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非常强调音乐的教育、感化作用，认为其中尤以在调和感情、团结和睦方面的作用最为突出，所谓“乐者为同…同则相亲”（注：《礼记》卷三七《乐记》。），认为音乐具有化解矛盾、融洽情感的特殊功能。因而“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注：《礼记》卷三九《乐记》。）已经受到汉族文化较深刻影响的慕容廆，对于音乐的这一特殊教育功能也应当是了解的，更何况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也同汉族一样，不仅以音乐作为娱乐形式，同时也是运用它来作为交流感情、进行教化的一种手段。总之，慕容廆不是因一般的思兄之情，而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作为警戒、教育慕容氏统治集团而创作并演唱这首歌谣的。

二、慕容鲜卑建国后的宫廷音乐
慕容鲜卑建国后的音乐，一方面吸收了中原王朝的传统音乐，另一方面则将鲜卑音乐与这种传统音乐相揉合，将其改造提升成为一种新型的宫廷音乐。这种经过融合而形成的宫廷音乐，反过来又影响了、丰富了中原王朝的传统音乐，从而被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封建王朝所吸收利用，成为中华民族音乐中的组成部分之一。
慕容鲜卑早期的音乐是如何向中期的音乐转变，是怎样与汉族传统音乐相互交流、吸收、融合的呢？《太平御览》卷五七○引《前燕录》曰：慕容廆“以孔怀之思，作《吐谷浑阿干歌》。及浚、垂僭号，以为辇后大曲。”由此可见在慕容氏入主中原、建立国家之后，慕容鲜卑早期的音乐也随之被纳入宫廷音乐之中，其中的《阿干之歌》即被慕容浚所建前燕、慕容垂所建后燕政权改造成为在宫廷中演唱的“辇后大曲”。《魏书·吐谷浑传》更为具体记载说慕容廆所作《阿干之歌》是被僭号子孙用作“辇后鼓吹大曲”。鼓吹，是以鼓、箫等乐器演奏的乐曲，从汉代以来又不断吸收西域和北方少数民族乐曲，从而形成了一种与中国古代传统雅乐风格不同的新声，所谓“鼓吹者，盖古之军声，振旅献捷之乐也”（注：《北堂书钞》卷一三○《鼓吹六》引孙毓《东宫鼓吹议》。）。故又将其称为“军乐”（注：《续汉书·礼仪志中》梁刘昭注引蔡邕《礼乐志》。）或“武乐”（注：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卷二○《祭遵传》引沈钦韩《后汉书疏证》。）。采自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的“北狄乐”是中国古代鼓吹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唐书·礼乐志》曰：“北狄乐皆马上之声，自汉后以为鼓吹，亦军中乐，马上奏之，故隶鼓吹署。”从汉代开始设立乐府以采集和演唱鼓吹乐曲，从而成为中原王朝宫廷音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晋以后更专设鼓吹署以掌管这种乐曲。“大曲”是鼓吹乐的乐章之一，《乐府诗集》将其归于“相和歌”中的一种。《宋书》卷二一《乐志三》曰：“《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那么“大曲”也应是以丝竹等乐器伴奏而演唱的歌曲。慕容氏入主中原后，遂将其早期民歌《阿干之歌》等纳入传统宫廷音乐之中，从而丰富了原有的宫廷乐曲，使之成为一种具有慕容鲜卑民族风格的“鼓吹大曲”，初步实现了慕容民族音乐与汉族传统音乐的结合。从此慕容鲜卑音乐成为中国古代宫廷“鼓吹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慕容氏建国之后又接受了中原王朝传统的宫廷音乐。据《晋书·乐志》记载：“永嘉之乱，海内分崩，伶官乐器，皆没于刘、石。”西晋的宫廷音乐在永嘉之乱后被匈奴族的刘氏王朝和羯族的石氏王朝所得到，成为了他们的宫廷音乐。如所周知，西晋的宫廷音乐是继承汉、魏音乐。公元349年冉闵推翻了建都于邺城的石氏王朝，建立了冉魏王朝，仍然建都于邺城。于是石氏王朝的宫廷音乐又被冉魏所得到。不久前燕慕容浚平定冉闵，攻占邺城，冉魏的音乐除一部分流传到了立国于江左的东晋朝廷之外，另一部分则被慕容浚所得，从而纳入了前燕的宫廷音乐之中。在这个基础上，前燕又将本民族的音乐与中原传统音乐相结合，即一方面使早期的慕容民族音乐上升为宫廷音乐，将早期的慕容民歌纳入中原王朝宫廷音乐“辇后鼓吹大曲”之中；另一方面又接受、继承了中原王朝传统宫廷音乐，并给传统的宫廷音乐注入新鲜血液，从而形成了具有慕容民族特色的新型的宫廷音乐。
慕容燕国继承并改造传统宫廷音乐的情况，可从墓容盛对后燕宫廷音乐进行的改革中窥知其略。据《晋书》卷一二四《慕容盛载记》记载，慕容盛在位时，有一次“听诗歌及周公之事，顾谓群臣曰：‘周公之辅成王，不能以至诚感上下，诛兄弟以杜流言，犹擅美于经传，歌德于管弦。至如我之太宰桓王，承百王之季，……勋道之茂，岂可与周公同日而言乎！而燕咏阙而不论，盛德掩而不述，非所谓也。’乃命中书更为《燕颂》以述（慕容）恪之功焉。”这个记载告诉我们三个问题，一是在后燕宫廷中不仅与其他封建王朝一样演奏传统的宫廷音乐，而且其宫廷音乐中已经注入了“燕咏”这种新鲜的慕容音乐；二是这种“燕咏”不仅有如上所述吸收了原来的慕容民歌的鼓吹乐曲，而且还创作了歌颂慕容燕国帝王将相功业的宫廷雅乐——《燕颂》。“颂”是中国古代用于“美盛德”的宫廷雅乐。慕容恪乃前燕执政大臣，慕容盛对《燕颂》中没有歌颂慕容恪的内容不满，于是命令补充有关慕容恪的乐章，由此可见这个《燕颂》应是歌颂包括前燕帝王将相的乐曲，后燕演奏的《燕颂》当是继承前燕而来的；三是这种《燕颂》可能已经不是由鲜卑人用鲜卑语创作的歌辞，而是由汉族官僚文士用汉文写成用汉语演唱的。被慕容盛命令负责改写《燕颂》的中书，在魏、晋时期其职掌为“典尚书奏事”、“掌赞诏命，记会时事，典作文书”（注：《唐六典》卷九《中书省》。）等，需要很高的文化水平。慕容燕国官制多循魏、晋制度，故中书官员亦多任汉族官僚士人，慕容盛在位前后的中书令眭邃、封懿、常忠，中书监阳哲等，均为汉族士人，故由中书改写成的《燕颂》，应是用汉文创作的。由此可见慕容燕国在继承中原王朝传统宫廷音乐之后，不仅注入了慕容鲜卑的音乐形式，而且注入了歌颂慕容民族历史和功业的内容，将其移植、改造为适用于其政治需要的新型宫廷音乐。
慕容燕国这种具有慕容民族特色的新型的宫廷音乐，一方面在慕容鲜卑国家中展转流传，另一方面又于其他少数民族王朝和汉族王朝中广泛流传，从而促进了各民族音乐的交流和相互影响，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

