我在表达我的内心的时候，容易陷入无法用最真实的语言去描述呢？以致于所描述的情景在部分程度上并不反映真实的自我。
举个例子，比如关于“批评”，对于其他人或事物的批评，我相对已经算是特别谨慎的，通常我会提醒自己尽量避免去评断他人，因为我知道一个人的认识是有限的，以有限的认识去任意凌驾于他人之上，我不热衷这种行为。
然而总会免不了出现一些情景，比如在普通的交流中莫名其妙竟然就陷入了需要对讨论的对象做出一个“优劣好坏”的评价，这让人内心尴尬，因为我可能会说出一些恶评，这些恶评所产生的陈述，真的是我的本意吗？有时回头一看，发觉它似乎并不能表达我真实的意向。
这些恶评由一些常见的通行的句子或词语构成。当发现这些从我嘴里冒出的内容似乎并不反映真实的自我时，我本能的会怀疑到的是因为我们的语言被这类词语或句子裹胁了。比如我们讨论一部电视剧，关于它很显然并不只限于是不是好看的话题，它有多样的延伸，演员或者其他相关人员都拥有大量可以讨论的空间，人们对这类讨论屡见不鲜，因此关于它们已经积累了许多常用的普适性的词语，比如当直接表达对这个作品的厌恶，会用到“垃圾”这样的词语，当表示与自己的习惯非常不符，人们常用到“雷”这个词。并且在评论的过程中可以不顾及这个评论对象的真实处境，不会考虑它的前因后果，不会过多的注意自己评论的合理性。
于是这类的词语也顺口成章从我的嘴里冒了出来，此刻我的行为是在“吐槽”，而“吐槽”本身是一种常见的娱乐行为，而娱乐行为无关事情的好坏，它的立足点在于娱乐本身，而非其所指的对象。所以，就算是我并不了解这部作品的时候，也可以一吐为快。而且，即便我并不了解，却也并非完全的信口开河，首先我有自己的观点和态度，这很重要，它需要倾泻的途径，不管这些观点和态度是否准确，却依然具有合理意义。如果我具有更多的进一步了解，甚至能形成专业的研究论述，自然是很好的。可是，我不需要，我只是娱乐的态度作为一名看客，这才是本质。
以上这样的解释并不难以得出，我们可以为自己找到很多正当的理由。
不过，对于我而言，还想问更多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要用到那些通用的娱乐语言呢，那些语言在这个情景中起到是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我会呈现这样一种娱乐态度呢，娱乐态度可以呈现另外一种情景吗？
实际上要找这种问题的一些解答也不是很难，比如著名学者斯纳金认为：社会团体有一个强制效用，这个效用“筛选”和“微调”我们的语言表达过程，强迫我们“选择”所要说的东西。这决定了我们使用语言的方式。反过来，我们语言行为的强制体制塑造了我们的其他行为——比如“性格”，以及我们理解自身的方式。在此体制下，人作为受外界影响行为的“受体”而非自主性的主体。
尽管他这个观点不被完全赞同，但我觉得在这儿适合来解释我的行为。正如我的问题中为什么我要用到那些娱乐语言，因为我在选择娱乐方式的时候，已经有了现成的模式摆在面前，即“像其他人一般以某种口吻说出一段有讽刺效果的话”，表面看来我是自主的选择，但是这种所谓的选择是有必然性性的，当然我也可以用一些更平和的更中立的语言（这也是我真正想要保持的习惯）去描述，可是这样的话我在和周围的环境交流中会失去许多必要的乐趣，因为别人也持有这类似的语境（如果我的目的更多是为了娱乐，对这种乐趣的追求就是必要的）。如果我有转变这种行为态度的意识，也就是当我期望得到另外一种娱乐情景的呈现，我或者可以主动行使成为这个情景的主体推动者与引导者，把自己变为这种外界影响（意见领袖的功用，当然也未必）。
还没有完。
这种思考可以继续延伸到所有事情的方方面面，为什么我的行为模式是这样的，为什么我的表述方法是这样的？我所表述的真的是我所想要表述的吗，或者我能“合适的、正确的、准确的”去表述吗？
当观察我的部分言论亦或立场甚至态度时，发现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
再举个例子，我要表达一种观点（应该明白的是，观点这种东西，不是必须的也不是必然的。但若观点确切的产生了，不管它产生的缘由和动力，这观点都有得到表达的权利），比如我常常提到的一个词语“阶级社会”。这在我的认知体系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一般来说，我会直接使用这个词语，而不作更多关于它本体的解释（实际我有个习惯就是在阐述过程中不断进行各种概念关于我自身所指向的本体解释，以便于它不被混淆或误会，从这个楼里面的这么多括号就可以看出。这种习惯我不太确定是好还是不好，以如今的情形来看，我却又不得不这么做，因为总有太多没有说清楚的东西需要在括号里做一个相对解释）。“阶级社会”这个词语来源于既有的一些概念，但当我把它用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属于我自身的一种阐释框架了，但是我没有办法清楚的说明这点，以致于我怀疑当其他人看到我说这个词语的时候就直接按照那些既有概念去理解，而那种理解必然和我的阐释意图有较大偏差的。
于是我不得不花一部分篇幅来专门说明我所谓的“阶级社会”是什么的问题（真实的情况是并没有这么做，因为把它说得足够清楚不被混淆于既有概念，不仅有篇幅限制的难度，而且我也厌烦总是这样做）。如果所有人都知道我讲的这个词是一种特有的理解他就不会去混淆从而不容易怀疑和否定我的观点。当然如果我有一个新的词语可以代替这个原有的词语也是好的，可惜我发觉这样恐怕更加难以让人理解。
这也只是个例子，进一步的讲，许多生活中的事情都有类似的问题，因为我常常对事物产生不少理解，这些理解形成的观点需要得到阐释，阐释并不困难，如果是我自己来告诉自己，就非常容易。可是，如果要把它们用“合适的、正确的、准确的”内容表达出来，让其他人也可以得到和我接近（只能说接近，和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的道理一样，每个人内心对事物的理解也或多或少总存在偏差）的认识，就显得困难重重。这有受限制与语言体系的关系，有受限制于当时表达情景的关系。
所以要能更好的表达或阐述，我觉得最好要达到两个条件，其一是交流者之间具有更多无障碍的相互共通的对事物的理解范畴；其二是主导者应该对于阐述对象进行合理的”消化再创作“，就如同是翻译一门外语，把自己内心的语言翻译成交流者彼此间都容易共同理解的东西。
这种翻译，我目前的困惑是”信达雅“很难达到，因为我目前的知识水平实在太弱。但依然期望能更合适的表达，我相信这是一个越来越好的过程。

有时候，好不开森，会开心吗……会吧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