其在慕容国家中的流传情况大体是这样的：公元370年前燕被前秦灭亡后，它的宫廷音乐被前秦所得到。公元383年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流亡于前秦的慕容氏宗室乘机恢复燕国。这时，苻秦所得前燕宫廷音乐被慕容永所得，从而成为了公元386年建都于长子的西燕王朝的宫廷音乐。据《魏书·慕容永传》记载：慕容永等鲜卑贵族在离开苻秦国都长安时，“率鲜卑男女三十余万口，乘舆服御、礼乐器物，去长安而东”。与此同时建都于中山的慕容垂后燕政权，又于公元394年攻克长子，灭亡了西燕政权，于是这批宫廷音乐又从西燕转移到了建都于中山的后燕政权，成为后燕的宫廷音乐。据《晋书·慕容垂载记》记载：慕容垂攻克长子后，将慕容永的“乘舆、服御、伎乐、珍宝悉获之，于是品物具矣”。对于上述慕容燕国宫廷音乐的来龙去脉，《魏书·乐志》曾作了一个简明扼要的概述：“永嘉已下，海内分崩，伶官乐器，皆为刘聪、石勒所获，慕容俊平冉闵，遂克之（注：《魏书》卷一○九《乐志》。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勘记》谓：“‘克’当是‘得’或‘获’之讹。”）。王猛平邺，入于关右。苻坚既败，长安纷扰，慕容永之东也，礼乐器用多归长子，及垂平永，并入中山。”指出前燕通过推翻冉魏政权而继承了汉魏传统音乐，这些音乐后来被苻秦带入关中，再被慕容永等鲜卑贵族带出关东，先后成为西燕、后燕的宫廷音乐。
后燕的宫廷音乐后来又被南燕所继承，《隋书·音乐志下》记载曰：“慕容垂破慕容永于长子，尽获苻氏旧乐。垂息为魏所败，其钟律令李佛等，将太乐细伎，奔慕容德于邺。德迁都广固，子超嗣立……”这里所说的“垂息为魏所败”，是指公元397年北魏进攻后燕都城中山，燕主慕容垂之子慕容宝弃城逃往龙城之事。慕容宝出走后，后燕的钟律令李佛等人也带着“太乐细伎”逃离中山，投奔镇守邺城的慕容德。当时慕容德为使持节、都督冀兖青徐荆豫六州诸军事、冀州牧，镇邺。据《资治通鉴》卷一○九《晋纪》三十一隆安元年条记载，在慕容宝逃离中山时，后燕的官员也纷纷出逃：“乐浪王惠、中书侍郎韩范、员外郎段宏、太史令刘起等帅工伎三百奔邺。”李佛等人就是在慕容惠等率领下逃奔邺城的这批“工伎”中的一部分。后燕的宫廷音乐就是这样转移到了慕容德手中的。后来慕容德建立南燕，迁都广固，于是李佛等人从中山带来的“太乐细伎”就成了南燕的宫廷音乐班底。对于这些音乐在慕容国家中的传播过程，胡三省有一简明扼要的概括，他说：“长安之陷，太乐诸伎入于西燕；西燕之亡，慕容垂收以归于中山；中山之陷，相率奔邺，由是南燕得之。”（注：《资治通鉴》卷一一四《晋纪》三十六，安帝义熙三年条胡三省注。）

其实都是互相融合啦，像过去在汉朝,汉族是没有床没有椅子的，就是跪着吃饭，然后打个地铺就睡觉了,和现在日本差不多,后来看胡人的胡床胡椅也挺舒服，然后也就坐了,是北朝是不吃鱼的,南朝不吃羊肉,后来一些投北的官员带过去吃鱼的习惯,觉得唉，吃一吃也不错，逐渐鱼也成了北朝的佳肴，南方也开始吃羊肉了